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四士”诗歌中的江南文化

原作者：不问鹭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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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旧唐书》记载，“先是，神龙中， (贺) 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初盛唐之际，诗坛上的贺知章、张旭、包融和张若虚四人，因均来自吴越之地，且文词俊秀，风骨清拔，一时“数子人间往往传其文”，为时人并称为“吴中四士”。古往今来，留名诗史的创作派别往往以风格划分，以地域来命名一个诗人群体可谓凤毛麟角，而“吴中四士”正是其中之一，可见江南这片文化土壤的丰盛，以及江南诗韵在整个中华诗史上的独特之处。

《吴中山水卷》（局部）沈周 明
上海博物馆藏

彼时，盛唐气象仍包孕未成，而绮靡纤弱的宫体诗已走向式微，诗坛正处徘徊嬗变之际。作为当时江南诗人群的代表性缩影，“吴中四士”以山水饱蘸笔墨，把水乡的情味、人文传统中的文士风流、诗性江南的历史底蕴悉数统摄入诗，而这种南方化的浪漫抒情，也为全盛前的诗坛注入了别样的活力。

水乡情味：灵动智性的山水兴象

纵观“吴中四士”整体的诗歌创作风貌,颇具江南的水乡情味，应证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既有水性的柔和包容，又兼得山川的灵秀。这样的地域文化浸润于诗歌的字里行间，构成山明水秀、虚实相生的艺术形象，是一种浪漫且不失智性的抒情。歌咏吴中山水的典型诗作，如包融的《登翅头山题俨公石壁》。

青为洞庭山，白是太湖水。

苍茫远郊树，倏忽不相似。

《吴中胜概图》（局部）文徵明 明
天津博物馆藏

青的山、白的水、绿的树，山水相映，虚实相依，如一幅中国古典的水墨画卷徐徐展开，这是属于江南诗文独一份的美感和意趣。再看《送国子张主簿》一诗。

湖岸缆初解，莺啼别离处。

遥见舟中人，时时一回顾。

坐悲芳岁晚，花落青轩树。

春梦随我心，悠扬逐君去。

湖岸缆初解，莺啼别离处。

遥见舟中人，时时一回顾。

坐悲芳岁晚，花落青轩树。

春梦随我心，悠扬逐君去。

酬唱送别之情，诗人在湖边送行友人，友人乘舟远去，频频回首，依依惜别。在诗中，老友之间的离愁别绪，氤氲在水气之间，落花和流水见证着人与人的情真意切，自有一番水乡情味在其中。

《京江送别图卷》（局部）沈周 明
故宫博物院藏

而张旭的《桃花溪》，同样山水含情。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

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遥望山谷烟云缭绕，山间高架的飞桥若隐若现，溪涧之中散落着桃花，终日顺水漂流。此情此景如梦似幻，让诗人恍惚间觉得，是不是来到了人间桃花源，忍不住探问那路过的渔船，可知这桃花源的入口究竟在何处？“桃花溪”当然不是历史中的桃花源，但在诗人心灵深处，苏州的山水不是“桃花源”而胜似桃花源，因为此地，是他心灵的一片净土，梦中的乌托邦。

《桃花源图》（局部）仇英 明
弗利尔美术馆藏

张若虚传世的长诗《春江花月夜》，被闻一多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江、月、流水”，诗人以水拟人生，以江为景，以月为眼，描绘出一幅美妙绝伦，超然而阔大的春江月夜图。江水的流动不息隐喻着人生的短暂与变幻莫测，月色的亘古辉映展现出自然世界的恒常。看到天地的宏大、永恒，直面人的渺小、易逝，是超然而通透的生命境界，全诗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正是江南文化底蕴中灵动而不失智性的美。

贺知章的名篇《回乡偶书·其二》同样呈现出这种达观的人生姿态。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

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行旅图》（局部）范宽 北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诗人少小离家，羁旅多年，待年事已高再返回家中，时过境迁，故园早已物是人非，却唯有门前的镜湖水，春风拂过，而波纹依旧。纵使诗人韶华已不再，而镜湖的水自长流，它指向一种天地生灵存在的永恒。喟叹人世间的光阴不留人，本是哀伤的底色和氛围。“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而描绘“镜湖”的这一笔，却又平添了几分飘逸洒脱的况味。

文士风流：清拔洒脱的文人气质

江南文化的典型文人代表是晋宋文士，他们感发于水乡文化的内敛与精致，呈现出隐逸而淡泊的生存姿态，文辞言谈尽显书卷风流，晋宋时期的山简、孟嘉、谢鲲、陶渊明等人都是清谈狂放的玄学人格之代表。到了初盛唐之际的“吴中四士”，是晋宋风流的一种历史性延续与继承。纵观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四人生平，不汲于富贵，不徇于功名，入世而不委于世，为人处事间都显出一派风骨清拔洒脱的文人气质，实属难得。至于日常的文化生活，尽是文人骚客间的纵酒、翰墨、清谈品评，可谓放浪自由，无拘无束。

《草书古诗四帖全卷》（局部）张旭 唐
辽宁省博物馆藏

生活中洒脱狂放的文人典型，正如晚年自号“四明狂客”的贺知章。喝酒作诗写字，是贺知章晚年的三大爱好，由此也给后世留下了诸多逸闻趣事，其中一桩便是和大诗仙李白有关的“金龟换酒”。贺知章和李白是唐代诗坛上一对有名的“忘年交”，俩人都好酒爱诗，加上同为豪放不羁的性格，自然一见如故。某次贺知章邀李白饮酒，席上才惊觉忘带酒钱，于是二话不说直接解下腰间象征着唐三品官员的“金龟袋”来换钱纵酒。后来李白在《将进酒》中豪情挥洒地写到“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隐隐约约可见贺知章那“金龟换酒”的大气与洒脱。

