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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诞辰140周年纪念丨裘陈江：吕思勉与汪叔良的平淡之交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裘陈江

2024-03-19 11:53

吕思勉先生晚年曾回忆称：“予少好为诗，有所作皆书日记中。倭寇入犯，所居成瓦砾，日记存者无几，诗亦所失过半矣。”[1]据《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吕谱》）记载，1953年吕氏依据残存日记，将旧日诗稿抄录一册，再加上自己的评语和注释，送请赵敬谋（元成）、陈研因（协恭）、汪叔良（厚）教正。[2]后来出版《蒿庐诗稿》时，便将吕氏自评和赵、陈、汪三人的评语录入原诗后。这三位评者中，赵、陈二人是吕氏早年的诗侣，汪叔良则是在中华书局任职时的同事，均是一生的挚友，其中吕、汪二人的关系较少为人所知。

汪叔良，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月十四日出生于江苏镇江。其父汪启为其取名德厚，汪氏后来亦自署汪厚，以茹荼室、梅花簃为斋名，自号茹荼室主、梅严遯叟等，笔名有厄生、茹荼等。汪氏六岁开始入塾读书，1905年入长元吴三县高等小学堂肄业。翌年，从朱伯虞习英文，年底考取江苏优级师范学堂。1907年，又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1914年开始一度在上海闵行小学、民立女中等任教，后入中华书局担任英文校对译书事，此后一直在沪苏两地往返奔波，从事教育事业，同时爱好写诗、撰文，其笔记、小说、谜语等散见于《新闻报》《新世界》等报刊。1952年，在上海民立中学退休后回苏。

而1953年吕思勉诗作的整理工作，其中誊抄部分是由汪叔良帮助完成的，正是其退休回籍后不久。吕氏自己说过：“癸巳年七十，乃搜葺写定之，凡得百一首，寄示叔良，叔良为工书一册还之。”[3]笔者近日有幸得见汪叔良的部分书信、自定年谱残稿等，其中有不少与吕氏的往还记录。其中有一份残稿，记录其帮助吕氏抄录诗稿情况并附有详细评语一则，全文如下：

癸巳正月，抄录诚之先生所著古今体诗，自丁未至迄壬辰，凡九十九首，抄成一十八张，每页二十四行，行廿四字，原缺之字注明原缺。第一张第一行空出一行，以备写书名。其原稿有抄写错误之字，凡笔画错误，一望而知，为抄写人之笔误者，即为改正。

顷读吕诚之先生和其友敬谋诗，有句云“摩天健羽摧”。敬谋原作为“相思鬓渐摧”。窃以为摧字似嫌勉强，以为应用衰字。忆幼时读贺知章诗“乡音无改鬓毛衰”，当时但知为鬓发之白之意也，《全唐诗》亦作“鬓毛衰”，而后章燮所注《唐诗三百首》作“乡音无改鬓毛催”，注催促也，言鬓毛催白，以为催白二字似未妥。又见王尧衢所注《古唐诗合解》则作“乡音无改鬓毛摧”，注云“鬓毛摧败，老惫不堪”。俞汝昌所注《唐诗别裁集》亦作“鬓毛摧”，且注云坊本作毛衰，衰乃四支韵，恐是“摧”字之误，今改正。《全唐诗》作“鬓毛衰”，坊刻《唐诗三百首》则根据《全唐诗》作“衰”，不必改易。贺知章原诗本作“衰”，集韵十灰，衰音催，仓回切。与《论语》“子昆齐衰”之“衰”音义同。

乃知贺知章原诗本作“衰”，其作催、作摧者，及后人以衰老之衰及四支韵非十灰韵，是以改作催谓催促人老，改作摧谓鬓发摧败。无论其改作催、改作摧，其注释总觉支离，不如依《全唐诗》作“衰”，与齐衰之音义同，与回字来同为十灰韵，敬谋诗所以用“摧”字者，殆沿注唐诗者之轻改古诗之误而误也。

从这份评语可以看出汪氏抄录吕氏诗稿之严谨，而后面两段提到的便是《庚申端午客沈阳得敬谋寄诗次韵奉答》一诗，《吕思勉全集》中还附有赵元成原诗，[4]汪氏是就其中“摧”字提出商榷，该评语为现存《蒿庐诗稿》所无，从中可见吕氏与赵元成对于该字的误用。核对汪氏所举《唐诗三百首》章燮注本、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唐诗别裁集》俞汝昌注本三种书籍，确实如汪氏所言，将“衰”字误作“催”或“摧”字。[5]而吕氏的误用，或许正是因为年幼时熟习这些村塾唐诗选注本，进而沿袭误用导致。[6]另外，笔者还发现一封吕思勉先生去世前不久写给汪叔良的佚信[1] ，也未收录于《吕思勉全集》和《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对于了解二人的交往历程极为重要。该信全文如下：

