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蒋劲夫家暴事件；禁止民办幼儿园上市之后

蒋劲夫家暴事件背后：人们为何会替暴力说话？

又一起明星家暴事件引发了舆论热议。11月20日早上，男演员蒋劲夫的日本籍女友中浦悠花在Instagram上晒出自己疑似被家暴的照片，同时承认蒋劲夫在日本“失踪”跟自己有关；当日，蒋劲夫发布微博，承认自己对中浦悠花的家暴行为。

然而，事件并未就此结束，蒋劲夫好友发布多条微博，称蒋劲夫打人固然不对，但人们应该知道“真相”：好友表示，蒋劲夫对女方情深意浓，然而女方社交混乱，且有骗钱骗婚假装怀孕等行为。

舆论随之发生令人惊讶的转向：同情甚至原谅蒋劲夫的声音出现，部分网友甚至称蒋劲夫“很男人”“圈粉”。而女方Instagram的账号下开始涌入大量谩骂评论，诸如“自作多情”“打人不对，女的也不是什么好人”。

为此，侯虹斌在“侯虹斌客厅”发布的评论文章中叹息，诸如此类的事件中，一种“要不是女人有错怎么会挨打？”的逻辑屡见不鲜。她指出，2001年，日本已经开始实施“防止家暴法”（《防止配偶暴力和保护受害者法律》），蒋劲夫若确实殴打了女友，其行为足以被认为是家庭暴力犯罪，应接受相应刑事处罚。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怎可因男方所谓“有担当”“耿直”的品性，与女方所谓“混乱”“不轨”的行为而混淆是非？

不过，这不是舆论第一次在家暴问题上态度摇摆不定了。此前的张雨绮离婚事件，以另一种方式映射出人们在家庭暴力上的认知模糊。今年九月，网传张雨绮与丈夫袁巴元因家庭琐事发生肢体冲突，两人在当月27日宣布离婚。事件爆出后，喝彩、支持张雨绮的声音占据主流，人们欣赏了张雨绮对婚姻的果断态度，一些评论甚至表示“虽然张雨绮打的只是自己的老公，但是全国妇女都像自己亲手打了自己的老公一样开心”。

彼时，如自媒体人萝贝贝在其公众号“萝严肃”发表的《张雨绮离婚了！女人三大喜：升职加薪甩渣男》中盛赞，像张雨绮这样“不好欺负”的女人实在少见。在文中，“与汪小菲对抽耳光”“怒踹王全安车门”“和老公打架不手软”等行为，被解读为“磊磊落落”“仿佛在看爽文”。“腾讯大家”作者闫红也在《张雨绮不是人生赢家，却是这个时代的赢家》中指出，张雨绮的出现告诉了大家，女性也可以在婚姻中寻求主动，追寻自我。

然而，不管是男人打女人，还是女人打男人，最大的问题不都在“打”上吗？张雨绮固然主动、磊落、潇洒，但这些品质可以掩盖她对伴侣施加暴力的事实吗？更令人忧虑的是，舆论一味强调张雨绮的“大女人”气质，强调她“有钱有名还有颜值”“无需依靠男友”，是否构成了对男女关系中表现出弱势的女性的变相歧视？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可以理解为何张雨绮事件中舆论一片叫好：它像是长久压抑之下的一次爆发，毕竟敢于出手打伴侣的女性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与女性遭受家暴状况之普遍相对应的，是大多数受害者未呼救、或呼救后难以得到保护。据联合国调查，在大多数国家遭受暴力的女性中，仅有不到40%曾寻求帮助，报警的更是不到10%。在中国，受害者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会报警。

2016年3月1日，包含6章38条的中国反家暴法正式施行，至今已实行三年。但观念的阻碍仍然是亟待破除的隐性障碍。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袁汝婷近日在《反家暴：让勇敢有回音，我们还有多远？》中指出，将家庭暴力视作“私事”“闲事”“家务事”的错误观念长期存在。哪怕在出台了全国第一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地方性法规的湖南，反家暴工作和培训依然匮乏：不少地区的基层一线干警完全不知道告诫书的存在，甚至不了解《反家暴法》；在警校的学历教育中，反家暴工作只通过特定培训普及，但范围十分有限。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家暴认定在法院审理中困难重重，且保护令制度等反家暴措施在实践中难以发挥应有效力。根据新京报提供的数据，2014年到2016年，全国涉及家暴的一审案件数量共94571件，其中3741件被认定存在家暴行为，认定率仅为3.96%。许多家暴事件因“证据不足”不了了之。同时，很多地方保护令申请的支持率不到 20% ，而经做工作后的撤回率高达三分之一。

