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40人｜倪峰：中美合作存量和增量优势仍然显著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回顾中美关系四十年，两国有过交往停滞的“寒冬”，有过打破坚冰的“暖春”，有过密切合作的“盛夏”，也有过危机四伏的“凉秋”。

时值九月，上海已是一阵秋雨一阵凉的时节，中美关系似乎再次步入“多事之秋”，令两国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在这样一个秋日的午后，我们迎来中国社科院资深美国问题专家倪峰老师，解读中美关系四十年风云变幻。

一份《参考消息》点燃对国际局势的好奇之心，一本《光荣与梦想》打开对美国社会的认知之门，从西北大院工人子弟到京城学府天之骄子，再入国家智库成为顶尖学者，倪峰亲历中国社会巨大变迁、中美关系跌宕起伏。一个多小时的访谈，倪峰从个人经历中揭示大历史，从智库视角观察大外交，从现实纷争中思考大战略，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大智慧。

美国初印象：从银幕上的总统到社会实录书刊

澎湃新闻：1979 年中美建交，您当时还处于青少年时期，对此是否还有什么印象？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感受？

倪峰：中美建交的时候，我才16岁不到，对外部世界还处在比较懵懂的状态。如果说对中美关系的最初印象，可能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是军工厂的子弟，工厂每周六晚会放一些电影，在电影播放之前会放新闻简报，就是把国内发生的重大事情做一个简报，比如说毛主席会见了谁、做出了什么指示等等。我记得毛主席会见尼克松的新闻简报在一段时期内被不断播放，尼克松可能是我在影像中见到的第一个美国人。总体而言，我在青少年时期，对中美关系并没有多少了解，也没有想到后来会从事研究中美关系的工作。

1978年底，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在时间上和中美建交是重合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一个非常强烈的“刺激”。我在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文革”阶段，我们名义上是在上学，实际上是在学工、学农、学军，在课堂的时间很少。“文革”的时候，我们对外部的世界几乎没有了解。1978年以后，中国的社会状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大家突然感觉到，周围的人对知识有非常强烈的渴望。新华书店开始卖各种解禁的书，我每次和父亲去书店就像是过节一样，会买大量的书回来，这么多知识突然出现在面前，感觉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这种氛围和小学、初中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

澎湃新闻：当初为什么报考北大国际政治专业？何时开始对美国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

倪峰：报考国际政治专业是因为我的个人爱好。小时候，我们家邻居是一个中层干部，中层干部在“文革”的时候可以订阅《参考消息》，上面刊登的都是国际问题，我看过两次后觉得特别有意思，于是这份报纸成了我每个星期的期盼。邻居老先生把《参考消息》拿回来之后，我就坐在他们家门口看。由此，我对国际问题产生了兴趣。后来高考成绩还不错，于是就报了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国际政治专业。

大学的时候，从认识美国的角度来看，对我影响非常大的是在图书馆看到的一本书—美国记者威廉.曼彻斯特的著作《光荣与梦想》。这是一本非常厚的书，作者将从大危机时代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的各种变化描述得非常生动有趣，在我面前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例如甲壳虫在美国的风靡、反战运动等等，很多现象在我原先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让我感受到美国社会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这本书让我对美国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

倪峰在北大门口留影。

研究路起航：从未名湖畔学府到张自忠路智库

澎湃新闻：大学毕业后，您是如何走上了美国研究的道路？

倪峰：北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中国社科院工作，一开始是在西亚非洲研究所的非洲经济室。有一次，我去中国社科院的总部办事，碰到了我在北大读书时的班主任王缉思老师。王老师告诉我，他已经调到了社科院的美国研究所。后来，在他的建议和帮助下，我调到了美国所，从此开始研究美国问题。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没有人对我的影响能够超过王缉思老师。从我进入美国所开始，就是王老师带领着我研究美国问题，后来我又跟着他读了博士。王缉思老师是我近20年的导师，我的几乎所有研究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做出来的。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您个人的职业发展、研究历程和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之间的关系？

