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处除三害》到《恶棍列传》：“恶”的混乱下，空无一物

最近的热门电影里，《周处除三害》凭借其暴力美学的强烈感官刺激，阮经天、陈以文等演员的精彩表演，对正义与邪恶、法理与道德之间界线的探讨，以及现代电影和中国传统文学典故互动，古代人物传说与现实罪犯案例交互的形式，在电影观众和文艺爱好者中间引起了一股热潮。

《周处除三害》电影海报（图来自网络）

当然，饰演尊者情人的演员曾珮瑜唱的神曲《新造的人》，陈以文和阮经天被玩到飞起的各种表情包，让电影《周处除三害》的出圈程度从“红”提升到了“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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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周处除三害》本身，这个在语文课本中就有的故事并不复杂，无论是《世说新语》和《晋书》，基本上还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情节：

为祸乡里的青年周处，得知百姓受到山中猛虎和水中蛟龙的祸害，自告奋勇，先去打山中虎，然后和水中蛟大战三天三夜。没想到斩杀蛟龙回来后发现，乡亲们大肆庆祝的原因不是龙虎已除，而是以为周处与蛟同归于尽，三害尽除才是最大的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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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但看到老百姓复杂的表情，世家出身的周处终于明白过来：原来在老百姓看来，自己的“恶”，其程度更在龙虎之上，所谓的“三害”原来是我自己！

明白这点，才有了之后周处接受贤士“朝闻道，夕死可矣”教诲，终成名臣（一定程度上）的结局。

同样，电影主角“陈桂林”现实中的人物原型——台湾历史上最著名的罪犯刘焕荣的经历也重新被关注：他本是军官后代，少年时受人欺负，结果变得“好勇斗狠”。一次入狱的经历让他在之后的人生中处处碰壁，“一块白布染上黑点，一辈子都洗不清”的执念，更让他一条黑道走到头，直到最终背着一身血债步入刑场。

无论是历史上的“周处”本人，还是现实中的“刘焕荣”，电影中阮经天饰演的“周处”陈桂林，都是毫无争议的恶人，但在观看（阅读）他们的经历时，却发现“恶”之所以为“恶”，绝不是简单一个字可以概括的。

历史上的周处身处东汉末年到三国两晋那段时间，是历史上有名的乱世之一。作为武官之子，周处虽然少年丧父，但家族本身在地方握有一定的权力，身处其中，要么一“恶”到底成为曹操一样独霸一方的枭雄，要么在被统治该地方的诸侯打压之前投靠效力（譬如周瑜鲁肃）。青年时“浑”过一阵的周处能及时回头，已经颇为不易。

现实中的周处——“刘焕荣”——同样颇受争议，他的黑道生涯很大程度上和少年时曾遭受霸凌有关，带着前科步入社会后又被现实所不容，加上刻在骨子里的要出人头地的反骨精神，最终走上不归路。

电影中的周处“陈桂林”，本不是恃强凌弱、无恶不作的天生恶人，纪念大哥的那套不合体的西装，奶奶留下的小猪手表，解救被“第二恶人”凌辱的小美，以及决心归依尊者的举动，体现了陈桂林身上的善恶交织的复杂性和自我救赎的决心。

至于那场“血色灵修堂”的电影场景，本就是各种“机缘巧合”助力下的结果。试想，如果他没有极为讽刺地自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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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张医生不是那么精于谋划或者早几年因癌症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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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碰巧发现尊者的“大恶人”身份以及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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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萧湘湘等教徒出于良知或者害怕，幡然醒悟没有继续“新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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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陈桂林之恶，在某个地方就早早地停下了。

当然，这一切都是编剧的精心构造，如果不这样铺陈前因后果，“陈桂林”就只是没什么区别的“第三恶人”了。从电影技术上来说，这样的叙事方式和策略让观影者接受了“去道德判断”的植入，才能更能接受陈桂林的一切所作所为，并理解“其恶必有其可怜之处”。

反过来说，“恶”的背后，其实有着深深的复杂性。写过《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斯蒂芬·平克讨论了五种让人为“恶”的心魔：捕食、优势、复仇、施虐、意识形态，以及四种作“恶”动机：利用、统治、复仇、意识形态。

简而言之，“恶”以及由之引发的暴力，原因及其多样，很难简单地阐释为一时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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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的一本书《恶行》，作者有句话很触动我：

“我们的人生就像在一层薄冰上跳舞，冰下极冷，一旦掉落就会立即丧命。冰层承受不住一些人，他们掉了下去。而我最关心的就是这一时刻。”

