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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里的写作者：一周城市生活

陈虹静雯王越洲陈鑫培

2024-03-15 20:31

来源：澎湃新闻

手稿是指作者亲手写或画成的底稿，其研究价值和历史价值逐渐获得学界的认可。近代写作者的手稿一般寄送报刊投稿，少部分由家人、朋友保存或报刊社留存，遗留至今的重要手稿弥足珍贵。

3月12日，由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与上海鲁迅纪念馆联合主办的“心事浩茫连广宇——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展”在周家嘴路3678号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五楼临展厅展出。本次展览分“芳馨遗远”“纸短情长”“朝花夕拾”三个板块，聚焦现代作家们的文学实践、出版轶事、社会交往故事，遴选了包括鲁迅在内51位现代作家的141件手稿及出版物，同时还展出曹聚仁、吴朗西、赵家璧等著名文化人士的相关历史实物，以此呈现鲁迅及其同时代作家的风骨和精神。

本期回顾，我们关注本次展览涉及的20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生活在上海的几位进步文人，借助书信、日记及回忆文章等史料，尝试勾勒他们在沪期间的生活。近百年前寓居都市的写作者，其处境与如今是否存在某些相似之处？

（本期主持：陈虹静雯）

近期回顾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现代出版事业逐步形成并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现代文人的形成期。提到中国现代出版，不能不提上海，在西方先进印刷技术引入、现代出版机构集聚，以及便捷的媒介和交通系统等综合作用下，上海出版业迎来繁荣并成为全国出版的中心。对于以文化创造和传播为己任的进步知识分子来说，上海拥有丰沃的文化土壤。20世纪三十年代初，“知识阶层开始对自己有了新的估价”并且“越来越抓住了知识分子将来如何扮演社会角色的关键”，他们自全国各地汇聚上海，寻求继续发声的机会。

1927年10月，鲁迅同许广平来到上海，开始了他在上海近十年的生活。在弟弟周建人的帮助下，定居景云里23号（今横浜路35弄23号）。景云里是建成于1925年的石库门弄堂，环境嘈杂、房客鱼龙混杂，但据许广平的说法，景云里有“一批长久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在这许多熟人环绕之中，我们就暂作安身之所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选择住在景云里的进步文人有周建人、叶圣陶、茅盾、鲁迅、柔石、冯雪峰等人，安家于此“颇不寂寞”，也为文人交往和文艺合作创造了条件。

景云里23号（今横浜路35弄23号）。1927年10月8日至1930年5月12日，鲁迅在景云里先后住过23号、18号和17号

《且介亭杂文末编》，1940年，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藏。《且介亭杂文》前两编由鲁迅亲自编定，末编收录去世前作品，由鲁迅夫人许广平代为辑成。“且介”两字源于“租界”各取一半，隐喻鲁迅住所大陆新村位于当时越界筑路区域，“且介亭”可以被理解为“半租界内一室”，暗示鲁迅创作环境

需要注意的是，寓居上海的进步文人，除了鲁迅、茅盾等已经成名或是拥有稳定收入者，大多数经济状况并不乐观，初来上海，往往只能选择石库门住宅甚至“亭子间”。亭子间位于一楼和二楼楼梯的中间，灶披间的上方，通常朝北，空间虽小，但自成一室，租金相对低廉，因此成为不少外省知识青年来魔都的落脚地。

据1939年6月《鲁迅风》杂志，上海作家按经济状况可分为四个等级：最底层作家的稿酬在千字1元左右，且有稿费拖欠的风险，而当时亭子间的月租在10元左右；三等作家如丁玲、萧红，稿酬在千字2元，除亭子间，还可加租一层前楼；二等作家的收入可租三间房；最高一级的作家如鲁迅、巴金、茅盾等，收入包括稿酬、作品版税、编辑费用等，可以住一处带院子的二至三层小楼（鲁迅在大陆新村的房子月租为63块）。

丁玲手稿《莎菲女士的日记》。《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早期的代表作，初次发表于1928年2月10日的《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二号，后于1928年10月收入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开明书店初版）。整部小说采用日记体，共由34篇日记组成，以莎菲的视角描述了“五四”后生活在北京城的几位知识青年的生活

国内已有从“空间”维度探讨上海文人创作与交往实践的研究，学者黄华提出，“城市内部按照地价、文化资本等标准区隔出不同的空间区位、建筑风格和规模，形成相应的人群聚集地，是社会分层的可见化的标识”，文人聚居的景云里会影响居住其中的个体对上海这座城市环境的认知，以及以书写、编刊办报、成立文化组织为载体的情感与实践，是研究鲁迅等进步作者在沪活动的重要空间。

茅盾手稿《学习鲁迅先生》。此文为悼念鲁迅而作，原载于1936年11月5日的《中流》第一卷第五期“哀悼鲁迅先生专号”。文章提出“尤其重要的，是学习他的斗争精神”，主张要把鲁迅当作战士来研究，“尽一切力量把纪念鲁迅的活动推向全世界”。茅盾较鲁迅早两个月入住景云里，鲁迅在景云里的家斜对着茅盾家的后门，茅盾的作品《蚀》三部曲就写于景云里