叔良吾兄：

久未奉候，未审近状如何？中华事已有消息否？弟此月许困于左眼结膜炎，又直溽暑，不能作事，间又无聊闷损之至。委撰大作诗序，弟文殊不相称，今日勉成之，别纸录呈，敬祈斧正。

大作另挂号寄还，惬心处偕以红笔圈出，中惟《挽严畹滋》及《吴人有从军》两首，鄙意稍嫌黏懈，如删之更纯粹以精也。序亦偕易数字，并候卓裁。敬颂吟祺，不具。弟勉顿首。七·卅一。

兄年弟记不甚审，“少予四岁”句疑有误，乞改正。仅百首之仅字，乃逼近之义（非以为少），唐人诗皆如此用，如韩文言“张巡初入睢阳城中仅万人”，杜诗“危楼仅百层”是也。《旧唐书》《五代史》中如此用者尤多。

图1：吕思勉致汪叔良佚信

这封信的关键内容便是吕思勉为汪叔良诗集作序，从《全集》所收《汪叔良<茹荼室诗>序》及《吕谱》可知，该序作于1957年7月30日，故可知此信应作于同年7月31日。吕氏对于汪诗也提出了不少意见，不过《挽严畹滋》及《吴人有从军》两首最后在汪氏诗集油印时仍予保留。而这封信还提到吕氏晚年的身体状况，据《吕谱》中收录的日记可知，当时吕氏受困于左眼结膜炎，且已严重影响阅读和写作，在如此状况下，还勉力为老友作序校诗，可见二人交情之深厚。虽然据吕氏日记可知，在此后吕氏仍与他人有书信往来，但这一封是目前所见时间最晚的书信。信中最后部分提到关于唐代“仅”字古今异义的用法是吕氏颇为得意的发现，早在《论大学国文系散文教学之法》一文中也曾说过：“如仅字，我们现在使用之法，是意以为少，唐人使用之法，则意以为多（仅字的意义，乃接近某数，如九百数十，近乎千，九千数百，近乎万是。）我们所使用的，实在是古义，然如韩愈《张中丞传后序》之‘城中仅万人’，所使用的亦是唐时俗义，便是其一例。”[7]不过吕氏信中所举，杜诗“危楼仅百层”一句，查无该句，或是《泊岳阳城下》一诗“江国逾千里，山城仅百层”之笔误。至于特意交代的原因，原来吕氏在为汪氏诗集所作序言中提到“叔良之诗，一删订于戊子，再删订于壬辰，至今岁乃写以相示，仅百首”。

同时，《吕谱》还有两封1957年汪叔良致吕思勉的书信，可以与此信互证。首先是一封残信：

诚之吾兄惠鉴：

前月卅一日奉到手示，敬悉一一。本月二日曾肃寸笺计达左右，今又十余日矣。贵恙定已全愈，未知近日起居如何？至深系念。天气严寒，务祈加意珍摄，早占弗药，而康健胜常，乃私心所朝夕颂祝而未能一日忘者。日昨晤沈瓞民先生，与之闲谈，知其与吾兄颇熟识，且云日前其子号子玄者曾往候吾兄，并谓兄前发旧恙，今当全愈矣。闻之为慰，近日精神如何？乞示及，以慰悬系，曷胜盼祷。弟平生所作诗，虽亦有二三百首，但自觉可存者甚少。然敝帚千金，未忍遽弃。去年夏间曾将历年旧作，凡有语病者，或自觉有疵谬者，尽删除之，仅留九十余首，录为一卷。将以就正于吾兄，乞指其疵谬。自念平生知己，今惟吾兄一人。盖自甲寅之夏，共事于中华书局，今已四十四年矣。相交之久，相知之深，无如吾兄者矣。如能得兄一言以为序，乃私心欣幸而希望者。倘承允其所请，不胜感激之至。并请稍缓时日，俟（下缺）

