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丹尼尔·比尔：沙皇的流放制度如何影响俄国革命

2018年度的“坎迪尔历史奖（Cundill History Prize）”近日在加拿大东部城市蒙特利尔揭晓，作为“坎迪尔奖”年度盛会的一个重要环节，上一年度的大奖获得者受邀在麦吉尔大学进行演讲。讲座于当地时间11月14日晚举行，免费向公众开放。今年的演讲嘉宾是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历史系的丹尼尔·比尔教授（Daniel Beer, Reade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演讲围绕其去年的获奖著作《死者之屋：沙皇统治下的西伯利亚流放》（The House of the Dead: Siberian Exile under the Tsars）展开。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上百万人在劳役殖民（penal colonization）的政策下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地区，这些流放者的经历在书中有细致的描写。在一个小时的讲座中，丹尼尔重点分析了流放制度的形成、运作、积弊及崩溃，探讨流放制度的两个互相冲突的方面——惩罚（punishment）和殖民（colonisation）如何侵蚀沙皇俄国的统治根基，并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俄国革命运动。

图片来自Cundill History Prize官方推特

沙俄对西伯利亚的控制从16世纪末开始，之后迅速扩张，成群的皮毛猎取者、雇佣军和士兵源源不断地从乌拉尔山一路向东，足迹远至太平洋沿岸，将沙皇统治的领土范围向东推移，同时也为俄国人提供了大量的皮毛。随着这批人在西伯利亚定居，一个个贸易中心相继建立。从17世纪后期起，农民（包括逃难的农奴）也来到这些地方定居，与工匠、退役士兵以及西伯利亚原著居民共同构成所谓的“老西伯利亚人（Old Siberians）”。尽管惩罚和殖民同步进行的政策在17、18世纪已经出现，但是在西伯利亚有计划地开展劳役殖民是在19世纪初由沙皇的政治顾问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Mikhail Speransky, 1772-1839）的改革时期确定下来的，以期在惩罚犯人的同时巩固帝国的统治。

从1822年起，罪行较重的犯人在到达流放地之后要承担相应的劳役，罪行较轻的则需在指定区域待上一段时间。犯人刑满之后原则上可获准离开原流放地，迁移到西伯利亚的其他区域，但是他们如果想回到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俄罗斯（European Russia）就必须有官方许可并获得通行证。为此他们必须征得流放地原雇主（农民以及商人团体）的同意，而情形常常不容乐观，同时他们还得为归程自掏腰包。这些限制实则是为了迫使大部分犯人刑满之后继续留在西伯利亚。

演讲照片（蔡丹妮摄）

一、流放制度的问题

流放制度有三项核心内容：放逐（deportation）、地区控制（territorial control）以及让流放犯人恢复正常生活（rehabilitation）。然而，在丹尼尔看来，以上几个方面的制度规划长期无法在实际层面上得到落实，因为沙俄当局既不能有效地组织成千上万的流放者及其家属向东迁移，又无法确保他们在流放地立足并长期居住。他首先提到，犯人被放逐的过程因西伯利亚当局的贪赃枉法行为而变得混乱且危险。截至19世纪中期，与挪用公款、盗窃流放人员财物，以及为逃脱流放而开展的不法交易有关的报告层出不穷。这些腐败行为导致一些流放者因食物和御寒衣服的短缺而失去生命。

另外，设在西伯利亚的中途停靠站（waystations）和临时牢房大多破败失修、细菌滋生，在拥挤不堪和供暖不足的情况下，许多流放者及其家属难逃病痛的侵袭。为了在严酷的环境下生存，犯人自发形成互助组织（artel）。这个非官方组织模仿农村公社的运作机制，管理犯人流放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为组织中的成员提供保护是其存在的主要动因。官方默许其存在，不仅对这个组织涉及的一些不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依赖其来管理流放队伍的行进。确保成员之间的各种交换协议顺利落实是这个组织的基本职责之一，它以暴力威胁作后盾，监管流放犯日常的物品和服务交换，例如靴子的修补或伏尔加的购买，甚或是姓名和身份的交换。由于负责押送的官员难以记住所有犯人的长相，而登记制度又非常松懈，一些不择手段的犯人会用一点点卢布或是一瓶伏尔加来诱骗单纯或贫困的流放者与他们交换姓名（以及命运），犯人组织的存在使所有交换一旦完成就难以反悔。

