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重拾身边 | 许雅迪周雯婷曾曼：随着列车远行

2024-03-13 11:5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随着列车远行

许雅迪周雯婷曾曼

远达一千八百多公里的奔赴

1996年7月，世兰坐上了绿皮火车，离开了她生长了19年的湖南乡土，只身一人前往一千八百多公里外的青海。当时的交通很不发达，火车的速度也比较慢，从湖南到青海要花费整整两天两夜的时间。这是世兰人生中第一次坐火车，但这种新奇感很快就被漫长旅途带来的不适和远离家乡亲人的悲伤取代，“当时火车上特别特别挤，我还坐的是硬座，整个人也特别难受。”但她从未有过放弃的想法，因为这是她必须要前往的远方，必须要克服的困难，这段痛苦的旅程也是她走向未来的必经之路。

1996年，世兰从中专学校株洲铁路电机学院毕业，响应国家工作包分配的政策，被安排到了西宁铁路分局下的德令哈工务段。而1996年刚好也是国家推行管理包分配政策的最后一年。从鱼米之乡到西北高原，世兰被分配到青海并不是毫无缘由，这与她当时的户籍问题有关。在中考那年，世兰因为肝炎缺席了考试，第二年就只能以复读生的身份参考，但当时的政策是只有应届生才能报考中专。为了能让她顺利入学，家里人将她的户口迁到了在青海的舅爷那里，并且改小了年龄。最终，世兰顺利地考入铁路学院，但这也导致她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离家千里之外的青海。

德令哈是青海省辖县级市，由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代管，而世兰被分配到的工务段则正好是在蒙古族聚居区旁，“周围都是蒙古包，可以看到他们放羊”。那里地处偏远，戈壁滩图，风沙漫天，恶劣的环境瞬间浇灭了世兰对未来生活和工作的热情。工务段的职工以工区为单位执行任务。每个工区大概十几个人，吃住同行，吃的是大锅饭，住的是职员宿舍。而在工区上班的人主要分为三个来源，一类是像世兰一样经由国家分配，一类是老员工子女承业，还有一类是招工。“像我这样分配来的特少，而其他人又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同时在工区往往男多女少，因为他们属于线路工，主要负责的是铁路各项设备的维修和保养工作，体力劳动较多工作任务繁重，所以对男职工的需求量更大。出于对女职工的照顾，世兰没有被分到维护铁路的户外工作，而是负责在工区内接听电话，填内页写台账等文书工作。

刚来到青海的时候，世兰极其不适应。首先是天气太过干燥，与在湖南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其次是对家庭的想念，因为离家太远，所以她每年只会回家一次，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工区里度过的。每当看到其他人与家人团聚时，她都会特别想家。当时主要的通讯手段是座机，除了打电话她偶尔也会写信，以缓解自己的思念之情。对于她19岁就离家前往青海工作，父母的态度是复杂的。“他们当时还是比较自豪的，因为那时候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很不容易，特别是在农村，但肯定还是会担心，因为我一个人在这么远的地方。”世兰一家是五口之家，除了父母双亲，她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在她离家的时候，哥哥已经在镇上的电管站当电工，而妹妹还在读中专农校。作为家中第二个孩子，她的独立生活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显然很不一般。世兰离家后没多久，她哥哥也舍下了在电管站的工作，选择去广州打工，结果没待上几个月就因不适应环境返家了。在提到哥哥这段回忆时，世兰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情，“幸好我不像我哥，要是他来青海估计待不了一年就得回家”。在经历过情绪波动最大的一段时期后，她很快就适应了在青海的新生活。

困在“距离”里

因为工作原因，除了购买物资的时候会前往其他地方，世兰几乎都窝在那一方小小的工区里，像是把自己框定在了这个小圈里，一待就是13年。这13年里，她遇到了她的另一半，她不再如初来时那般形单影只，那个曾经让还在湖南的年轻女孩感到陌生的远方，逐渐在时间的磨砺下变成了家的形状。她终于在青海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我们是97年认识的，当时在一个工区，我又离家远，他比较照顾我，然后慢慢接触就产生了好感。”2000年，世兰结婚了，和这位同工区的男职工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她丈夫是青海本地人，通过招工的方式来到工区上班。他们相识三年，日久生情，此后也一直彼此扶持，成为对方坚实的依靠。

婚后，两个人依然生活在工区里。当时工区负责的是线路维护，而线路维护主要需要的是男职工，所以那时候，工区里有这样一个政策，“女职工向单位上交一部分工资，就可以待在家休息，单位会给你发一部分工资。就是把你交的那部分用来雇民工，代替你干活。”她得以在家休息了两年。