《吕谱》中未能断定该信的具体月日，而结合汪叔良一方的资料，可以大致推测这封残信的具体写作时间。首先，从内容来看，该信是汪氏向吕氏求序，故应在前引佚信之前，是上半年且在7月之前。第二，而此信开头提到“前月卅一日”，故这个“前月”只有1、3、5三种可能，同时信中又说“天气严寒”，那么1月的可能性最大。第三，汪叔良留有自订年谱《梅岩遁叟手订年谱》一份，其在1957年记道：“正月十五日（1957年2月14日），寄近日所抄之《茹荼室诗稿》，壬辰年春取旧作，删去三分之一，存九十余首，与吕诚之先生，请为作序。”与残信内容完全吻合，信中所言“本月二日”曾尚有一信，此信则又过去“十余日”，那么这个本月应该指的是2月，因此这封残信的日期即是汪氏年谱所言的1957年2月14日。

这封残信的内容颇为丰富，不仅有诗稿之事，同时又提到了吕氏的病情，此外还追溯了吕、汪二人近半个世纪的交谊。汪氏信中提到沈瓞民并其子沈延国（信中称号子玄者），也与吕氏交往甚密。[8]最重要的是汪氏在信中称：“盖自甲寅（1914年）之夏，共事于中华书局，今已四十四年矣。相交之久，相知之深，无如吾兄者矣。”而结合《吕谱》可知，吕氏自1913年7月至1918年秋，由同乡前辈也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之一的沈颐介绍，任职于中华书局。

另外，《吕谱》还有一封汪叔良致吕思勉的书信[2] ，从内容来看，便是紧接着吕氏佚信的回信：

诚之吾兄惠詧:

两月未通音问，驰系之深，莫可言喻。而竟未能裁寸笺奉候起居者，则以弟病体日益衰惫，不耐握笔写字，亲友故旧，音问断绝久矣。今晨奉到惠示，并承赐拙诗序文，捧读之下，欣忭感激，不可以言语形容，弟在今日默念平生旧友，相知之深、相交之久者，惟公一人而耳。弟忆识荆之初，似在甲寅之秋，其时弟年廿八，次年乙卯，则弟年廿九矣。公确长三岁。回忆书局共事，今已四十三年矣。今年自二月以来，贱体日益衰惫，初觉头晕目眩，继则引起心脏旧恙，近则每晚足微肿，两足无力，现方注射微他命B针，半月前似略愈矣。乃近十日中，贱内及小孙皆患肠炎发热，至今未全愈，舍间人手少，弟虽有病，还要照应两病人，其苦况可想见矣。近半年中，医药之费，为数甚大，尤苦未遇良医，大率皆草草了事，殊可恨也。总之，贫病交迫，其苦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莫非命也，顺受其正而已，略陈近状，以告知己，谅公必叹此人“老来苦”也。专肃以鸣谢热忱，敬颂道绥，并颂谭福。

弟厚顿首，八月一日。

倘承时赐教益，以慰弟病中离索，不胜感激之至。

图2：汪叔良致吕思勉书信

由此信可知，汪氏刚刚接到吕氏所作序言，且已有两月未通音信，故自然是惊喜不已：“捧读之下，欣忭感激，不可以言语形容”，因而再次强调二人的交情：“默念平生旧友，相知之深、相交之久者，惟公一人而耳”。吕氏在序言中也称赞老友：“叔良之为人，持躬甚谨，而天倪甚和。与人交无城府，于是非黑白甚辨，而不为危言激论，庸克以默，自全于世。家贫而好买书，晨夕读诵弗辍，匪为好名，只以自娱。而间有考论，老生敛手。”而且巧合的是，两位老友各自的诗集“其写定之早晚及存录之多少，亦相若也。”[9]对于吕氏在信中提及的年龄问题，确实如吕氏所言年长三岁。而对于结交时间，汪氏在前面佚信中也回忆称是甲寅年，此时吕氏复核后改作乙卯年，故将时间改为四十三年。后来汪氏的自定年谱《梅岩遁叟手订年谱》中，也将二人结交的起点定为乙卯，应是据此改正。此后更多是谈及自身的凄凉处境，可谓与吕氏同为难兄难弟。