倪峰：我刚调到美国所的时候，先是在办公室做一些杂事。当时有一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1989年以后，中美之间官方的交往基本上已经停滞，两军的联系也中断了。但是作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两个国家，中美的军队不能没有联系。我们社科院美国所就承接了一项工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美国军队之间建立第二轨道的联系。来美国所不久就做了些接待工作，当时我带着十几个身着军装的美国军官出现在社科院大楼的时候，感觉周围的人还是很诧异的。

从这个事例中就可以看到美国所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一方面，美国所是研究美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机构，另一方面，美国所也是中美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尤其是在中美关系遇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我们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第二轨道”的作用。美国所很多研究人员都从不同方面参与了中美关系发展中的许多重要事件，这对我们的研究也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澎湃新闻：社科院美国所作为中国最顶尖的涉美研究智库，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智力支持，这方面的例子是否可以和我们分享？

倪峰：我想举两个有关台湾问题的例子。一个是李登辉访美，1994年年底到1995年年初，台湾方面在运作李登辉访美，但是美国方面给中方的承诺是这件事不可能发生，而且是美国时任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亲口作出的承诺。在李登辉访美这件事情上，台湾方面没有通过美国的行政部门去做工作，而是通过国会进行了运作。我们美国所对此作出了预警。李登辉的访美事件，促使我们对美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型，即一方面要研究美国的行政部门，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国会研究。我们设立了很多研究项目，专门去美国，采访美国的国内政治问题专家，我也参与了其中的很多项目。

还有一件事情是在2003年。当时台海形势非常严峻，陈水扁要搞“公投”，试图在法理“台独”上迈出重大一步，已经严重挑战了大陆方面的容忍程度。当时，王缉思老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法，即一方面我们要为军事方案做切切实实的准备，另一方面也要把这种意图非常清晰地告诉美国人，让美国人意识到陈水扁这样做的严重性。后来，由王缉思老师带领一些学者前往美国，访问了哈佛、大西洋理事会等机构，和美国学者做情景模拟，模拟如果台海发生了军事冲突，中美两国如何互动，互动的结果是什么？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我们安排了多次模拟。当模拟到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发现两次的结果是一致的，都是局势失控，爆发核战。这个结果非常清晰地摆在了美国人的面前，他们要么选择核战，要么选择管住陈水扁，答案显而易见。

当时也刚好遇到第二次朝核危机，美国需要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提供帮助。2003年年底，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和小布什总统召开了一个联合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小布什总统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他说，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试图改变台海地区的现状，这是我们反对的。这句话很简单，但是非常关键，它意味着美国的对台政策自1995年李登辉访问以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从偏向于支持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转变成抑制“台独”势力的过快增长，防止把美国拉下水。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说美国所也发挥了一些作用。

澎湃新闻：在您的研究生涯中，有丰富的和美国官员、学者交往的经历，这其中有没有令您印象比较深刻的美方人士？中美两国学界对中美关系的认知有什么样的差异？

倪峰：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美国学者是傅立民（CharlesFreeman）。在和美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岁数稍微偏大一点的专家对于中国的感情是相当友善的。这些人可能是因为经历过中美关系的蜜月期，面对过共同的敌人，也可能是因为他们都经历过冷战，在看问题的时候更具有战略眼光，考虑问题全面后再作出一个相对慎重的判断。尤其是在和傅立民打交道的过程中，我觉得他特别有战略思维，对问题的把握也非常精准。美国年轻一代的中美关系研究者，对中国的友善感情淡了许多，有一些人还抱有负面情绪。此外，年轻的一代都关注非常具体的问题，缺少战略思维，脑海中没有一幅“大图景”。

在中美两国，学界都不是一个整体，有各种各样的观点。随着中美关系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受此影响的人也越来越多，声音也就愈发多元。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趋势，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多元，而美国的声音却越来越向一个方向汇聚，集中到对华负面的观点上，这是学界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倪峰与王缉思合影。

中美四十年：从战略合作到全面竞争

澎湃新闻：如果要梳理中美关系四十年的发展脉络，可以划分成几个阶段？有哪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或分水岭？

