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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黎锦扬：美国华人英文写作开拓者，好莱坞的打油郎
【编者按】11月8日，著名美籍华裔作家黎锦扬在美国洛杉矶去世，享年103岁。湖湘望族“黎氏八骏”的时代至此落幕。
黎锦扬1915年出生于湖南湘潭。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5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修比较文学，1947年取得耶鲁大学戏剧硕士学位。第一部英文小说《花鼓歌》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且被改编为百老汇音乐剧及电影。他是二战后最早以中国人题材撰写英语小说的华人作家，继1930年代林语堂先生之后，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二人。
本文为旅美学者明凤英在黎锦扬生前对其所做访谈，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去好莱坞，是去找黎锦扬老先生聊天。他今年已经一百岁了，还是实岁，不是中国岁。前三次去看他，他还九十九。之后再去，他就一百了。他笑眯眯的，神秘兮兮的：“我现在是西洋人。”“什么西洋人？”
他转身指指窗户外边，“夕阳人，夕阳嘛。呵呵。”一会儿，他又自顾“呵呵”笑起来，嘴巴弯成一条小船。
黎锦扬老先生要戴助听器，才能聊天。不戴助听器，也能侃侃而谈， 爱说什么说什么，让我听个够。老人妙语如珠，一直说到名叫Cookie的看护过来说，“午饭时间到了。”他拨浪鼓般摇起头来，“我不饿。”
看护摇着手指头，说，“不可以。我不能让你不吃饭的。”老人想想，说，他要把饭分一半给我。我是自带三明治去的，因为怕他们吵起来，没等开口， 就自动拨了一些他的色拉到自己盘里。午餐一样不少，还有甜点和咖啡。
Cookie 是个非裔胖管家。所谓管家，是真“管”：“以后你不能再吃 了。”老人无辜地说，“为什么？”胖管家说，“外卖里有味精，吃了晚上做噩梦。”老人说，“我没有。”胖管家说， “有。”老人说，“没有。”胖管家说，“有。”老人放弃了，转过头来用中文说，“不要信她的。”胖管家好像听得懂，说，“我听到了，你做噩梦，说梦话。”老人说，“你怎么知道？说不定我作风流梦呢？”胖管家呵呵笑起来，“别跟我说我在你梦里。我不要。”
临走，老人说，“给夕阳人送上一拥？”
我想起来，告诉他，“我的房东太太，玛丽宝儿读过你的书，叫我代她熊抱你一个。”老人眼睛一亮，问道，“你的房东太太几岁啊？”
“九十。”他说，“喔。好年轻啊。”
从好莱坞回来，路上又猫啊狗啊的下起雨来。偌大的城市，车群在蒙蒙雨色里，慢慢移动，一点声音也没有。回到家，车子整个的一个干净。
一生下来，就是“八老爷”
我的奶妈人很懒，每次家里人差遣她做事，她就抱着我找借口，说，“我要喂八老爷吃奶。”听起来不太雅，但大家都哈哈一笑。
明：您是湖南湘潭人，在北京念中学，西南联大毕业，到美国哥伦比亚和耶鲁大学留学。后来以《花鼓歌》在好莱坞成为早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是继林语堂先生之后的第二人。可以请您从您的家族故事说起吗？
黎：我的老家在湖南湘潭县，中路铺镇。这是南岳衡山的支脉晓霞山下面，一个不到10户人家居住的小村落。我父亲算是一个乡绅，英文叫gentry farmer。家里的田地都有佃农耕作，平常不大管事，平常就是读读诗，写写字。我爷爷跟我父亲两代单传，都是独子，到了我这一代，男丁旺盛，我父母总共生了八个男孩。另外还有姐妹四人。我父亲心地善良，母亲做事有魄力，这对我们把兄弟都有影响。
我家兄弟八人，我年纪最小，是我家八兄弟里的老幺。我大哥年纪比我大很多，他几个最大的孩子比我的年纪还大。
我一生下来，就是个“老爷”。 那时，我大哥已经成家了，家里人称我大哥“老爷”，称他的孩子“少爷”。我父亲是“太爷”，我爷爷那辈就是“祖太爷”。我跟我大哥同辈，排行老八，所以一生下来，就是“八老爷”。
我家孩子多，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奶妈。我的奶妈人很懒，每次家里人差遣她做事，她就抱着我找借口，说，“我要喂八老爷吃奶。”听起来不太雅，但大家都哈哈一笑。