吕先生此时病已深重，而汪叔良也是老病不堪，此外还颇为家计所累，要照顾病人、幼孙，自叹乃是“老来苦”。其实汪氏的苦状，吕氏应是一直知情和关注的。二人交往四十余年，据吕氏为其诗集所作序言称：“嗣后或离或合，合则欣然道故，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离则千里诣书相问候，亦或困于行役，旷绝逾时月，然相忆未尝或忘，越四十年如一日也。”[10]而据现有史料，汪氏留有日记，曾现身于拍卖市场，据其中残页可知，应是1938年农历十一月廿七日，“至天蟾，遇诚之”，地点应是在上海。而据《吕谱》可知，二人在建国后还时有交往（1950年、1954年、1955年多有书信往来），据汪氏自订年谱记载1955年二人还在常州见过一面：“正月初十日（1955年2月2日）乘早车到常州访吕诚之兄，至则见其精神尚佳，慰甚。……未刻，回至十子街辞别诚之，谈五时许，其女公子送余至车站。”故而对于汪氏的困境，吕氏也曾略有帮助。1955年10月19日，吕氏在与好友顾颉刚的信中[3] 引荐汪叔良点校古籍，应是为其生计出谋划策：“汪君叔良（其居址为卫前街廿一号），乡居甚困，校书之事未知尚能为之曹丘否？”[11]同时笔者还注意到，在顾颉刚子女的回忆中提到，汪叔良还曾担任过顾氏之子顾德辉的老师。顾氏与之接触后，敬如上宾，且对儿子讲：“这真是做学问的人，可惜生不逢时”。此后还托汪氏做古籍整理的工作，且十分满意，相信其中也有吕思勉的推荐之功。[12]

图3：吕思勉致顾颉刚书信

而在拍卖市场上，笔者还看到两封1956年汪叔良致中华书局的书信，所谈内容正是点校古籍。首先一封是1956年1月23日：

中华书局古籍组同志：

自去年三月叔良校点《春秋会要》后，迄今将近一年，目下印刷之古籍，定仍须校勘标点，良于校点之役，颇愿担任，倘承继续委托，实深欣盼。复示请寄苏州卫前街二十一号为荷。此致敬礼！

汪叔良谨启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由中华书局所附“收发文联合登记卡”可知，于1月26日，中华书局回复汪氏可“继续担任校勘标点工作”。因此1957年佚信，吕氏开篇提到的“中华事已有消息否？”应也与此有关。而查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的姚彦渠《春秋会要》，末后附有“校点说明”一则，时间是1955年4月30日，但是整本书中未出现整理者汪叔良的名字，只能是“校点者”三字，或许是与中华商定的结果。

另外一封是1956年1月23日汪氏写给“古籍出版社”（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拆分成立）的自荐信：

古籍出版社同志：

闻贵社专事印行古籍，曷胜雀跃，叔良于校点古书颇感兴趣，自揣能力亦堪胜任，去年春曾为中华书局校点《经传释词》《春秋会要》两书，可以覆按。缘叔良生性谨慎，自幼读书，即喜从事校雠，故于校勘门径多所通晓，遇有疑义，即能推求源本，以资点定，非徒据本互勘。又喜校雠古书者，或罕通西文，叔良则于此亦曾致力，故于章节句读之分，尤能融会贯通也。贵社印行古籍，必须校勘标点，倘蒙委任，实所欣感，谨布区区，即祈。

从信中自述可知，当时除了《春秋会要》，《经传释词》也是由其校点整理，而据该书书末校记，同样也没有点校者信息。汪氏在自荐中，语气谦逊，但对于自己所长也毫不掩饰：“自幼读书，即喜从事校雠，故于校勘门径多所通晓，遇有疑义，即能推求源本，以资点定，非徒据本互勘。又喜校雠古书者，或罕通西文，叔良则于此亦曾致力，故于章节句读之分，尤能融会贯通也。”汪氏早年入中华书局便是负责英文校对和翻译，后入字典部，因此对于古籍和西式标点均极为熟习。只是此时的目的更多是希望这些工作所得的些许收益，或可于生计略有小补。

由吕思勉先生晚年留存的日记可知，在与汪氏这几封书信往来后，二人仍有书信往还，甚至还曾晤面。吕先生是1957年10月9日深夜去世，此前的9月1日还与汪叔良、陈协恭等人晤面，5号和7号与汪氏仍有书信往还（均未见），到10月7日又与汪、陈等人晤面，只是这一次几乎等同于老友们最后的告别了。汪叔良不久也于1961年在苏州去世，晚景凄凉，身后遗稿更是散失殆尽，四处飘零，仅《茹荼室诗稿》[4] 一部（首列吕思勉序言和自序）因当时稍有油印而得以传布，只能说是不幸中的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