Family Kámera in the Tomsk Forwarding prison, 1891,《死者之屋》插图6

丹尼尔接着指出流放制度无力控制西伯利亚的犯人。不少流放犯从押送队伍、矿井、监狱、服役地点逃脱，穿过森林返回欧洲俄罗斯，这使西伯利亚当局将这些犯人限制在特定区域并利用其劳动的计划落空。企图用身体的烙印来辨别逃亡者的做法是徒劳的，因为犯人总能找到办法除去烙印。逃犯被捕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残暴的鞭刑以及增加的刑期，然而这些惩罚非但无法阻止逃亡的再次发生，反而会进一步激发逃亡的欲望。有数据显示，逃亡的犯人不在少数。例如，一份1877年的官方报告对伊尔库茨克（Irkutsk）的三个地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总数为23000的犯人中有11000人逃跑，他们的下落成谜。这些亡命之徒成为西伯利亚地区的一股潜在威胁，不少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凌辱妇女儿童的恶性事件都与之相关。

面对这些不速之客，西伯利亚地区的百姓渐渐摒弃了原先的怜悯之心，变得忧虑且警惕，再到后来大开杀戒。他们对待逃犯的暴力行为得到官方的准许，并且可以通过捉拿逃犯（无论逃犯是死是活）向政府邀功请赏。在逃犯和西伯利亚当地人之间爆发的这些冲突，完全不亚于小规模内战。

Runaway Convicts, 1891,《死者之屋》插图30

丹尼尔继而分析了官方让流放犯人恢复正常生活的尝试为何成效不彰。他提到官方的设想是，针对劳役犯，如果犯人表现良好，经过一段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犯人就可以生活在监狱之外，并卸下镣铐。刑满之后，他们将被释放并最终获准成为西伯利亚的普通农民。为了使这些犯人遵纪守法，政府鼓励妇女跟随其丈夫、儿童跟随其父亲前往流放地，希望家庭的力量能感化这些犯人。于是出现在流放队伍中的女性逐渐增多，既有犯人的伴侣也有犯人本身。

然而，家人的到来却没有播种家庭的希望——库页岛（Sakhalin）见证了沙皇政权的又一次失策。由于女性人数明显少于男性，当女性到达库页岛时，她们被视作妓女，管理人员甚至为她们定了价。女性劳役犯常常被看守或士兵调戏侵犯。在一个例子中，一对夫妇同时因罪被流放，然而到达库页岛的时间不同，因为妻子要被交给另一个在当地定居的人。

实际上，在一系列由当局安排的肮脏交易下，女性在不同流放者手中转让，而这种交易所得有时进入了当局的私囊。身份自由的犯人妻子日子比女性劳役犯好不了多少，有时甚至更糟。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即使忠诚的妻子也不得不靠出卖肉体维生。同时，流放者们也开始出卖女儿。以至于流放者意识到，若是家中的妻子或女儿稍有姿色，就不太需要为生计发愁。除了扭曲的家庭观念，被释放的流放者要面临着在库页岛严酷的气候环境和简陋的生产设备的条件下生存的考验。当局拒绝了他们回乡的请求，并且要求他们在岛上发展农业生产，直到他们清偿了之前从政府那里积压的债务。当1894年这一限制措施被废除时，人们纷纷离开，库页岛上的大批农田最终被遗弃。

Life Is Everywhere by Nikolai Yaroshenko, 1888，《死者之屋》插图15

通过对以上三个方面的阐述，丹尼尔认为，沙皇的统治并没有通过在西伯利亚的扩张而巩固，反因其所依赖的管理、押送人员、甚至是被释放的犯人而遭到削弱。事实上，这些要么抱着渔利心态，要么充满绝望心情的群体，不仅无法将帝国权力植入西伯利亚，反而挑动了颠覆性的火花。这种情况也逐渐被高层觉察，1870年代末，决策者承认，劳役殖民制度实则是帝国控制西伯利亚的一大障碍。

二、革命运动的兴起

除了殖民扩张以外，流放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遏制犯人（containment）。西伯利亚很早就作为一块政治隔离带供沙皇放逐异见人士和革命者，比较有名的包括1825年起义失败的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s）、1830年代起义失败的波兰贵族、以及1850年代的社会主义者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 1821-1881）。