倪峰：严格划分的话，第一阶段应该是从1972年到1989年，这是中美关系的战略合作阶段。这一阶段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72年到1979年。尼克松访华使中美关系实现了突破，但是因为在台湾问题上中美没法达成共识，中方提出的“断交、撤军、废约”尼克松没法答应，两国的建交就搁置了。打个比方，生意谈成了，但是没有签合同，很多事情就没法往下推进了，因为没有一个法律基础来保证双方的利益。举个小例子，当时我父母在军工厂工作，生产雷达，我们向美国提出要求说能否帮助我们改进武器装备，但是因为没有建交，美国的利益无法保证，美国就把这件事委托给法国人做，于是工厂里就邀请了一批法国专家来帮助改进。1972年到1979年的战略合作，是一种战略态势上的合作，很多具体的问题没有办法落实。

1979年到1989年，是战略合作阶段的第二个时期，中美开始从战略态势的合作，向战术层面的合作延伸。1984年，中美签订军事技术合作协议，美国将中国定义为“友好的非盟国”，并按照这个标准开始向中国出售一些先进的军事装备，包括炮瞄雷达、黑鹰直升机等等，并帮助我们改善舰船的动力系统、飞机的火控系统等。中方也向美国提供了歼6飞机，以帮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苏联米格战机的性能。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很简单，就是为了对付苏联，这也是中美军事交流最为密切的一个时期。

1993年7月23日，美国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将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运往伊朗，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银河号”事件。“银河”号凯旋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慰问船员。

第二阶段是1989年到2001年，中美关系在动荡中发展。两件事导致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件事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两国因为联合抗苏而忽视的双方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差异，此时开始逐渐显露，美国带头发起了对中国的制裁。第二件事是苏联解体。双方的合作基础也消失了。美国人非常实际，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向中方施压，提出维持中美关系的条件就是中国要向美国的标准看齐。于是，中美关系在政治、经贸等一系列问题上动荡起来，出现了很多危机：1989年以后的对华制裁；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克林顿上台后提出人权和最惠国待遇挂钩；90年代中期的台海危机；1999年的炸馆事件；2001年的撞机事件等等。与此同时，中方也开始找到中美关系新的合作基础—经贸。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得到确立，中国不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加大引进和出口的力度，经过艰苦谈判加入世贸组织，在这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中美经贸关系飞速发展，双边贸易额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基础。因此，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可以看作是两条逻辑线的相互作用：第一是制度认同的逻辑，美方施压，希望中国在制度层面向美方看齐；第二是经贸合作的逻辑，中国寻找到经贸作为中美合作的新基础。

第三阶段是2001年到2009年，这是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阶段。若干因素促成了这一阶段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首先，美国确立了新的敌人。美国经历了40多年的冷战，习惯了一个有敌人的世界，苏联解体后，受到惯性的支配，美国一直在寻找敌人。美国曾把多个国家视为潜在的敌人，中国一直位列其中。2001年“9.11”事件发生，恐怖主义迅速成为美国的首要敌人，美国比较彻底地将忧虑的目光从中国的身上转移，并将中国视为在反恐领域可以合作的对象。其次，2003年小布什总统的讲话，说明中美在双边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达成了有限却十分重要的共识，共同遏制“台独”势力，后来台湾又迎来国民党执政，这就大大降低了台湾问题的敏感性。第三，两国关系的机制化。从战略对话、战略经济对话到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高层交流机制得到建立并不断发展，中美也在工作层面建立了100多个对话机制。通过这些机制的建立，使得中美关系出现问题时能得到较好地管控。第四，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推动了两国的合作。2007年，美国爆发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2008年年底，美国出现两个很盛行的说法—“中美国”和“G2”。我和王缉思老师当时去拜访世界银行的行长佐利克，问他为什么会有“G2”的说法。他说这个道理挺简单，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是市场失灵，这时候就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出来应对。纵观全球，中美两国政府最强，如果中美合作，就会对缓解危机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这种形势使得美国一换总统中美关系就动荡的规律被打破了，奥巴马上任初期，中美关系“高开高走”。