1928年9月，鲁迅从景云里23号迁到18号，将23号的房子让给了柔石等三个青年作家居住，在这之前，柔石同大多数来沪青年一样住在亭子间里。鲁迅与柔石的关系，有鲁迅传记的作者给出“如父如子”的评价，这种关系的形成，与他们同样生活在景云里是相关的。

柔石住在景云里时，经常在周建人家里搭伙吃饭，与鲁迅的交流便利且频繁。鲁迅念及自己在“未名社的那些朋友都不在上海”，而近邻柔石常在房间里写作、翻译，乐于引介外国的文学和艺术，与自己志趣相投，便邀请他成立文艺社团——朝花社，该社及其创办的刊物也有着景云里的鲜明烙印——供稿作者就来自当时居住在景云里的这批文人。

《朝花旬刊》第一卷第七期，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藏

从左至右依次为《朝花旬刊》封面木刻图案、陈学昭名篇《工作着是美丽的》印章、《呐喊》封面木刻字，本次展览特别为观众提供上述集章，观众可至现场参与活动

柔石手稿《战！》。该诗作于1925年7月8日，手迹原为鲁迅收藏。1928年柔石与鲁迅、许广平、王方仁、崔真吾合股创办朝花社，出版《朝华周刊》《朝华旬刊》等。1930年3月，柔石加入“左联”，被选为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1931年2月7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左联五烈士”之一。代表作有《旧时代之死》《二月》《为奴隶的母亲》等小说

既有研究指出，当时外省知识青年在上海租房，通常会选择紧挨着同乡、同学的租房。有些工作属性接近的，干脆合租几年，方便彼此照应，这与现在的来沪青年居住状况有相似之处。1929年，景云里搬进来一位新房客——冯雪峰。说是新房客，其实也不算“新”，因为冯雪峰是柔石在浙江第一师范的同学，在景云里住的也是茅盾的房子，只不过茅盾当时出国，免费借给了拮据的冯雪峰。

在柔石的介绍下，冯雪峰逐渐融入鲁迅的景云里“朋友圈”，并促动鲁迅对“左联”工作的关注。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出席并被推举为执行委员之一，“左联”工作需要经费，鲁迅就定期捐助他们用作内部通讯的印刷费，此外还有为营救“左联”被捕成员的奔走和资助。

为何帮助青年？鲁迅如此解释：“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鲁迅对“左联”青年的爱护也让后者很受鼓舞，甚至有“左联”成员将鲁迅视作保护者和导师。在鲁迅从景云里搬去北四川路公寓（原名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2093号）后不久，冯雪峰也迁入了这座公寓的地下室，使得双方的联络与交往依旧畅通。

1931年4月20日，鲁迅与冯雪峰两家留下了珍贵的合影。现收藏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

《前哨》第一卷第一期，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藏。为抗议并纪念柔石等“左联”5位作家遇害,“左联”拟出版机关杂志，鲁迅建议刊物名为《前哨》并与冯雪峰负责编辑第一卷第一期《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1931年4月20日编定，5—6月印出

虽然从景云里搬了出来，但鲁迅与进步文人的交往未曾断绝，特别是因为接纳朋友避难，拥有了与他们共同生活的机会。曾经在鲁迅家避难的瞿秋白夫妇住进新租的亭子间后不久，鲁迅也同家人搬去了附近的大陆新村。尽管亭子间空间逼仄，可鲁迅几乎每一天都去瞿秋白家和他说话，据杨之华回忆，瞿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冲破了象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空气”，好友鲁迅就像“温暖的太阳”，让他们暂时忘却了生活的艰辛和身体的不适。

瞿秋白手稿（译）《〈静静的顿河〉卷首哥萨克歌谣》，本篇手稿是由谢旦如保护并捐献的文物，是瞿秋白烈士遗留的手迹

有别于“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传统文人形象，上述寓沪写作者除了在嘈杂和狭窄的空间中写作，还热心参与各种进步文化活动，因为时代环境和从事工作属性，为同伴的命运奔走、为个人的生计辗转也在他们生活中占据相当分量，即便如圈内享有较高声望的鲁迅，也曾在上海近十年的生活里数次迁居和避居。在上海多处留下足迹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寓沪文人先后开展的一系列创作实践和交往活动，及其遗留的信稿手迹，都是文化与城市空间往来互动的见证。

这种写作处境与我们当然是存在一定距离的，且不论时代环境如何，仅仅是创作与交流的媒介，如今也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媒介平台多元、创作门槛降低，笔名变作账号ID，注册账号即可创造出一个或数个表达的“自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较少受限于现实空间和实体媒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似乎都可以在虚拟的空间里获得再造。只是长期沉浸在媒介打造出的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幻觉之中，也意味着我们将错失许多次走近实体空间中的人和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