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对话古尔纳：故乡是一种心灵的归属和感知

3月11日下午，以“文学的故乡与他乡”为名，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与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展开对话。

对谈现场  权义 摄

对话以莫言对于“文学的未来已经岌岌可危”这一论断的回应展开，莫言说：“我从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听到过很多给文学敲警钟的言论，说随着电视和网络的出现，文学的命运可能就要终结，事实证明，文学永远不会随着科学的进步而消亡，每一次科学的进步都会给文学插上新的翅膀。即便 AI已经出现，作家这个职业也不会就此终止。”

“我相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作家独具个性的形象思维是AI无法替代的，我和古尔纳先生，有生之年都不会失业的。”莫言谈道。

莫言认为，古尔纳的小说中有许多“我不熟悉的生活和许多我不熟悉的人的情感”，而“文学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一个国家的作家的作品能够被另外的国家的读者所接受，在于他们的作品都具备了人类的共同价值、共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莫言

一只长颈鹿能不能换一只熊猫：美好的交往在持续发生

本次对话的主题是文学的故乡与他乡。

故乡是文学的精神母题，浮现于人在他乡的诗性的回望，赋予每一个讲故事的人最初的声音和最深刻的记忆。

故乡还是一个丰富的文化意象，言说故乡与他乡的关系，这不仅有助于通过想象构建我们人类共同的命运，也有利于更好地理解现实个体与世界的关系，回应激烈变革的时代挑战，不论是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还是古尔纳书写的坦桑尼亚，两位作家的写作共同呈现出对故乡的无限眷恋和对时间的不断深思，由此诞生了诸多充满寓言、意味和命运感的故事。

因缘际会，莫言在去年7月曾和朋友王振一起去到非洲，并在二人成立的公众号“两块砖墨讯”上刊载此行的所见所闻，莫言颇有感慨地写下：“……非洲之旅，历时一月有余。其间逐兽荒原，登攀高塔，漫步海滩，泛舟红海，草地挥毫，帐篷学诗……其历也丰，其程亦苦，其感也多，诚为此生难忘之旅也。”

莫言与友人王振在非洲

莫言拍摄的长颈鹿

在抵达非洲之前，莫言已经读过许多非洲小说家的作品，但是“文学的非洲里面充满了想象，真实的非洲，一方面印证了我在小说里读到的这些印象，另一方面也扩展了我的印象。”

莫言没有看到动物世界里角马前赴后继地进入河里，并牺牲于潜伏于水中的鳄鱼口中的场景，“我们在马拉河边徘徊三天，河边的浅滩上伏着一条又一条的巨大的鳄鱼，它们几个小时一动不动的耐性让人感叹，任凭阳光曝晒、劲风吹拂，它们只是一动不动。”不久前，莫言曾写过一个剧本《鳄鱼》，在非洲看到的金色的鳄鱼也让莫言由衷赞美。

也许只有抵达以后才能有更深刻的领悟，莫言感叹鳄鱼的“如朽木、如泥塑、如铜铸”一般的坚韧，也在乞力马扎罗山下仰望雪峰时明白豹子冒死攀登雪峰，只为寻求光明和理想时的壮美。

莫言在马赛马拉草原拍下的金色鳄鱼

非洲壮美的自然风光在莫言绘声绘色的讲述中无限延宕开来。

回到文学现场，古尔纳谈道，自己来自于非洲的一个很小的岛上，“它的宽度只有20英里，长度也只有60英里，从岛的一端走向另一端只需要一个下午。我们的岛上没有鳄鱼，现在也没有豹子，只有一些麋鹿和猴子。但是我们有海滩，海滩和海，让我们的小岛和世界进行着连接。我们的小岛上，有阿拉伯南部的人，有印度人，还有索马里人，甚至有郑和的足迹。”

提起郑和，莫言也分享了一段趣闻。

明永乐十二年，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榜葛剌国（今孟加拉）为了表达对永乐大帝的敬仰，送了一只瑞兽，郑和斥巨资一路颠簸着把它带回去，朱棣大喜，命画师给按神兽“麒麟”样貌画了一幅《瑞应麒麟图》 。

去年莫言拜访肯尼亚时，肯尼亚文化旅游部长还笑称：“当年我们曾经送给中国一头长颈鹿，现在你们能否送我们一只熊猫？”

《瑞应麒麟图》

见微知著，中国和非洲在历史上交往的过程中，充满着这样美好的传说和趣味，大到一只如长颈鹿这样的巨兽的漂洋过海，小到一颗生豆芽的发明——对航海者来说，最大的危险是长期得不到维生素的供给而患的败血症，相传是郑和发明的豆芽菜解决了这个问题。

古尔纳回应，长颈鹿、郑和，听起来多么不可思议又多么让人着迷，“我甚至的确在海滩上看到青花瓷的陶器碎片，这些都是来自中国的，所以郑和这样的一个故事就不仅仅是一个故事了，让我们感觉它是可信的。”