我们八兄弟后来各有各的天地，都做了一些事情。 这多亏了我大哥黎锦熙。大哥1917年到北京任职，事业稳定以后，把我们兄弟一个个带到北京。他认为一辈子待在湖南乡下不会有出息，当一辈子的土包子，一定要走出去。我大哥是文字学家和语言学家。在北京时，跟钱玄同、赵元任一起推行白话文，和国语运动， 那时候叫“言文一致”“国语统一”。 后来又参加罗马字研究，编定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和简化字。他当过好几任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
我二哥黎锦晖是杰出的音乐家，开展了流行歌曲的新格局，组织过“明月歌舞团”，推动儿童歌舞剧。
三哥黎锦曜是采矿专家；四哥黎锦纾是教育家和出版家；五哥黎锦炯是铁路和桥梁专家；六哥黎锦明是作家；七哥黎锦光是作曲家，很多中国流行歌曲，包括《夜来香》等都是他写的。
我家的女孩比较吃亏，她们跟母亲学得一笔好字，但没像男孩那样受到栽培。
明：您是老幺，在家是否特别受宠？
黎：确实受到大哥很多的照顾。我从小就很好奇，喜欢时髦的东西。到北京上中学，大家都不喜欢中式衣服，喜欢西装，打扮得洋气一点。看见人家衬衫上有英文字，不懂意思，但觉得很新奇有意思。我也喜欢吉他、打字机这些时髦东西。
我也喜欢跟佣人一起吃饭，他们吃的是粗粮，花样很多，说说笑笑很有意思。跟父母长辈同桌吃饭比较拘束，饭桌上是大米白面，越吃越瘦，身体也不怎么好。
我在北京时间比较长，在湖南的时间反而短。念书时是来来去去的。我大哥把我带到北京，小学上红庙小学。到要上中学的时候，我大哥问我，你想上哪个中学呢？那时，北京汇文中学最有名，是长老会教会学校Presbyterian school，我说我想上汇文中学。我大哥就把我送去了。
在汇文中学，有两件好玩的事情。第一是学摩登，第二是被开除。怎么摩登呢？汇文中学什么样背景的学生都有，还有不少留学生。我去到那里一看，哎呀他们好摩登啊，戴太阳眼镜，弹吉他，会说英文，会打字，衣服上还有英文字。我觉得他们很帅。 他们的英文不完全是英文，英文字里夹了中文字。听起来很新鲜，我也觉得蛮好。
怎么被开除了呢？ 这是因为我交了一个好朋友，也是湖南人，我们常一起出去玩。有一天，两人玩得很晚，校门关门了，这好朋友是资本家的儿子，不太守规矩，就翻墙进去，自己去开大门。但大门上锁了，打不开，他就到后门去找看门的人拿钥匙，说，“喂，我还有朋友在外面，放他进来。”看门的人不答应，他就自己跳过柜台去拿钥匙。第二天，我们俩就被开除了。
开除之后，我不能上学了，很怕大哥要骂我，但幸好我这大哥是不怎么骂人的。只问我，“那你想怎么办呢？”我说，“不知道怎么办啊。”于是，他透过关系，在别的学校留级一年，之后又念了一年书。那年，我没有参加会考，到山东大学去念书了。
中学的另一件印象比较深的事情是：不敢跟女生说话，很害羞。这害羞的感觉困扰我一辈子。我们汇文中学是男校，没有女生，但后来也有女生来寄读。比如校长的女儿就来寄读过。我心里总在想，要有个女朋友多好。但我胆子不大，总是不敢对女生表示。吃饭的时候，我们都坐大圆桌，同桌有个美女，我喜欢她。可是越是喜欢，就越不敢跟她说话，真是奇怪的事情。
从山东大学到土司衙门
我看了你的书，知道你当时喜欢我，其实当时我也知道你喜欢我。但隔了这么多年，我要问你：你当时怎么不表示啊。可惜，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明：您先进山东大学，后来随学校撤退到昆明西南联大？
黎：山东大学在青岛。山东有个省主席，以前做过土匪，是个老粗。有一个笑话不知是真是假，说：有一次，有人给这老粗省长提建议，说咱们大家走路，应该靠左边走。省主席听了，觉得有问题，说，“大家都走左边，那右边不就没有人走了。不行。”老粗作省主席，在中国还蛮多的。
我到山东大学后不多久，日本人就发动进攻了。之前，还比较没什么。那时开始有了军训课。这老粗省主席说，年轻学生的生活要苦一点，受军训锻炼起来，将来好打日本人。
怎么锻炼呢？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白米饭里掺沙子。这样，可以把年轻学生的胃弄强壮起来。我们天天吃沙子饭， 把胃搞坏了，都得了胃病。省主席也很同情我们，下令：凡是有胃病的人可以免上学， 到济南一个有名的寺庙去休养。我就不上课，到山上去休养了 。一住就是一两个月，每天跟和尚聊天 。
到山上去养病，虽然不用上课，但也有损失。最大的损失是把我的女朋友搞丢了。让人抢走了。那个抢我女朋友的人不但长得好，而且有钱，所以我的女朋友被他抢走也是应该的。无所谓了。但是，没想到后来他也到了美国留学，居然也去了耶鲁大学，我们就做了好朋友。
这不是我心宽，是不得不宽。他一切都比我好啊。人长得帅，家里有钱，一到美国就开始做人寿保险的生意。那时候，中国人还不大懂保险，但他做得很好，很成功。 后来，我原来那个女朋友也从中国来了美国，他们结了婚，住在一栋大房子里。他们不只有一栋房子，好几处房子，佛罗里达，纽约，都有。人家是一个大亨。