不过，19世纪下半期，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首先，印刷媒介的推广使俄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开始了解到这些流放者的命运，从而对当局造成了舆论压力。其次，被流放的新一代革命者不像十二月党人那样，将政治抱负的施展转而放在发展流放地的教育、医疗事业，而是通过慷慨激昂的文字继续反抗西伯利亚的流放体制。对此，当局诉诸武力，而这种应对方法，在全国范围内的压力不断攀升的情况下，无疑是在走一步险棋。不久，一场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反映出革命人士和西伯利亚当局之间日益升级的冲突。1889年，在外贝加尔（Transbaikal）的卡拉（Kara）女子监狱中，一群女性犯人节食抗议。在意识到她们无法通过节食迫使当局作出让步之后，其中一位名为Natalia Sigida的女囚要求与监狱的负责人会面。结果见面时，Sigida走上前直接给了这位监狱的负责人一记耳光，这被视为是对沙皇权威的挑衅，于是Sigida受到了被桦条鞭打100下的惩罚。这一举动打破了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女性免受体罚的传统惯例，引起了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弹，甚至卡拉当地的医生也拒绝出席现场以示不满。

然而，当局还是在没有医生在场的情况下施加体罚。受刑之后的Sigida和另外三名女性狱友服毒自尽。消息传到卡拉的其他监狱之后，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犯人也用自杀表示抗议。发生在卡拉的悲剧沉重地打击了沙皇政权的道德权威和统治合法性。美国记者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1845-1924）从西伯利亚归国之后，强烈谴责流放制度，引起了外国人对于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革命人士的同情。

1905年的俄国革命运动带来的一系列农民起义和城市动荡，促使政府再次试图以流放制度来对抗革命分子。于是，装满犯人的火车开始将成批的革命人士运往乌拉尔山以东的地区，劳役犯人的数目从1905年的6000人上升到1910年30000人。1907年7月16日，被流放的革命者对当局的仇恨之火在托博尔斯克（Tobolsk）的监狱再次被点燃。当三名犯人被鞭打的消息传来，十六名愤怒的狱友们决心参与叛乱，并用文字表达了视死如归之心。他们用床板和家具武装自己，以阻止守卫进入牢房搜查。在冲突中，一名紧张的士兵失手开了火。最后，一名犯人脑部中枪而亡，另外七人受伤。发生在监狱里的斗争很快在西伯利亚的城镇里引发轩然大波，监狱的守卫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在监狱之外的街道上被有组织的无情刺客攻击。就在三名犯人被鞭打的两周之后，托博尔斯克的监狱长官被一名身份不明的刺客所杀。接任这名受害长官的新负责人下令对所有犯人实行更严厉的管束，对任何反抗者施加鞭刑。1908年3月，十三名犯人以合谋刺杀守卫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并在监狱外执行。一年半之后，托博尔斯克的监狱长官被一名革命者刺杀，并被葬在其前任的墓地旁边。

西伯利亚的监狱囚禁着因1905年的革命而被流放的犯人，在他们心中酝酿的仇恨最终汇成摧毁帝国的洪流。1910年7月，托博尔斯克的一名政治犯人因参与谋杀监狱守卫而被判处死刑。尽管他明白，向沙皇求情有可能免死而改为终生劳役，但是他不屑于向沙皇请求宽大处理。在遗言中，他控诉沙皇的专制，并宣称终有一日被沙皇蒙蔽的政权支持者将转而加入推翻沙皇的大军，而到那时，沙皇将不会得到起义军的任何怜悯和宽恕。当1917年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他们的确没有放过自己的敌人。最后，在革命者的弹雨中，沙皇倒在了西伯利亚的一间地下室里。

延伸阅读

W. Bruce Lincoln, The Conquest of a Continent: Siberia and the Russi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Andrew A. Gentes, Exile to Siberia, 1590-1822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8)

Andrew A. Gentes, Exile, Murder and Madness in Siberia, 1823-1861 (Basingstoke: Palgrave, 2010)

Sarah Badcock, A Prison without Walls? Eastern Siberian Exile in the Last Years of Tsar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