贺知章作文写字同样随性而为。“（知章）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据《旧唐书·贺知章传》记载，他创作到兴头上，文思如泉涌，便文不加点，挥毫落纸，书写姿态酣畅又肆意。而这份放浪自由见于诗歌中，且看贺知章的一首小诗《句》，全诗一共十个字。

“落花真好些，一醉一回颠。”

诗人透过纷纷扬扬飘落的花朵，来观照自己的人生，不经意间竟生出些许醉意，走路也摇摆晃荡起来。虽诗文短小，但灵动的情致有余，很有谐趣。为人与作诗，相映成趣。

《草书孝经》（局部）贺知章 唐
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

再看被称为“草圣”的张旭,同样是好酒喜诗的文人，以“狂草”书法而闻名于世。王嗣奭《杜臆》记载，张旭“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时人称其为“张颠”，“颠”一字，正是对其为人为文之奔放洒脱的绝妙形容。

《草书古诗四帖全卷》（局部）张旭 唐
辽宁省博物馆藏

张旭存世诗作之一的《山中留客》。

山光物态弄春辉, 莫为轻阴便拟归。

纵使晴明无雨色, 入云深处亦沾衣。

这一日本春光明媚，一行人置身山中，忽而天气变化，阴云袭来，欲要落雨。诗人赶忙挽留客人，莫要因为阴云密布就顿生归家之意。就算天朗气清，没有一丝雨意，待慢慢走入云山的深处，自然也会被氤氲的水汽沾湿了衣裳，那莫不如就让它湿吧。字里行间，轻盈而洒脱，松弛而自由，可探知诗人面对人生逆境的达观化解，以及对生命之美的寻觅和享受。

诗性精神：崇文尚艺的历史底蕴

“诗性”，是一种充满旺盛生命力和想象力的艺术精神，是人类对“美”的自觉追求。刘士林先生曾写就《中国诗性文化》一书，将中国诗性文化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齐鲁政治——伦理型的诗性文化，一种是江南诗性——审美型的诗性文化，即江南诗性文化。

《江南小镇》 吴冠中 近现代

从自然和人文历史的沿革来看，吴越之地具有崇文、尚艺、寻美的历史文化底蕴。如桓宽 《盐铁论•通有第三》有云，云荆、扬之南的人民“紫麻偷生，好衣甘食，虽白屋草庐，歌讴鼓琴，日给月单，朝歌蓉戚”，江南民众本然的向往且擅长营构诗意的生活。故而，自古以来，江南文化精神的核心就紧密关联着“诗性”二字，江南诗文中对美和诗意的自然寻求，便是早已刻在诗人基因和骨子里的浪漫。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这四位来自吴越之地的诗人，之所以名留青史成为“数子人间往往传其文”的“吴中四士”，很大程度上无疑是江南文化底蕴的辉映。

《山水册》（之一）居节 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至初盛唐之际，全国的文化、政治、经济格局处在多维嬗变之中，以“吴中四士”为中心的江南诗人群体崛起,亦标志着江南诗性文化在唐代社会的某种复兴。“吴中四士”凭借纯粹的诗人身份，以写作山水诗而扬名上京，这种“出圈”是文学作为文化艺术事业在现实社会层面的进步。

《山水图》（局部）杨升 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吴中四士”的诗歌主题来看, 其诗歌往往缺乏对时事的关注，书写对象有意规避了与政治的勾连。纵使作品中偶有人生感兴, 有酬唱送别, 有批驳讽刺，但更多数的是以山水清音为主题，以山水诗的写作为主体。再加之，“吴中四士”的为人与为文是谐和一体的，即诗风与人格相互映衬。诗风轻逸俊秀，音韵流动婉转，从诗歌的内容到形式，从骨到皮，均以“寻美”为其主要趣向，这是来自诗文创作本身的审美自觉。同时，他们四人为人风骨清拔，处世超然洒脱，这无疑也是一种充满诗性美的生存智慧。

《山水诗画册》（之一）文徵明 明

不无遗憾的是，“吴中四士”的作品遗佚太多。据《全唐诗》载，贺知章今存诗19首，包融今存诗8首，张旭今存诗6首，张若虚今存诗2首。但在这些仅存的诗篇中，如贺知章的《咏柳》《回乡偶书》，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张旭的《清溪泛舟》《春雨游值》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多数为山水诗。虽存世诗歌稀少，但不可忽视其影响力。从一定程度上说，吴中四士的山水诗为盛唐诗歌的“声律与风骨备矣”作出了重要贡献，是诗歌从初唐转向全盛时期的重要过渡。盛唐山水诗后来在诗魂和诗形上的“寻美”倾向，离不开“吴中四士”诗歌的启发。进而可以说，“吴中四士”的山水诗上承谢灵运，下启盛唐山水诗，成为盛唐山水诗的先驱。

《蓬莱宫阙图》（局部）李昭道 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结 语

历史上的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四人，曾从江南的一隅走进中原，后名扬上京。他们终日相聚酬唱、翰墨、饮酒、作乐，趁兴而作的一首首诗歌，鲜活地记录了“吴越之士”挥洒的才情。而更为深刻且真切的，这些诗作也是羁旅异乡的漂泊者们乡愁的寄托，以及对现实困境的精神疗愈。他们感受过文艺兴盛时代人文精神的脉动，也历经入世后却居于边缘的浮沉，他们的诗文裹挟着江南水乡的灵动智性和吴越之地那浪漫自由的诗性，在诗史上留下稀少却珍贵的诗篇。“吴中四士”和江南历史文化互为其注脚，在中国古典诗歌和中华文化的长河里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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