第四阶段是2009年至2017年，这是中美由竞合到全面竞争的过渡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打了两场战争，中国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十年下来，发展态势上的差距就显露出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发现自己的经济发展非常糟糕，中国的追赶速度非常迅速，此时，美国的对华疑虑就开始显现出来。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从地缘战略的角度出手应对中国。美国逐渐加强和盟友的关系，在军事上搞空海一体战，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热点问题，通过一系列行动拉拢越南和印度，等等。中美之间的问题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一方面看到了竞争，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合作对这种竞争进行制衡。例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美两国对于巴黎协定的签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也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阶段双边关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竞合，双方一方面在进行竞争，一方面也在追求合作。

第五阶段是从2017年年底美国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始，中美进入全面竞争的时代。中美开始在多个领域、各个方面呈现出竞争态势。以贸易问题为例，贸易摩擦一直存在于中美关系之中，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但是没有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把这个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来处理，并且是以大规模贸易战的方式。

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发生了质变，体现在“两个定位”和“一个判断”上。“两个定位”是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一个判断”是认为美国自尼克松以来接触为主的对华政策失败了。在这些理念的指导下，美国发动了大规模的贸易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人文科技交流问题也开始不断涌现。这不是特朗政府的心血来潮之举，而是美国统治精英内部已经就和中国展开全面竞争达成共识，目标是中美关系“脱钩”或者对华“规锁”，中美关系面临质变。

2006年，倪峰（二排右二）访问美国蒙特雷研究所。

合作路犹在：从维护存量到开拓增量

澎湃新闻：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多事之秋”，两国是否还能找到稳定剂或者合作点来对冲竞争？如何在矛盾凸显、争端频发的时期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

倪峰：从冷战以后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来看，我们不能因为有贸易争端，就全面否认经贸在中美关系中的“压舱石”作用。虽然现在美国有很多负面的声音和做法，但是如果从一种客观理性、有学术功底的研究和判断出发，有一个基本事实我们需要承认，即中美两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我在上世纪90年代去美国，海鲜自助餐是20多美元一份，我去年去同一家店，价格还是20多美元，这说明美国已经很多年没有通货膨胀了，这和美国从中国大量进口物美价廉的产品有重要关系，大量的美国消费者从中获益。而且，对于有铸币权的国家而言，贸易赤字是它的福利，因为它只要印钱就能从别的国家拿到东西，其实占了很大的便宜。中美的经济结构仍然具有很大的互补性。所以，两国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是一个基本事实，利益分配是可以调节的，不能以零和思维来看待。经贸关系在未来还应该继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从近期美国举办的有关中美贸易的听证会来看，在美国企业眼中，中国的作用无法替代。这是中美合作的存量。

中美关系不仅有存量优势，还有增量优势。中美虽然已经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年有6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额，但双边贸易额仍然有大幅度增加的空间，这是美加、美日和美德这样的双边经贸关系无法比拟的，因为它们都是发达国家，发展的空间有限，需要的货物有限。以能源为例，目前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的比重仍然接近70%，为了调整能源结构、解决空气污染、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我们对清洁能源有巨大的需求，中美在进口页岩气方面还有巨大的合作空间。此外，中美在农产品进口方面也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蛋白的需求量也在大幅增加，而美国有很多荒地，采取轮耕，还有大量可供出口的潜力。进口农产品也有利于缓解华北地区的水资源危机。当前，中美虽然存在贸易争端，但是不能把它看作经贸关系的全部。

中美关系越来越重要，因此，双边关系的基础也应该进一步夯实。除了经贸领域，还应该进一步密切两国的社会交往。根据美国盖洛普和皮尤的数据，美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对中国的好感正在上升，这不是因为媒体的作用，而是中美两国人民经过更多面对面的交流而获得的真实体验。此外，随着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加速，要对中美关系进行一种更加坚实的战略管理，尤其是在两国战略界、军队之间建立一种更加机制化的相互联络通报机制，使机制更加通畅，尽可能避免各种突发性的危机。

澎湃新闻：您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有信心吗？

倪峰：任何一个结果都不是命中注定，一定是各方互动的结果。因此，我们的工作应该是推动两国向积极互动的方向去发展，这就可能为中美关系争取到一个好的结果。正如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提到中美关系的“共同演进”，在这个过程中，双方以积极的心态去推动，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努力，这从总体上对两国、对世界都有巨大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