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的儒学

本文选自《儒脉：中国儒家学派史》，韦力/文

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于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逐渐统一北方，因为忙于征战，故无暇顾及社会治理。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留下遗令，其中一条为：“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三国志》）

曹操的这句话，并没有否定遵古的重要性，只是说天下还没有统一，来不及着手文治，其实哪怕有暂时的安定，他也懂得儒学对政权稳定的重要性。比如建安八年（203），他击败袁绍占领邺城后，自领冀州牧，北方局势稍为安定时，他就下了《修学令》，令中称：“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天下。”

曹操去世后，其子曹丕登帝位，是为魏文帝，于黄初元年（220）开始恢复太学，命修复熹平石经，次年下诏修复孔庙，诏令中谈到孔子“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认为孔子是“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但是天下大乱，孔庙破败，所以要予以修复，同时任命孔子后裔孔羡为宗圣侯，食邑百户，专用来奉祀孔子。

黄初三年（222），曹丕又下诏“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五年（224），颁布五经课试法，同时设置《春秋》《穀梁》博士。

黄初五年，魏文帝驾崩，曹叡继位，是为魏明帝，继位的第二年即下诏以经学取士，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如果不是儒官，则“将何以宣明圣道”，因此“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两年后，明帝再次下诏：“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罢退之。”（《资治通鉴·魏纪》）

在皇帝的主导下，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研经之士，不少人前往洛阳求学，至魏明帝青龙年间，太学生已超千人。魏明帝驾崩后，齐王曹芳继位，改元正始，因其继位时年仅七八岁，故由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朝政逐渐由司马氏左右。魏末诸帝皆好儒学，高贵乡公曹髦屡幸太学，与诸生探讨经义，这些均可体现出曹魏政权对儒家的重视。

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后，便置儒林校尉、典学校尉、劝学从事等官。《三国志·蜀书》载：“（尹默）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因此，“先主定益州，领牧，以为劝学从事”。尹默与同乡李譔共同拜司马徽、宋忠为师，同时李譔“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三国志》载其“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

可见李譔精研古文，其经学观点是以贾逵、马融为归，并不喜好郑玄融合今古。孟光也是这样的经学观念。孟光在汉灵帝时是讲部吏，后因董卓之乱入蜀，刘焉父子待之以宾客礼，《三国志》载孟光“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好公羊《春秋》而讥呵左氏”，可见其属于今文经学家，也不喜欢郑玄的古文经学。

建兴元年（223）后主刘禅继位，蜀汉丞相诸葛亮任命谯周为劝学从事。谯周是西南名儒，其父专研《尚书》，兼通诸经，谯周亦精研六经，著有《论语注》《五经然否论》等著作。黄龙元年（229），孙权称帝。东吴三大儒陆绩、虞翻、韦昭皆受到孙吴政权的礼遇。陆绩与张昭、张纮、秦松为孙策的座上宾，某天四人坐在一起纵谈天下事，二张与秦松认为天下动荡之时应当用武治，陆绩听到后大声反对：“昔管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接着引用了孔子所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陆绩还批评他们：“今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而唯尚武，绩虽童蒙，窃所未安也。”（《三国志·吴书》）

由此可见，陆绩认为治理天下应该用文治而非武治，他精研《礼》与《易》，可惜天不假年，三十二岁就去世了。虞翻早年担任王朗的功曹，后来投奔孙策，入仕东吴。其性格耿直，为此得罪孙权，被贬到交州，然而他“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三国志·吴书》）。

韦昭为东吴通儒，孙权继位时，命他根据古义改立东吴礼乐，制《铙歌》十二曲，“是时吴亦使韦昭制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晋书》）。孙亮继位后，升韦昭为太史令，命其与儒生共撰《吴书》。孙休继位，任命韦昭为中书郎，命其以刘向故事来校定群书。韦昭在任太子中庶子时，写出了《博弈论》，以儒道戒太子，他在文中称：“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而这种技艺无论玩得多么精熟，都“技非六艺，用非经国”，所以他认为这种行为“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韦昭说，如果世人把玩耍之心、赌博之心用在诗书上，这才是颜回、闵子骞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