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出版前，钱锺书常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

《围城》，钱锺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2月版

编者按：2018年11月17日，纪念钱锺书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走进《围城》有声音频发布会在北京图书大厦二层活动区举行，本文节选自活动现场速记稿。

周绚隆：《围城》这部小说，杨绛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钱锺书与围城》，回忆了《围城》创作前前后后的好多细节。这部小说的情况是这样，他们当时留学回来以后，钱先生去了西南联大，杨先生留在了上海。1939年钱先生回家探亲，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在蓝田师范学院，说自己年老多病，希望钱先生去照顾他，钱先生就去了蓝田师院。等他再回来，太平洋战事爆发，就滞留在了上海。那个时期钱先生已经开始写作了，除了写《谈艺录》也在写一些短篇小说，这段时期可以说是钱先生创作的爆发期。

当时杨绛先生在文坛上已经很有名气了，主要是写剧本。别人在介绍钱锺书先生的时候，就说这是杨绛的丈夫，而不说钱锺书是什么人。所以那时候钱先生在文坛都还没有冒出来，作品也没有出版，杨先生的名气反而比他大。有一天晚上他们看完戏（这部戏就是杨先生写的剧本），在回来的路上，钱先生跟杨先生说他想写一个长篇。钱先生一直是研读文学，也一直有创作的梦想，这个梦想憋在他心里时间也很长了，加上杨先生成名的刺激，对他的创作也是一种激励。

1944年钱先生开始写这部小说，在这本书的序里面他说：“我是‘锱铢累积’地写成了这部小说”，什么叫锱铢累积呢？杨先生回忆，钱先生每天只写500字，晚上给她看，那已经是誊清的稿子了。1946年小说写完，1947年正式出版。这本书最开始连载于《文艺复兴》杂志，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从最初出版，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出版它（也就是1980年重新出公开版）。在33年时间里，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围城》这部小说几乎销声匿迹了，在历史的尘埃中掩埋了30多年。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这个书的时候，我们去征求钱先生意见，钱先生当时态度并不积极。

我们知道钱先生这个人一贯很低调，他有一个比较本色的理念，就是东西好不好由历史去评价，自己不愿意搀和，他觉得这件事情他已经完成了，所以开始并不积极，后来出版社经过反复地给他做工作才使得这本书出版。出版以后很快在文坛上引起轰动，大家像发现了一个宝藏一样重新热议这部小说，紧接着就是后来电视剧的走红。

据杨先生后来回忆说，电视剧的走红给他们的家庭生活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干扰，家里各种读者来信几乎成麻袋地收，钱先生和杨先生属于老辈的传统的知识分子，讲老理，所有的信都力所能及要给别人回，有些读者冒失地直接找到他们家去敲门，想跟他们交谈，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但是他们也很开心。

从出版到现在，这本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累计发行了一千多万册，最近几年每一个版本加起来，我们的年销也到了一百万册，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经典的魅力，说明了它的吸引力。我觉得在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小说家里，语言经得起仔细地逐句推敲的，一个是鲁迅、一个就是钱锺书。鲁迅的语言和钱锺书的语言不一样，他们都是从中国传统汉语里面走出来的，他们有非常好的古汉语的功底，鲁迅的语言是凝练干净，钱先生的语言是幽默丰富，经得起每句每句仔细地推敲。

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可能不一定注意到这个细节。赵辛楣和方鸿渐分手以后，他们在香港相会的时候，赵辛楣此时已经有一个女朋友，方鸿渐就要看她的照片，然后他让饭店跑堂的侍者把他的衣服拿来，把钱夹子拿出来，原文这么说的“开矿似的发掘了半天”才把小照片找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些语言细节。我觉得大家看《围城》可能会比较累，因为里面夹杂了很多含意丰富的细节和文史典故。

这部小说，被称为“新《儒林外史》”，大家知道中国古代写知识分子小说的代表作是《儒林外史》，钱先生这部《围城》秉承了《儒林外史》的讽刺的基调，《儒林外史》有非常丰富的讽刺性。我曾经闹过一个笑话，书里写到一个乡村小庙里，和尚煮牛肉面的情节，当时我看不懂这个细节，我觉得这个写的有悖常理，我请教邓绍基先生，我说和尚怎么会下牛肉面呢？他说这就是乡村里面的和尚不守戒律的一个表现。这些细节都有一定的讽刺在里面，但当时我是没有看懂的。

《围城》里面这样的内容很多，里面中典、西典都有，语言有很多东西需要你去仔细地挖掘。钱先生对于文学语言的比喻有一个评价，他说比喻是文学语言的基本特色，如果说《围城》在写作上有什么特点，除了讽刺以外我觉得最核心的特点就是语言的比喻性。有人统计出来有600多个比喻，我觉得不止，明的暗的包括每一句形容里面细节性的东西非常非常多。所以这是钱先生语言的特点，不仅仅在小说里面，他平时生活中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的《宋诗选注》，《前言》里面他讲唐诗和宋诗的区别，唐诗里描写的爱情到了宋诗里就消失了，被转移到了词里面，他用了一句话说：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

在写学术论文的时候，也用了大量的比喻，这是他写作的特点。所以欣赏《围城》这部作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语言的特点。

陆建德：钱锺书先生是特别有创作才能的人。刚才周主编也讲到，比如说他创作《围城》的情况，他在1940年的时候开始创作，当时在上海创作。郑振铎先生是1949年我们文学所成立以后的首任所长，《围城》在郑先生编的杂志上发。后来到了1947年的时候出了单行本。

钱锺书先生写作能力特别强，他当时在清华大学三、四年级读书，读外文系，那时候他写的一些评论非常锐利，一点不客气，我觉得他写的短评非常好。他毕业以后到上海教书，他父亲当时也在那边。那个时候他年纪轻，写的评论有虎虎生气，之后一些作品的创作的特点已经显现出来了。