后来我们一直常有来往。
明：随学校撤退到云南，从西南联大毕业以后呢？
黎：西南联大毕业以后，我一时找不到事做，在昆明晃荡。
有一天，在学校看见一个广告，说云南边疆地区有一个地方，叫芒市，那里的土司衙门要征一个英文秘书。我就去应征了。
学校一位管事的太太提醒我，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呢？那是夷人的地方，打摆子的，我们汉人没有抵抗力，到那里去是活不了的。那时候我很年轻，胆子大，心想怎么会活不了呢？ 我约略知道，疟疾是蚊子传染的，我想只要不让蚊子叮，就不会有问题。反正没工作嘛，去了再说。
到了芒市，土司派汽车来接我，一路开到土司衙门住处。我下车一看，他家有两边，一边是旧式的土楼，一边是新式的现代洋楼 ，完全不同的风格。 我问他为什么要个英文秘书呢？ 他说，他每年大概会收到三、四封英文信，我正纳闷，怎么三、四封就要请个英文秘书呢？正想着，听到楼梯蹬蹬蹬，我回头一看，看见楼梯上下来了一双当时最新式的，最时髦的高跟鞋。土司给我介绍：这是我的太太。我才知道，原来土司有姨太太。旧式房子里住的是旧太太，新式的房子里住的是新太太。 新姨太太很漂亮，是英国跟缅甸的混血。土司告诉我，你的任务就是跟她说英文，打鸡毛球。土司的混血姨太太很漂亮，人也很好。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做得很愉快。
土司和混血姨太太结婚，大概是媒妁之言。姨太太有个表妹，也是缅英混血，也很漂亮，常常跟我们一起去玩。我心里喜欢她，但还是害羞，一见美女就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我到了美国，出了书，结了婚。很久以后有一天，突然接到一封信，打开来一看，是土司的混血姨太太的表妹写来的。她说，她定居在澳洲，在街上偶然买到一本书，就是我写土司衙门的那本书。她的信写到出版社，再由出版社转给我。信上说，我看了你的书，知道你当时喜欢我，其实当时我也知道你喜欢我。但隔了这么多年，我要问你：你当时怎么不表示啊。可惜，现在一切都太晚了，现在你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是五个孩子的母亲，too late了。她还说，那时候要是我表示了，可能现在就住在澳洲了，不会到美国来了，生活会整个不同。所以人生很多都是命运啊。
芒市这地方，在中国跟缅甸交界。风土民情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女人结了婚，就把头发梳高在头上，男人看见就知道了是结了婚的，不要过去打扰。未婚的女人就结小辫子盘成一圈在头上，肚子前面穿一条绣花小围裙，蛮可爱。
我这个秘书的任务，除了每天陪姨太太打鸡毛球以外，还要加强她的中国文化，让她熟悉中国的事情。另外，土司也希望我能帮他们挣点钱，比如办学校，开办事业性的生意等等。
明：听说那里的烟草买卖很盛，很赚钱。
黎：土司自己不种烟草，不过每年要买进一些大烟，进贡给云南的省主席。那省主席叫龙云，以前也当过土匪的，很出名。 他是抽大烟的，后来做了省长，他儿子也抽大烟，得买大烟来孝敬他们。
后来，我帮土司想了一个主意，就是种桐树，生产桐油。我知道桐油很卖钱，桐树油可以做油漆。桐树要种在山上，要年轻的“山头人”来种。当时，那里住着三种人：汉人，夷人，和山头人。汉人住在比较好的地方，夷人住在普通的平地， 山头人住在山头上。
不过，这个土司不是当地的夷人，是汉人。 他的祖先在几百年前明清时代，是犯了罪的朝廷官员，被割去了手脚，送到不毛之地，让他们自生自灭。没想到，汉人到底还是比较厉害，尤其是以前做过官，懂得一些做官的办法，慢慢就成了这里的头头，当上了地方官。本地人也很高兴，大概有人管，总比没人管好吧。
不过最后，我还是没帮上什么忙。一来是山头人不会种桐树，二来是大概这里本来就不适合种桐树。种啊种，桐树都死光了。土司赔了本，只好另外想办法。
后来日本人从缅甸那边打过来了，走后门要轰炸中国。土司跟我说，你是汉人，还是赶快走吧。我们虽然是汉人后代，但已经跟本地人通婚，自称夷人了，日本人不会对我们怎么样。
那时，我大哥已经从北京撤退到重庆，我于是赶紧打点，逃到了重庆去。 土司很照顾我，用汽车把我送到半路，还送给我一些现洋，袁大头，西装，打字机，钢笔，吉他，这些很洋气时髦的东西。
到重庆去，一路上真是很危险。日本飞机一路轰炸，半夜摸黑躲警报，脚下有时硬，有时软，硬的是土，软的就是死人尸体，踩下去是有感觉的。我这一生经过很多危险，大难不死，真是幸运。到了重庆，我大哥问我，都带了些什么东西啊。我说，都是些时髦东西。我大哥一看，说，这些都是黑市最需要的东西，送到黑市去卖了吧。