《恶行》 [德]费迪南德·冯·席拉赫 著 / 黄超谟 译 / 新经典文化 出版

无论是兢兢业业的医生、操持家庭的主妇、说话结巴的公司职员、从战争中幸存的法官，还是普普通通的你我，在某个时候，或许就会斯蒂芬·平克所说的五种“恶”之心魔，踩破那一片坠落的冰层。

与之类似，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有部专写“恶人”的经典，名字就叫《恶棍列传》。

《恶棍列传》[阿]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著 / 王永年 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博尔赫斯出版于1935年的《恶棍列传》，讲述的是世界各地“恶棍”的故事，包括奴隶贩子（《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黑帮头目（《杀人不眨眼的比尔·哈里根》），冒名顶替望族子弟的流浪汉（《难以置信的冒名者汤姆·卡斯特罗》），日本江户幕府时代的掌礼官吉良上野介（《无礼的掌礼官上野介》）、女海盗郑寡妇（《女海盗郑寡妇》）、布宜诺斯艾利斯效区的打手（《玫瑰角的汉子》）等，既有真实的历史背景，又有博尔赫斯本人灌注于其中的想象，最终组合成一个个“反英雄”形象。

博尔赫斯说：

“书里有绞刑架和海盗，标题上有‘恶棍’当道，但是混乱之下空无一物。它只是外表，形象的外表；正因为这一点，也许给人以欢乐。”

于是，在《作恶多端的蒙克·伊斯曼》，博尔赫斯写道：

“寥廓天幕的衬托下，两个身穿黑色衣服、脚蹬高跟鞋的打手在跳一个性命攸关的舞，也就是一对一的拼刀子的舞蹈，直到夹在耳后的石竹花掉落下来，因为刀子捅进其中一个人的身体，把他摆平，从而结束了没有音乐伴奏的舞蹈。”

“他们错误地深信，只要开头的一阵枪弹没有把他们撂倒，他们就刀枪不入了。”

Alberto Breccia 绘（图来自网络）

在《蒙面染工梅尔夫的哈基姆》里：

“天使对我说，绵羊的毛皮不是老虎的颜色，撒旦对我说，强大的上帝要它变成那种颜色，利用了我的技巧和染料。现在我知道，天使和撒旦都在颠倒黑白，一切颜色都是可恶的。”

《玫瑰角的汉子》里面，

“我继续凝视着生活中的事物一一没完没了的天空、底下独自流淌不息的小河、一匹在打瞌睡的马、泥地的巷子、砖窑——我想自己无非是长在河岸边的蛤蟆花和骷髅草中间的又一株野草罢了。那堆垃圾中间又能出什么人物？无非是我们这批窝囊废，嚷得很凶，可没有出息，老是受欺侮。接着我又想，不行，居住的地区越是微贱，就越应该有出息。”

Alberto Breccia 绘（图来自网络）

《女海盗郑寡妇》是这样开始的：

“郑打算接受招安。股东们听到了风声，用一碗下了毒的辣芝麻菜和米饭表达了他们的义愤。郑因为口腹之欲丧了性命：先前的首领、新任命的御马监总管便去龙王那里报到了。他的寡妇被双重叛卖气得七窍生烟，立刻召集海盗们议事，披露了当前复杂的情况，敦促大家拒绝皇帝的假招安和爱好下毒的股东们的背信弃义。她提议自主行劫，推选一位新首领。结果她自己当选。这个女人身材瘦削，轮廓分明，老是眯缝着眼睛，笑时露出蛀牙。在她镇定的指挥下，海盗船驶向公海和危险。”

Alberto Breccia 绘（图来自网络）

《杀人不眨眼的比尔 ·哈里根》，

“晚上难以入睡，聚众纵酒狂欢，往往一连四天四夜。只要扣扳机的手指还有准头，他就是这一带边境最受敬畏（并且也许是最孤独、最微不足道）的人。他的朋友加雷特，也就是日后杀他的郡长，有一次对他说：‘我经常练射击，枪杀野牛。’‘我射击练得比你更频繁，我枪杀的是人。’他平静地回道。”

…………

有人说，《恶棍列传》是博尔赫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有人说这是博尔赫斯最具有浪漫色彩的小说——或者说寓言。小说中那些“恶人”的故事，往往如梦一般地毫无前因后果地开始，又如梦一般戛然而止，无论晚上发生了什么，天一亮，“（我）把插在马甲左腋窝下的那把锋利的短刀抽出来，端详了一番，那把刀跟新的一样，精光锃亮，清清白白，一丝血迹都没有留下”（《玫瑰角的汉子》）。

作为讲述者的博尔赫斯，则仿佛“不朽的神，他手里握着无限宽恕和无限惩罚的两把钥匙”（《双梦记及其他》）。

这可能也就是人（或人性）最无奈的地方：善与恶，罪与罚，行凶与救赎，永远在转化，值得无限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