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40人｜杰弗里·贝德：中美两国都能成为国际体系支柱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今日对话杰弗里·贝德。 

距离2011年从奥巴马政府退休已经7年有余，但杰弗里·贝德——这位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亚洲事务高级顾问——提起那段时光眼神中仍然闪动着光芒。

在位于美国洛杉矶家中的后花园里，年过七旬的贝德拿出当年在白宫时的工作照，如数家珍般回忆着当时的点滴。

近40年的外交工作经历，让贝德对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排序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面对中国的崛起之势，这位温和民主党人在对华主张上同样增加了现实主义的考量。

他希望看到“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种理念的回归，也相信中美两国都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基石和支柱，为创建稳定繁荣的世界贡献力量。

中美建交：不朽的历史意义

澎湃新闻：中美建交后不久，您就于1981-1983 年到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从您的切身经历来看，建立外交关系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变化？

贝德：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一大目的就是要为我们扩大合作领域、为两国人民交往创造条件。当年，我们就领事协议进行了谈判，以确保双向来往畅通，两国人民都能到对方国家亲眼看看；我们就科技协议进行了谈判，制定了三十多条细则，为各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展开合作提供便利；我们还就文化协议进行了谈判，具体涉及到音乐、舞蹈、戏剧以及博物馆等各类文化艺术交流——这是普通百姓尤其喜闻乐见的；我们还签订了贸易协议，甚至还有军事交流方面的协议。可以说，在所有领域，我们都有协议。两国人民都非常重视我们的双边关系，也都从中获益不少。

澎湃新闻：霍尔布鲁克是您的“职业教父”，是他建议您从事美国亚洲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方面的工作。那么，是什么让您坚持将中国作为职业生涯的重心呢？

贝德：现在很多年轻人因为没有经历过历史上那段我们敌对的紧张时期，所以很容易忘记：50年代中美在朝鲜半岛打了一场战争，死伤人数达百万；后来，我们在越南又卷入了军事冲突。

我决心从事中美关系事务，正是因为我意识到：我们两个大国在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发生了两次重大冲突，这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对中国也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必须建立新的、不同的双边关系，否则我们将会在未来不断重蹈覆辙，甚至面对更具毁灭性的结果。

澎湃新闻：现在回过头来看，您觉得中美建交的历史意义何在？

贝德：我认为1972年尼克松的访华之旅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改变20世纪历史轨迹的决定性时刻。尽管意识到我们两国在政治、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有着迥异的制度体系，尽管承认我们对世界事务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是尼克松、基辛格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能够坚持我们必须使双边关系正常化，坚持我们必须找到加强合作、管控分歧的方法。这样的远见卓识时至今日仍有不朽的意义。

那一时期的政治家们能够超越分歧，找到中美和解的大框架，即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是非常不易的大智慧。我认为，这对我们处理此后的很多问题仍然具有最重要的启发意义。

贝德在洛杉矶家中接受采访。

“公平”的贸易不等于“平衡”的贸易

澎湃新闻：2001 年您带队完成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美国代表团当时的主要立场和目的是什么？

贝德：中国当时已经展现出未来将会成为世界前三大经济体的发展势头。我始终认为，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置于最主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准则之外，是不可持续的。

现在特朗普总统以及他身边的很多官员抱怨说这份协议是单方获利的、很糟糕的。我认为他们没有弄明白中国入世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目的在于向非中国企业、贸易商开放中国市场，而不是将西方市场向中国开放。西方市场在“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下已经对中国开放。

所以，自那以后中国出口的急剧增长，并非签署WTO协议导致的结果，而是因为中国自身发展迅猛，因为中国制造业的大规模崛起——尤其是工业制造能力的飞速增长，因为中国融入东亚经济体，成为东亚出口一大平台。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也实现了巨大的增长。这是我们推动中国入世的目的。当然，中国的出口增幅更大，但并非因为这一协议，而是因为中国本身的发展。WTO协议从来不是用来确保贸易“平衡”的，而是用来保障“公平”贸易的。

澎湃新闻：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出口增长更大，美国国内许多人开始质疑当年同意中国入世的行为，认为这是战略性错误。您怎么认为？

贝德：我一点不觉得需要为促成2001年中国入世而道歉。任何谈判都不可能只让一方获利而让另一方完全吃亏。只要是谈判，其结果往往会同时招致两边的批评。

现在，中国仍然存在许多市场准入的门槛。我认为中国需要超越入世协议，进一步加大力度开放市场。我认为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对于所谓的单向贸易的不满情绪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中国需要重新审视这一问题，考虑到可持续的国际经贸整体态势。

我接触过的中国领导人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例，相关文件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并且参考了几年前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联合研究报告。

澎湃新闻：很多人认为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一大根源是因为美国越来越把中国看作战略竞争对手。美国人真的开始失去贸易合作方面的兴趣了吗？