我大哥那时有洋车，让我跟着洋车，把东西拿到黑市去卖。我们卖了东西回来，拉了满满一车钞票，破破烂烂的，那时因为是抗战时期，美国对中国有特别的优惠汇率，美金兑换中国钞票， 好像是20块中国钱，兑换一块钱美金。我是走路跟在车子后面回来的。我大哥一看，满车的钞票，说：够了。够什么呢？够把我送到美国去念书了。
我一生经历过很多危险。以前乡下很乱， 小时候我家住在乡下，老百姓过日子都提心吊胆，总怕土匪强盗。从昆明到芒市土司衙门去工作，是搭军药运送车。车在半路上翻了，我跟军火弹药一起滚落山坡。以前的环境是这样的。
到了美国以后，觉得放松一些。美国乡下没有成群的土匪强盗，也没有军阀。要说美国也有危险，什么危险？就是钱和女人。要是没什么钱，也不跟女人乱来，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当时美国跟中国结盟，对中国难民有特殊安排。申请绿卡、学校入学许可，手续并不难。我申请进了哥伦比亚念比较文学，但我的英文不够好，在哥伦比亚上课都听不懂，上课就打瞌睡。 我有一个亲戚，就是我侄女的丈夫，当时是中国制片厂的厂长，他正好从国内到美国考察，顺便去看看我。我告诉他上课听不懂，他说，你不如去学写作吧，以后也可以替我们制片厂写写剧本。我想，这很好啊。
美国最好的戏剧写作课程在耶鲁大学，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就是这里毕业的。但耶鲁大学的学费很贵，我根本上不起。 我大哥的好朋友赵元任那时在《China News》作主任，他帮我申请到一个奖学金，还管发零用钱，每个月有两百块。真是很够用了。
我就专心在耶鲁学写剧本了。但还是个语言问题，我的英文写作太差了，觉得很挫折，想转学。那时戏剧写作系的系主任，叫Richard Eaten，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说了一句话，把我救了。他说，“你来这里，不是学英文的，是学写剧本的。” 我一听，这句话有道理啊。我就定下心来专心写作，没有追求女朋友，每天专心写。果然他说的是对的，英文好坏是另外一回事，技巧才重要。
我把芒市的故事写了出来，结果在耶鲁大学演出了。当时，耶鲁剧本写作班很有名气，凡是这里的学生作品演出，纽约附近的经纪人都会来看。我的剧本演出那天，有个纽约的经纪人来了，是一位太太，看完戏，递给我一张名片，叫我暑假去纽约找她。这张名片真叫我紧张得厉害，想想自己还没有毕业，居然就有纽约经纪人要见我。我太紧张了，等不及暑假了，那个周末一到，我马上就到纽约去了。
找到这个经纪人的纽约办公室，刚坐下，她就给我泼冷水。她说，中国的故事在美国没有舞台，美国人不喜欢， 挣不到钱，不会有人用的。她说的是对的，中国的故事从来没有在美国舞台上演出过。她建议我，可以写小说。 她说，你写了小说，我愿意替你去卖。
十年寒窗写成的《花鼓歌》
一个是音乐剧公司邀约，出价三千加版税。还有一家好莱坞电影独立制片公司，出五万块买断电影版权。我当然要五万块的。第二天早上，电话来了，我的经纪人说，恭喜你挑了三千的那个，是对的。我说，我没有挑啊。她说，你昨晚告诉我的，现在已经成了定局，要反悔也太迟了。
明：您1947年从耶鲁毕业，《花鼓歌》这本小说是1957年出版的。中间有整整十年的时间。
黎：是的。《花鼓歌》这本书写得也不那么容易，可以说是十年寒窗。
我听了这位女经纪人的话，挣扎了十年，练习写小说。但我一从耶鲁毕业，留学签证就到期了，应该回中国。有一个认识的人跟我说，不需要自己买机票回国，就赖在旧金山，等移民局来抓，把我递解出境，这样回国就不用花机票钱了。幸好不久，我的一篇短短三页的英文文章Forbidden Dollars《禁币》，得了Writer’s Digest《作家文摘》头奖，不但赚到一千五百块美金，还可以因此申请永久居留美国。当时牛肉面一碗2毛5分钱，1500美元养活我一年了。我就搬到了旧金山，决定留在美国摇笔杆过活。
我先后在旧金山的两个报馆做过事情。这些工作很容易，只要会中英文就可以了。当时有个报纸叫《世界日报》，跟后来台湾人办的《世界日报》同名，创办人是夏威夷来的， 风格比较新式西化。这个报纸有个英文版，我的工作就是把一些杂事和八卦都用英文写出来。 后来我换到《中国日报》，是个比较旧式的报馆，但他们的饭很好吃。到了吃饭时间会摇铃，我们这些摇笔杆的就把笔放下来，去吃饭。 每张饭桌十二个座位，常常有人带朋友来吃饭，饭桌上坐十四五个人是常态。我也带过朋友，但我的朋友去了一次就不去了，说太挤。
在那里工作，不但每天三餐有饭吃，退休了，还有地方给你住，可以住一辈子，死了，也会有人安葬你。有个老人，把几十年的薪水都放在床底下，不存银行。他们都是广东人，说广东话我也听不懂。那里就我一个湖南人。薪水三十块一个月。这些经历，我都写在了《花鼓歌》里。