回到最初的问题，对于作家而言，故乡是什么？

莫言说：“故乡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我早期的小说毫无疑问是描写故乡的，但是故乡本身的经验是不够的，需要不断扩展，而随着作家的创作经历的延长与活动半径的扩展，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纳入到他的故乡的范围里来。”

古尔纳回应：“故乡，也就是家园，它是我们居住的地方，但它深层次上也是我们心灵的归属和更深层次的感官感知层面的共鸣感的所在。我们对于家园的判断，并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判断，更是一种感性的认知。”

从窄门进去，走向一个很宽阔的地方

这是一场郑重的会面。

古尔纳来中国之前，读过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并且“非常喜欢里面丰富的语言的描写和叙事方式，比如对结婚的场景以及其他场景的一些描写和写作散发的那种独特气息”。而莫言已经读过古尔纳全部作品共计十本小说。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演讲的题目是《讲故事的人》，莫言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所有的作家都是讲故事的人，但是作家肯定大于讲故事的人。作家除了要讲故事之外，还有许多任务，比如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思想，表现自己的国家、民族、家园、历史。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展示自己的语言才华和风格，但是任何一部小说如果没有故事的话，就失去了意义，如一句古话所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莫言分享了自己阅读的古尔纳的一部名为《遗弃》的小说：

故事讲述一个小店主早晨起来在清真寺打扫卫生，发现从远处走来了一个异族的男人并且昏倒在地，小店主听不懂他的语言，但还是找人把他抬到家里去，家人都非常震惊，害怕他来路不明，害怕他带来瘟疫。小店主还是救了他，后来，被救的男人还与小店主的姐姐谈上了恋爱，姐姐随之远去。这是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的英属殖民地肯尼亚，其中，被救的男人是英国作家、旅行家、东方学家马丁·皮尔斯，而嫁给他的小店主名为哈桑纳利，小店主的姐姐则名为蕾哈娜。

小说转进入下半部分，20世纪中叶独立前后的桑给巴尔和英国伦敦，哥哥阿明爱上了年轻貌美但声名不佳的当地女子贾米拉——她正是上一个故事里的皮尔斯和蕾哈娜的外孙女，但因父母的坚决反对而被迫分手，从此生活在因“遗弃”对方而产生的内疚与悔恨中。弟弟拉希德获得了去英国留学的奖学金，“遗弃”了处于动乱中的家乡。

百年的时间，三代人，外来的传道者或者殖民者和本族的人生的混血儿，其血统和身份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婚姻也仍旧受到干扰。“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这样一个问题，这种人类正常的恋爱、生育的问题，扩展到了对民族家园和文化问题、国际世界的领域的问题的探讨，非常由小见大，可以说是从一个很窄的地方进来，扩展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莫言谈道，并认为这是古尔纳写作的功力所在。

小说中需不需要故事？古尔纳回应：“如果说小说中没有故事，那就很难成为小说。当然也是有一些作家认为，小说中是不需要故事的，他可以直接用文字用观点来写小说。但是我认为，在一部小说之中，需要有故事，还应该有情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古尔纳也认为，“故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物，它并不仅仅是讲清楚发生了怎样的事情，故事实际上是人如何去描述他们和其他人的关系，是一种叙事和描述的方法，这一点反映了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有一些文化之中，仍然存在口口相传的这种故事的讲述的方法，一些发达的文化中，讲故事的方式就不太一样了。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方式：人们会坐在一起说，你听没听说在索马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也许他们所说的这件事发生的原因根本就是不对的，但是这也是反映了他们看待世间事物的一种方式。”

莫言与古尔纳

在英国，古尔纳是一位文学教授，但并未教授过创意写作。此番做客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古尔纳“入乡随俗”地对创意写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创意写作专业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已经得到认可，并广泛欢迎。在英国的很多大学里，选修创意写作课的学生，远远超过了课堂的承载能力。

他回忆起自己还是个写作初学者时，只能自学所有技能，“写完之后，你还要尽可能说服别人帮你看看这个作品，提一些意见，更重要的是希望作品能够被出版”。而如今创意写作课程承担了这样的功能，可以为学习写作的人指点方向，告诉他们，如何让自己的作品被知晓，被理解，被欣赏，这就是这门专业的价值所在。

最后的问答环节，对于“您的作品应该归属于移民文学/流散文学，还是世界文学？”这个问题，古尔纳回答：这两个术语的确是现今学术界的流行词汇，但他对这两种界定都表示怀疑。他说，移民文学/流散文学本意，来自于被驱逐出家园的人。如果将所有在本国以外进行的文学写作，都称之为移民文学/流散文学，这是不恰当的。而世界文学的命名是否有实际意义，也令人怀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自成一个世界，如果将把很多作品收拢到一起，称之为世界文学，似乎也并不合适。

“所以我认为，我的作品二者皆不属于。”他说。

古尔纳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