贝德：如果你深入到美国各地基层，你会发现民间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战略竞争”忧患意识。美国的地方层面，并不像华盛顿或纽约的某些智库那样，纠结于“战略竞争对手”一说。普通百姓对彼此的关切都更实际。这是我的印象。

普通美国人更关心我们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南海某个岛礁的情况。他们不在乎这个，他们在乎的是能不能出口到中国，能不能从中国进口。不难发现，美国的很多州长都是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支持者，因为他们希望吸引中国投资，他们还会组织赴华考察，希望把东西卖到中国。他们考虑的要务实得多。

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与延续性

澎湃新闻：您曾参与奥巴马的总统竞选工作，后来也曾担任其政府在亚洲事务方面的主要顾问。您认为您的观点和政策建议对奥巴马总统有多大影响？

贝德：中美关系似乎有这样一个规律：一位新总统上台之后总喜欢推翻前任总统的一些政策。表现在中美关系方面：1980年，作为总统候选人的里根对中美关系正常化不屑一顾，甚至提出要与台湾重新“建交”；1992年，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克林顿，曾不遗余力地尖锐批评北京方面，还声称将有条件地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批评前任总统老布什对中国太软弱；2000年，虽然没有那么戏剧性，但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将中国标榜为“战略竞争对手”，批评前任总统克林顿曾把中国称为“战略合作伙伴”。

对历史上的这三个案例，我都非常清楚。我也很明白，每一次都导致新政府的头一两年里，中美关系出现了倒退，这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损害，不利于我们发展使双方获益的良好关系。

里根花了两年多时间才让中美在对台军售方面达成了一个联合公报；克林顿也耗费两三年才放弃了“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此前两国一度剑拔弩张，尤其是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小布什上台后，两国军事交流也遇到重创，直到“9·11”事件以后，两国关系才重新走上正轨。

尽管奥巴马对小布什总统的很多政策持批评态度，但在总统竞选时期，我给奥巴马的建议是：不要在竞选过程中或在上台后的前几个月里，做出有损中美关系的事或发表相关言论。不要给合作增加麻烦，因为的确存在我们必须共同协作解决的问题。奥巴马总统对此表示赞同，他在竞选期间的言行都非常谨慎。担任总统后，他很快便在2009年秋的第一次亚洲之旅中访问了中国。

在美国似乎流行着一种历史修正主义思想，认为一开始就应该制造矛盾争端，应该展现强硬的态度。每个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展现出强硬的一面，当然无可厚非。但是有必要释放负面信号，让对方以为你要颠覆两国关系吗？难道此前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意义吗？难道不管好坏，都要一并摈弃吗？我认为这是不明智的。

贝德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交流。

澎湃新闻：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一大举措是提出了要“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您是否也参与设计了这个战略？这是您对奥巴马影响的另一大方面吗？

贝德：我2011年就离开了奥巴马政府。我从来没有用过“转向（pivot）”这个词。我比较认同的是“再平衡（rebalance）”这个说法。我在奥巴马政府任职期间，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要制定针对中国的政策。我们只是讨论过要加大美国在亚洲的参与度，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关系。

我认为美国应该尽其可能全方位发展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有些方面我认为过去被削弱了。所以我倡议支持美国参加东亚领导人峰会，与印尼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在东盟总部雅加达建立相应机构等等。

我还支持签订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美韩贸易协定等等举措。我认为美国需要加大在亚洲的参与度，因为亚洲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这在我看来，从来不是针对中国的遏制政策，而是具有包容性的。

奥巴马总统也很赞同我的观点。他参加了东亚领导人峰会，是出于加强美国参与度的战略考虑。

当然，美国国内有很多人不同意奥巴马的亚洲政策。他们对外交政策和中国有非常两极化的观点。但我认为，直到特朗普总统之前，美国各界领导层就亚洲政策是有大致的共识的。如果比较一下奥巴马和小布什、克林顿以及老布什的亚洲和对华政策，你会发现相似性远多于不同处。在这方面，他们具有相当大的政策延续性。只是现在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不连续性。

澎湃新闻：奥巴马在总统任期内曾多次与习主席会面，就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讨论。特朗普总统上任后100天不到，就与习主席举行了双边会晤。政府高层之间的交流对两国关系有什么影响？

贝德：我认为特朗普总统非常重视与习主席的私交。两位领导人似乎也已经建立起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这是好事，值得赞扬。特朗普政府内有不少人对中国的态度比较强硬和不友好；这种情况下，领导层之间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有利于防止事态恶化。

两国政府高层之间发展积极的个人关系是相当有益的。我在克林顿政府任职期间，我们在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之间建立了一条热线。这是一条安全热线，可以直接交流也可以先加密。我们还在两国的军官之间建立了相似的热线。所以当发生南海摩擦之类的事件时，双方可以快速畅通地交流各自的意图。这样的机制有利于防止冲突升级。