报馆都是晚上上班，白天我就在旧金山老中国城附近找灵感。中国城有个花园，我天天躺在那个花园的草坪上，编故事。那时，我住在Kearny街 ，附近以前叫“小马尼拉”，在山坡比较低的地方，住的都是没钱的人。 现在这条街还在，都变成高楼大厦了。旧金山是山坡地形，没钱的人住在坡下，有钱人住坡上头。坡上头叫Nob Hills，Nob正好是英文字snobbish的简称，就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意思。我们都说，Nob Hills是高贵的地方, 只有高贵的人才能住的“高贵地方”。
那个Kearny街上，有个菲律宾的夜总会，我在那个夜总会楼上租了一个便宜的房间。那里白天很清静，睡觉、写文章都没问题，但到了晚上就很吵。后来我的《花鼓歌》卖出去赚了一点钱，就搬到“高贵的”Nob Hills去做高贵人了。
明：您一直跟那位纽约的女经纪人合作？
黎：是的。这个女经纪人一个劲地鼓励我写。这十年里，我写了一些没有用的、不好的，十年之后，才写了《花鼓歌》。 她说，好，这个不错，我替你去卖。但她告诉我，你的作品不知被多少出版社退过稿，只剩下最后一个出版社了。是一个所谓的high brow精英出版社，叫Farrar Straus。他们主要出学术著作，但也出版小说。这经纪人跟我说，这次送出去再没人要，我就没办法了。但没想到这个出版社居然要了，而且还出版成为畅销书。
当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审书稿的人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在病床上看完我的稿子，写下两个字：Read this，就去世了。我一直很感谢他。这个出版社有三个老板，其中一个老板说，这本书未必会卖得好。但这个作者的第二本书可能会好，所以签合同的时候，要求第二本书一起签。因为他们下了一点本钱做宣传，希望在第二本书上把本钱捞回来。后来，我写了第二本书也卖给了他们。合同上都写好了。
这回终于卖出去了，我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寒窗写作，挣扎了很多年，也算得来不易。这其中，我一筹莫展，想过做生意，想去打工，也想给人端盘子，可是又想想，堂堂一个耶鲁毕业生去给人打杂。我这人好面子， 不愿意，就拼命写作。这个经纪人是我的贵人，没有她，我也不会有今天。
明：《花鼓歌》出版以后，您的生活就完全不同了？
黎：是的。那段时间出过一些好玩的事情。我搬到有钱人住的Nob Hills去住，Nob Hills在很陡的山坡上。有一天，我下坡的时候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把骨头折了。我的邻居是医生，给我治骨折，我现在还有一张断脚的照片。
还认识了一位香港太太，有一天说要带个朋友来见我。我说，可以啊。她就带了一个长得很斯文的先生来聊天，问我对香港电影有什么感想。我说很不喜欢，导演不自然，演员不自然，对白也不自然，把香港电影大骂了一顿。后来，那位香港太太才打电话给我，说，你知道刚才那位先生是谁吗？那就是香港的电影大王邵逸夫先生啊。我很懊悔，自己把机会给搞砸了。
朋友越来越多，可是我还是没法找到女朋友。那是我比较烦恼的事情。我想毛病主要还是出在自己害羞这点上，这毛病，我从中学时候就有。大概也算老式中国社会传统的一部分吧。因为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年轻男女没有约会的机会。等花轿到了门口，掀开红头巾，再不投缘的老婆也要一起过一辈子，没办法的。或许是社会的需要，这样，丑女孩才嫁得出去，丑一点的男孩也才娶得到老婆。 这些都是很好的写小说的材料。后来我把这些男孩的害羞心理社会传统也都写进我的小说里了。
明：可以请您介绍一下《花鼓歌》吗？这本书1957年出版，立刻成为畅销书，1958年改编为歌剧，在百老汇上演六百多场。1977年又被环球电影公司拍成电影，得过五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黎：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会这样。
《花鼓歌》讲的是华人移民的代沟和文化隔阂问题。当时旧金山报上的新闻不是谋杀就是离婚，我想来想去，华埠中国人的家庭冲突多半跟代沟和文化差异有关系。这个故事里，有一对父女，姓李，想在旧金山开餐馆，因缘际会认识了另外一家人，姓王。王家父亲很守旧，大儿子叫王大，专攻西医，父子之间有新旧思想的冲突，也有东西文化的差异。王大爱上李梅，历经波折，最后决定勇敢追求她。
这本书卖得好，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纽约时报》的好评。有位评论家把我的书评得非常好，他一说好，《花鼓歌》立刻就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电话邀约什么的都来了，从此不用自己去找门路了。