浙江文艺出版社大概90年代末出过一本钱锺书散文选还是散文集，把这些短的评论这些都收进去了。那个时候我觉得钱先生一方面学问挺好，懂多国语言，另外一方面他的中国传统文字的根底特别好，在古文字还有古典文学方面的修养是超乎常人的，再加上他无比勤奋。他的笔记也是惊人的，我们有时候觉得他是天才、特别聪明，一方面凭脑子，一方面凭勤奋。他做了大量的笔记，他的中文笔记、外文笔记很多，洋洋大观，我们可以看得出钱先生的学术生涯背后的东西，很多在笔记里都可以看到。

我当时写过他早期的评论，我就觉得很奇怪，他的人情世故极其练达，为什么这么讲呢？作为年轻诗人你可以凭着你的激情写出一首好诗来，凭着你的纯洁性。但是写一部小说，凭着心地纯良是写不出来的，我不是说钱先生心地不纯良，钱先生对人心这种具像的东西非常熟悉，这个我觉得是了不起的。写小说，钱先生并不是纯粹从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带来的经验，他大量的人世间的知识其实是来源于他的小说阅读、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的阅读。

我们现在说的中国古典名著钱先生很熟悉，各种各样的杂书他看得也特别多，我就觉得钱锺书先生跟现在很多研究外国文学的人是不太一样。我们经常说要读经典，钱锺书先生也是这样。我们认为比较熟知的名人经典他也会看，中国的俗小说他也会看看得津津有味，看得连吃饭睡觉都忘了。外国的通俗小说他也阅读，所以他阅读的速度是极快的，再加上他用笔很勤，把大量读的东西记录下来，最后就集成了一个宝库，这个宝库还不光是文学训练方面，还牵涉到人世，人和人的交往。

我自己在看《围城》时候，也是津津有味。我96年回国，很快过了一、两年《围城》就拍成连续剧，现在的连续剧，大家的兴趣点比较分散，那个时候兴趣点相对比较单一、集中，所以收视率就特别高，钱锺书和杨绛先生也因此一下子就闻名全国。当时黄蜀芹导演的这个《围城》连续剧是特别有名，各个角色演绎的都特别好。

钱锺书先生写的时候是在40年抗战接近结束的时候，但是他自己其实是有在大学里面教学的经验的，他到西南联大去过，后来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他很快遵父命，他的父亲钱老先生是比较老派的人，他写过《中国文学史》，他写《中国文学史》不涉及中国现代文学，不会涉及钱锺书也就是他儿子写的东西。钱老先生比较老派，那时候他在浙江大学教过书，后来到现在的湖南师范大学，那个时候他们在湖南，因为日军入侵，后来到长沙，就是现在湖南师范大学的前身。钱老先生是一个严父，我们如果去看钱锺书小时候的回忆或者是杨绛先生的回忆，钱锺书先生有时候吃的苦挺多的，他经常挨打，我为我们的文化感到遗憾，这不是好习惯。钱锺书先生挨打，但却造就了他强大的、和善的、有爱意的灵魂，也有的孩子挨打以后灵魂特别扭曲然后变成社会的灾害。我们看马家爵小时候的身世非常的坎坷，受过太多的冤屈自己不能消化，最终走上与社会为敌的路。

钱锺书先生小时候受过很多苦，他把这些苦变成正能量。他自己读书是有偏颇的，他特别喜欢中国的文字、文学，他到清华读的是外文系，这个我特别强调一下，我在外文所工作的时候，钱锺书先生是从外文所借调到中国文学研究所去编《宋诗选注》，外文所这些人的中文都特别好，千万不要觉得外文所的人只会说外文，完全不是这样。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人在文学创作方面要比中国文学研究所强。

《宋诗选注》，钱钟书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周绚隆：看小说也看得多。

陆建德：对，看小说看得多。那时候外文研究所研究法文的还有李健吾先生，李健吾先生是写戏剧的，他跟钱锺书先生非常熟悉，在上海的时候都一起创作，外文所其实还可以举出很多有名的作家，包括现在冯宗璞先生，冯宗璞和杨绛两个人都是外文所英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这两位如果放在一起，就女性创作而言，试问还有哪个小小的团体能够超过这两位。

钱锺书先生创作的这部书《围城》，10几岁的人读不懂，10几岁的人读的话草草地可以知道一个大概，但是大量的有趣细节、调皮的细节，有时候乃至于恶作剧的细节或者是过分戏谑的细节在读的时候是不能体会和欣赏的，这个还有待来年。这个大家不要怕，我们慢慢把这部书当作一个经典来读，我觉得人民文学出版社做这个活动意义非常巨大，我也很高兴地听说居然发行量已经达到这种程度。

钱锺书先生有一点比较可惜，他是从50年代开始，再也不继续创作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人所不愿意提及的，因为曾经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是文学所的一个白旗，当时要拔白旗，当然杨绛先生写的文章也是白旗，包括郑振铎先生写的也是白旗，那时候要拔白旗。还好钱锺书先生在那个时候还是顺利地熬过去了，但是他对自己早年的创作，尤其是在50、60年代，他是不原意谈的，他觉得这段历史不值得重新评价、重新来向大家社会宣传的。

一方面我觉得他可能是对自己作品里的一些内容还不是很满意，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他也不想在那个时候给自己添麻烦。因为这部著作在海外受到很高的评价，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文学，也就是50年代以后，有很多非常出色的研究者，但是50、60年代的时候我们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特别难写，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有的作家要写这个人还是不写这个人会很纠结，你提了这个人可能受批判，那怎么办？所以特别难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