我在奥巴马政府任职期间，中美曾在南海领域发生过一系列摩擦，涉及到中国的渔船和美国的军舰。美方认为我们是在行使国际海域的航行自由权，我们和中国军方有沟通，中方也明确表态“不喜欢”美方这样的行为。虽然我们意见有分歧，但是我们双方都要确保不会互相开火。我们成功了，这就是“有效管控”：双方都可以表达各自的态度和立场，但都不使事态恶化升级。这是外交官和政府官员的职责所在。

回归“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理念

澎湃新闻：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政策层对华态度日趋强硬和不友善。您觉得从长远来看，中美关系会走向何方？

贝德：中美双方都需要明白，这对关系将一直包含合作和竞争两种因素。这不可避免，我们永远不会只有竞争或只有合作。江泽民主席过去常常谈到“深化合作、管控竞争”，这是一个很好的方针。此后的各届领导人也都提出了类似的目标。

我现在担心的是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因子被不断放大，人们越来越多地只关注竞争的一面，这对于双方都没有益处。如果有人认为中美可以从某些实际冲突中获得好处，简直荒谬至极。如果爆发冲突，只会给双方都带来巨大的损失。

所以如果我们排除掉“冲突”——我认为任何有理性思维的人都会排除掉“冲突”这个选项——那么我们要和对方发展什么样的关系？而且对双方来说，彼此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很自然地，这是一组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我们要寻找办法让合作最大化，同时管控竞争。这是好的模式，需要战略眼光和智慧。

澎湃新闻：能否具体谈谈我们怎么样做可以“让合作最大化”？有哪些领域存在合作空间？

贝德：第一，反恐领域。中美对恐怖主义的发展都非常关切。这方面，我们有合作基础，虽然可能也有限。

第二，国际冲突、他国内战等国际乱局能为中美提供更广阔的合作空间。像中美这样的大国都希望看到世界稳定。某国内战或国际冲突只会破坏全球稳定和全球经济，没有一个国家能从中获益。中美已经在这方面有合作，但可以做得更多。

第三，朝鲜半岛尤其是一个例子。美国和中国虽然立场不尽相同，但还是长期保持着共同的利益。去年，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和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开展了合作，我觉得应该给双方都打出高分。这一方面要归功于高层的领导，一方面也是因为朝鲜的种种行为激化了冲突、加剧了风险。

第四，气候变化是一个可以长期合作的领域。奥巴马政府时期我们有过合作。因为特朗普总统和共和党的“退群”倾向，气候变化议题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被束之高阁，但我相信我们还是会回到合作上，因为这个问题不会消失。

澎湃新闻：近年来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一些举措，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美国受到了质疑。您怎么看？

贝德：我觉得“一带一路”倡议的概念没问题。这个倡议旨在连接欧亚大陆，加强各方合作，我认为很有道理。我也相信相关国家都能从中获益。

我不认为诸如亚投行之类的机构是对国际体系的挑战。我认为它们是对国际体系的补充，或者说是平行于现行体系的。这不是对国际体系的冲击或挑战，而是补充和支持，目的在于改善现存机制尚不完善的地方。

我也不认为中国是个修正主义大国，妄图颠覆或取代现行国际体系。看看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所作所为，我认为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在融入国际体系。

但是，我认为中国应该致力于确保相关国家不会因为加入“一带一路”而过度负债。我知道中国正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这是很好的举措。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多，确保相关参与国的利益不受损。

西方人很清楚，这样的大项目会使得中国在相关国家的影响力大大加强，这也会使得国际关系平衡发生改变。但这是现实，改变不了。

如果中国对项目的开展太过指手画脚，会引发相关国家的不满，这就会反过来抵消帮助建设基础设施带来的积极效果。中国应该努力使“一带一路”倡议服务于各个参与国的利益，也要允许其他参与国之间发展建设性关系。

我一直非常钦佩中国在越南战争之后，再也没有卷入过战争。也就是说，四十年来没有动武过。我认为美国人和西方人都需要记住这一点。

澎湃新闻：特朗普总统的政策总是变化无常。这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会有什么影响？

贝德：特朗普总统不是我最担心的。我更担心的是两国关系的全局，这并不完全取决于特朗普总统。我担心的是正在涌现的两国对彼此的新认知，比如，美国人越来越多地认为中美是敌对的关系，剩下的只有竞争，合作微不足道。

佐利克在2005年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个说法，我希望中国能回归到那个角色，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尽管这个词组并不常见，但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概念。其含义是中国要成为国际体系的一个基础或支柱，不仅仅只为自己谋利，也为整个体系服务——中方领导也都认同，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索取方，为了整个体系的健全有时也可以牺牲自身利益。

就中美关系的未来而言，我认为双方都需要在思维方式上作出改变，在行为方式上也要作出改变。在特朗普时代，这将是困难的，因为特朗普政府对国际体系的态度和认知不同，强调“美国第一”，不关心也不在乎国际机制。如果任何一方没有尽其所能，就很难在国际体系中构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关系。

未来几年，中美将更多地试图在双边关系中找到平衡，但我仍然期待“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种理念的回归，启发双方领导人制定明智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