我的经纪人说，各种各样的邀约来了很多，我替你挑了两个比较好的，你决定一下。一个是音乐剧公司邀约，出价三千加版税，想改成音乐剧。还有一个，是一家好莱坞电影独立制片公司，出五万块买断电影版权。我当然要五万块的。人穷的时候，一定会要五万啊。那时，我住在旧金山一个电影院的楼上。得到这两个邀约，当晚，我就自我庆祝一番，出去买了几瓶酒。第二天早上，电话来了，我的经纪人说，恭喜恭喜。我说，恭喜什么？她说，恭喜你挑了三千的那个，是对的。我说，我没有挑啊。她说，你昨晚告诉我的，现在已经成了定局，要反悔也太迟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选对了。因为如果卖给好莱坞那个独立制片，整个版权就卖掉了，这本书以后就跟我无关了。我选的舞台剧合同，是三个百老汇最出名的人Richard Rodgers、Oscar Hammerstein ，还有Joseph Field联手制作。公司名字叫Rodgers & Hammerstein。他们三个人联手改编了我的书，Rogers写音乐，Hammerstein写歌词，Joseph Field是百老汇的导演，也是作家，负责改我们故事 。三个好手联合把这个舞台剧改编之后，制作推出。
Rodgers & Hammerstein的作品一向卖座，到处巡回演出，伦敦，纽约，各大城市各地，都是票房保证的hit，几乎没有一个例外。他们最有名的电影是Sound of Music《音乐之声》，还有Okalahoma《俄克拉荷马》, 还有King and I《国王与我》等等，每个都挣大钱。当时，美国似乎流行异国风情，比方《国王与我》以泰国和南洋为场景。《花鼓歌》则以1960年代的旧金山为场景。跟他们其他的大戏比起来，《花鼓歌》还算是小意思，属于是挣小钱的。
我写《花鼓歌》，尽管十年寒窗，但大部分还是运气。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是很少有的。 靠这本书的收入，我几乎可以过一辈子。真是幸运。
明：《花鼓歌》电影版推出后，您成了好莱坞的名人。
黎：不只改变了我的生活，连《花鼓歌》电影的女主角关南施Nancy Kwan到餐厅去吃饭，老板都为她安排最好的位子，免费招待大餐。关南施本名叫关家倩，生在香港，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英国人。她也是《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的女主角。
《花鼓歌》出版后不久，我就结婚了，太太是美国人。我们一直住在Woodland Hills，接下来整整七年，我没有做事，靠《花鼓歌》的收入吃饭。
我的美国社交活动还是结婚以后才打开的。我从旧金山搬到洛杉矶，一开始也是为了要追求我老婆。当时我认识一位中国摄影师，叫James Wong Howe，中文名字是黄宗霑。得过三个金像奖。他的太太是美国人，他俩组织了一个写作俱乐部（Writer’s Club），请我参加。每次来要带一篇作品来朗读，让大家一起批评给意见。
俱乐部的主持人是Ray Bradbury，是个科幻恐怖小说作家，写过Fahrenheit 451《华氏 451度》。 我答应了，带着一篇小说去参加。但我的英文发音不地道，希望有人帮我朗读，我问，在座有哪位愿意帮忙吗？ 有位漂亮的美国小姐举手，说愿意为我朗读。这位小姐念得很好，把我的故事念得有声有色，为我增色不少。后来，她就成了我的太太。
“我的中文世界跟英文世界分得很开”
有人告诉我，你去学跳舞吧，这样你如果倒下去，就会倒在一个漂亮小姐的怀抱里，比倒在地下垃圾桶邮箱旁边好。本来我是不喜欢跳舞的，但是为了健康，也就开始跳了。
明：后来，您也在洛杉矶华人圈里找写作的题材。
黎：是。我开始住在“小台北”，就是因为想到华人圈里找小说材料。有一段时间，我常从洛杉矶西边好莱坞一带，开车到东边的“小台北”去，在麦当劳坐下待一天。我开车技术不太好，那段时间出了很多车祸。后来我太太说，你这样跑来跑去，不如周日找个地方住在那边，周末再回家。我听了太太的话，开始找租房，但租房不如买房，就在“小台北”买了一个。在“小台北”，我认识了不少中国朋友，做了六个文艺协会的顾问，很多交际来往，过得很热闹。 后来在“小台北”住惯了， 我周末回家，太太一开门，我就说国语，好像换了一个文化似的。
明：你游走在中文和英文两个世界里，觉得自己跟哪一个世界比较接近，还是分不清？
黎：我的中文世界跟英文世界分得很开。我在“小台北”找灵感的时候，几乎跟美国人的圈子完全脱节了。主要也是后来因为我的耳朵不好，不喜欢打电话，慢慢就跟美国圈子疏远了。有时候，有些美国人到“小台北”来找我，联系一些事情，不过他们不太习惯“小台北”。