11月25日是消除对妇女暴力国际日，在这个时候看到蒋劲夫女友中浦悠花Instagram下的千条辱骂，观者的心情想必更加复杂。无论是对于“暴力”尤其是“家庭暴力”的认知，还是对家暴之下受害者在法律与舆论上的保护，我们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禁止民办幼儿园上市，能解决我们对“红黄蓝”事件的忧虑吗？

在“红黄蓝”事件爆发近一周年之际，一则文件引发了舆论和市场的动荡。11月15日，新华社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旨在扩大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其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应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

其中第六项规定引起广泛关注，《意见》声明，要“遏制民营幼儿园的过度逐利行为”，包括“民办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等规定。

与此相应地，当日红黄蓝股价跌幅一路扩大至超过50%，市值蒸发超过2亿美元。第二天开市的港股与A股教育板块同样呈下跌之势，港股市场中如天立教育开盘跌幅超过30%。

在许多人看来，新政显现出政府对民办幼儿园加强监管的信号。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盘和林在《禁止民办幼儿园上市背后：幼教为什么变了味》中指出，学前教育从市场冷清到资金追捧，再到烫手山芋的过程，也是我国幼儿园存在问题的发现过程。他强调，供需失衡是幼教变味的首要原因，《意见》期望通过限制幼儿园的投融资行为，从资金层面上避免了垄断定价行为的发生，以遏制如今营利性幼儿园中的高昂价格。

腾讯新闻“今日话题”的作者丁阳在《不许上市之后，我们应该期待怎样的民办幼儿园？》中进一步解读了今天幼儿园乱象的根因。他认为，可以从“合约失灵”的角度理解民办幼儿园“天价学费”以及“幼师虐童”的乱象：幼儿园属于典型的服务缔约者(家长)与消费者（幼童）分离的场合，家长难以判断园方是否履行合约，再加上相应监管和约束措施不足，服务提供商就会“以次充好”来获得超额利润，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在丁阳看来，让营利性商家作为学前教育的服务提供商，理论上是存在缺陷的。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尽管《意见》已经强调了发展公办幼儿园的重要性，想在短期内让公办幼儿园进行全面覆盖，乃至实现把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仍缺乏现实基础。况且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或港澳台地区不同，由于基金会、慈善组织、私人财团等社会力量相对薄弱，非营利性幼儿园的发展始终有限，更面临登记门槛高、财产规则不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无法落实等困境。这意味着，尽管《意见》禁止民办幼儿园上市，但在当前现状下，营利性民办幼儿园依然是学前教育市场中无法排除的一部分。

也有人表露了更长远的疑虑。南都观察员“林中客”便在《禁止民办幼儿园上市，然后呢？》中指出，在扩大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强化政府主体责任之下，学前教育中一些更深的结构性隐患仍有待解决。

他指出，首先，按新政的规划，到2020年，要达到80%的普惠性幼儿园的目标，则意味着现在的民办幼儿园有相当比例要强制性被转为普惠园。“普惠”意为限价，而政府需对相应“普惠园”提供财政补贴和帮扶——在中国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紧张的状况下，如何保证公共财政投入，如何制定补贴数量与补贴标准，仍有待政府作出更充分、灵活的考量。

其次，在发展学前教育的同时，如何保障幼师供给，将成为未来改革的又一挑战。林中客指出，待遇差是这个行业高流失率的重要原因，民办幼儿园中，因为选择有限，教师低待遇和高流失率往往形成恶性循环；且幼师供给存在巨大缺口，根据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推算，当年幼师缺口超过240万。

最后，在幼教集团的野蛮扩张下，监管制度的缺失更为凸显。林中客强调，在民办幼儿园准入上，仍然出现中国不少公共服务领域以审代管的通病，而高企的准入门拦截部分小微幼儿园的同时，变相催生了扩张的幼教集团。在他看来，应放宽办幼儿园准入门槛，加强过程监管，从而引导有序竞争。

对于新政中“政府包管幼教”的趋势，林中客持一定保留态度——他指出，遏制营利性幼儿园乱象固然必要，但在幼师供给不足、质量难提的背景下，若市场进一步缩小，社会力量培育缺乏，家庭的选择性与政府公平性之间的矛盾恐难以完全消弭。“幼儿教育是一项综合事业，应该提倡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参与，提供多元服务，避免以整齐划一的标准办幼儿园。”

如何遏制当前幼儿园的乱象，缓解全社会对幼儿园的信任危机？在这个庞大议题上，市场性与公共性，选择性与公平性之间的复杂权衡仍在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