南加州中国人多，一天到晚吃中国饭，说中文， 跟好莱坞的美国世界完全不同。中国、美国各有好处。比较起来，好莱坞住起来比较舒服，“小台北”那边吃得比较好。
但人跟人之间总是有些麻烦。我的中国朋友还是很多，中国人的麻烦一般都是小麻烦，不很重要的。美国人多半是各管各的，很自由，谁也不管谁，比如我的儿女平常都很忙，平常在外面跑事业，我找不到他们， 也搞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
《花鼓歌》问世以后，有不少美国人来找我，想跟我合作，看看有没有机会去中国拍电影。我也因此， 又写过十一本小说。
住在“小台北”的时候，有个德国人联系我，想做一个有关云南土司衙门的访谈记录片。后来因为这个节目，云南那边还来信，希望我能回去看看。我说，我也想回去，但年纪大了，不方便。还有山东大学也请过我。 这都是原来没想到的事情。
还有一次，我正准备跟这些美国朋友去中国，临行，突然心脏疼。美国医生说蛮严重，要开刀，但我还是去了中国，也在中国看了医生。中国医生跟美国医生看法不同，他们说，我的心脏病还不到开刀的程度，常常散步就可以了。我就每天散步，果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回美国以后，我就继续下去，每天走路。每天看见的风景都差不多，不是垃圾桶，就是邮箱。后来，有人告诉我，你去学跳舞吧，这样你如果倒下去，就会倒在一个漂亮小姐的怀抱里，比倒在地下垃圾桶邮箱旁边好。本来我是不喜欢跳舞的，但是为了健康，也就开始跳了。
在我家Woodland Hills附近，有一个教跳舞的老师，学费收得很贵，但天下的事很奇怪，就是因为贵，反而把我拉进去了。如果有免费的舞伴，我可能就不那么在乎，也学不起来了。天下事就是这样，有正反两面，好的事有坏的一面，坏的事也有好的一面。舞跳了一阵子，身体状况好了很多， 我又找那位犹太医生，但他已经不在了。护士告诉我，他上天堂了，是心脏病。
明：“小台北”的华人圈中，写作的人应该也不少吧。
黎：我在“小台北”那些年，台湾的文学会共有八个，我都是他们的顾问。顾问的工作就是吃饭不要钱，露个面，照个相。也蛮好玩。 但是说来奇怪，这些文学会里，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可以靠专业写作吃饭。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要有读者，就要有出版，要出版，就要有钱。在中国大陆，有些作家还能靠写作吃饭，而这里的作家都是自己掏钱出版，出版了以后，作者自己送书给读者。也有得卖，但是没人买。
华人的写作协会聚会，都是吃饭聊天，大家什么都谈，就是不谈写作的问题。但美国的写作会，比如以前我参加的James Wang Howe组织的聚会，主要就是谈写作的问题，先讨论这部小说要如何修改，大概会有什么样的读者群，这些问题都讨论过，有了解决的方案，才能吃饭聊天。吃饭聊天是讨论完写作最后的节目，大家去了往往都有些进步。如果投稿成功，就能拿到稿费。
明：这个美国写作俱乐部有多少人参加？
黎：来来去去大约有四十多个人，当中也有的人成名了，就走掉了。
明：场地和经费从哪里来呢？
黎：不需要经费，大家轮流做东，就在大家家里举办。我也做过东。
明：作者们都很认真吗？
黎：是的，要是不认真，也不会来参加了。每次都要讨论作品的。有些作家是全职写作， 可以靠稿费维生。美国的文艺杂志一般稿费都不低，我参加写作聚会的那段时间，像Atlantic Monthly和Harpers这样的文艺杂志，三千字左右的文章，稿费大约是一千块美金。很不错。
明：华人的文学团体，也这样讨论作品吗？
黎：几乎都是吃饭聊天。也有文友的新书发表会，都是大家自己掏钱出版，自己版新书发表会。参加的文友不好意思的时候，就赞助买几本意思意思。
明：有专业写作的作者吗？
黎：我知道，有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作家能靠写作吃饭。除此之外，就没听说过了。
以我自己来说，跟我来往的美国人多半是电影界的人，因为看了我的小说联系到我，希望有机会跟中国合作。纯粹对小说有兴趣的人几乎没有。
明：如果有中美影视合作，您觉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黎：第一：要做中国的故事，但有美国人在。这样两边都会有市场。这方面，还是要有比较流通的关系，脱不了这个。
有一次，有美国制片人欣赏我的《赛金花》故事，我就跟美国制片团一起去了台湾洽谈。 大家谈得很好，一切进展顺利， 但到最后一阶段， 有一个最高层的大老板来跟我们谈，喝酒聊天，席间，他问，你们到底谈的是什么故事？我们说是赛金花的故事。他一听，连说不行，说不能拍妓女的故事。我们说，这不是妓女的故事，是爱国的故事。但大老板说了句很可笑的话：“妓女没有资格爱国。”真是古板得厉害。
早期，曾经有过一些合作的希望。我原来有一个亲戚，在大陆做电影制片厂厂长，但也没有做成。也有过一个做保险的企业家，对我写的有关加州铁路发展的故事很有兴趣。我这本书的名字叫China Camp，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加州的发展很大一部分是靠铁路完成的，其中华人劳工的贡献很大。没有铁路的话，加州的发展至少要退后五十年，这是美国人自己的评价。但这个题材也没有搞成。很遗憾。
后来我们认识的一个中国电影摄影师做了文化部副部长。我们到中国大陆去，我们这些外国来的人误以为他们有诚意，有兴趣合作，但我们错了。合作从来没有成功过，我当然是很失望的。 如果一开始就知道不可能，也不会抱太大希望，耽误很多时间。
但是，现在跟以前不同了，华人开电影公司，搞文化活动的越来越多。因为中国比较富有了。
人活着，要保持忙碌，要忙自己喜欢的事，忙得有兴趣
我的一生起起伏伏的，有满意的时候，也有不满意的时候。人生这样才有意思啊。现在年纪大了，是个“夕阳人”，晚上常常做梦，梦有两种：一种是噩梦，里面乱七八糟的。一种是风流梦，哈哈。
明：有什么艺术心得，能跟年轻人分享吗？
黎：年轻人最好还是不要把意识形态放得太重，艺术作品还是要有观众， 观众还是很重要的。观众看戏，多半还是要娱乐。艺术界有时候有很强的理念，但即使有理想，还是要有好故事去表达。没有趣味性的艺术，只有高调的理想，是没有用的。
明：愿意分享您的人生智慧吗？
黎：我的人生观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样想，就看得开一点，舒服一点。否则，年轻的时候总是争争吵吵，疑心别人不肯帮助我，跟我捣蛋。人生不免失败，有时是命运如此，要记得成事在天，要把心放宽。
我写过一个故事，讲一个年轻人，特别喜欢修理东西，他不管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修理工具，看见谁家屋里有什么坏了，他就想办法修好。他原来跟母亲住在北京一个小院子里，有一天他母亲病了，给他一个瓶子，叫他去打油。他跟妈妈说，您不用给我钱，那天我给人家修好家里的东西，他们给了我一点零钱，买油足够了。结果，一出门就被拉夫去了，离开家乡哭哭啼啼的。他到了台湾，当兵三年以后，军队就解散了，说可以给每个人一点钱，可以自由做自己的事情去了。他有修理东西的手艺，自己谋生没问题，后来找到一个台湾女人结婚，但婚姻不太顺利，他就想办法跑到美国去了。
到了美国旧金山，那个说好要来接他的朋友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来，他等了很久，最后只好请一个好心的黑人把他送到随便哪家便宜的旅馆去。这个黑人人蛮好，把他送到城里最便宜的一个旅馆，把他放下来就走了。原来这个旅馆是在一个很穷的区，住在那里的旅客什么人都有，妓女厨子做生意买卖的都有。他一进旅馆，就看见有人抢，旅馆经理跟一个喝醉酒的客人打起来了，那个客人把经理打得鼻青脸肿。这个喜欢修理东西的男人在军队里面待过几年，打架动武有两下身手，就出手帮忙解围。那个经理是个半工半读的学生，他很感谢他，说这个工作我做不了，还是你来做吧。他就顺理成章地，接下了这个工作，业余有时间还去附近成人学校上点课。
他那喜欢修理东西的嗜好，这时候也派上了用场，把那个便宜的旅馆打理得非常好。旅馆的主人很赏识他，后来把他调到了更大更好的旅馆去作经理。他又结了婚，生活过得很不错。但是他这辈子已经成了习惯，不管到哪里，还是提着一个工具箱，看到哪里房子坏了，他就非动手把它修好不可。他的太太有时候抱怨，说你一天到晚修理修理，从来没有时间清闲一下，一起出去看个电影。
这个故事，题目叫“打油郎”。 他就是个喜欢修理东西，一看见东西就要修理，一修理就高兴的人。他一天到晚忙来忙去，可是永远不觉得自己在忙，做得很高兴。
明：回望自己的一生，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
黎：我的一生起起伏伏的，有满意的时候，也有不满意的时候。人生这样才有意思啊。现在年纪大了，是个“夕阳人”，晚上常常做梦，梦有两种：一种是噩梦，里面乱七八糟的。一种是风流梦，哈哈。
明：如果时间倒退20年，您最想做什么？
黎：我还是搞写作。我天生对写作有兴趣，不是别人强迫我的。我觉得人活着，要保持忙碌。更重要的是：要忙自己喜欢的事，忙得有兴趣。否则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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