那两年里，她怀孕了。因为丈夫的父亲年事已高，而母亲已经过世，无法帮忙抚养将要出生的孩子，所以她千里迢迢回到湖南老家生产，在这个她工作以后一年才能回来一次的地方待上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她在2003年生下了一个男孩。在照顾和陪伴了他六个月之后，她因为需要开始工作而不得不再次回到青海，将6个月大的儿子留在了老家，留给父母照看。

而此去一别就是6年。当儿子在湖南长到6岁，已经上完一年级的时候，世兰和丈夫才找到合适的契机，将儿子接到青海与他们一起生活。那时候他们已经在西宁市区买了房，想要给儿子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可人算不如天算，正是在这一年，在他们刚刚接回儿子之后不久，“想着终于可以自己带儿子，结果突然一个工作令下来，我被分到西宁客运站，然后就又没人带他了”。

世兰看着才6岁的儿子，内心百感交集，却也无可奈。她只能再次孤身一人离开，前往陌生的西宁客运站，迎接陌生的工作内容。从此，世兰与仍然留在德令哈的丈夫两地分居，与年幼的儿子聚少离多。那名为“距离”的东西，撕扯着他们一家三口。对她来说，远方成了有儿子在的地方、有丈夫在的德令哈，是她所殷切期望着的一家三口的团聚。

西宁客运站的工作和德令哈截然不同，世兰的生活作息和假期规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部分时间，她都待在火车上，随着火车从西宁出发，经停一个个站点，驶向远方，然后在随着火车回到西宁。这样的工作模式意味着她实在无力照顾儿子。“最后没办法，就把他外公接到青海来带他了。”她初来青海时遇到的种种考验，不仅在儿子面前出现，如今又在父亲面前重演，仿佛在这一家人身上陷入了循环。

从二年级到六年级，外公陪伴着他的外孙度过了近5年时光。儿子初一那年，考虑到父亲也会想家，她把父亲送回了湖南，又将母亲接到了青海。但让人没想到的是，一年后，她的母亲因为不适应青海的气候，生了一场大病，只能回去湖南老家进行治疗。母亲患病，儿子无人照顾，这些都令她焦心不已，但还在西宁客运站工作的她，只能徒然地在驶向远方的微微晃动的列车上遥寄情思。

于是，从初二那年，儿子就开始独自生活。“初二开始就是他一个人，我一上班他就只能一个人在家待着，然后平时上学吃饭也是一个人在外面吃。”她看着儿子，仿佛看到了那年初来青海的自己，当别人和父母有说有笑，自己却孑然一身，遇到委屈也只能自己默默消化。甚至，她觉得儿子的处境比自己还要更差些，明明是因为想要亲自照顾他才把他接到青海来，却在刚刚团聚不久之后，就因为工作撇下他一个人，让从小在湖南长大、只会说湖南方言、习惯了湖南气候和菜系、习惯了家人陪伴的他，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面对一个平时总是冷清的家。她在列车上的工作没有固定的休假时间，而还留在德令哈的丈夫更是几乎只能一个月回家一次。他们三个人，终究只能彼此分离。

“早晨的时候害怕他起不了床，就会给他打电话。”世兰会每天打电话叫他起床，会叮嘱他好好吃饭，会叫他早点睡觉。随着火车的行驶而不断奔波的她，只能给儿子多打几个电话，用这种方式来关心儿子的生活和学习，来缓解她对儿子的思念，来减轻儿子因为和父母常常不在身边的孤独，而那份孤独，她在十几年前匆匆离家来到遥远的青海时曾深深体会过。

令世兰骄傲的是，儿子没有因为长时间独自生活而受到影响，考上了青海最好的高中——湟川高中。“那个湟川高中，特别出名。因为青海就几个重点高中可以住校，其他的都是走读。湟川高中可以，所以他就住校了三年。”这三年，她仍然在从西宁客运站来回往返的火车上工作，她的丈夫仍然待在与西宁相隔很远的德令哈，她的儿子因为住校也只有周末才能回家，三个人相聚的机会甚至比以前更少了。唯一令人欣慰的，大概就是儿子住校以后，在生活和安全方面有所保障。

等到了儿子上大学，这种分别的情景就更明显了。她的儿子最终考取了武汉大学，独自一人从青海前往武汉，去往一个陌生的远方，一如当初他从湖南被接到青海那般。儿子去了武汉以后，三个人之间的距离变得更加遥远了。“他上了大学之后，我们就是三个地方，三地分居。他暑假回家，寒假回外公外婆家，我们能待在一起的时间就只有暑假。”因为从小在湖南被外公外婆抚养长大的缘故，比起父亲这边的亲戚，儿子和外公外婆更亲近，每次寒假回家过年，都会选择回外公外婆家。

“不过今年暑假他好像不打算回家，那我们今年就见不了面了。”这个被迫彼此分居、聚少离多长达14年的家庭，今后或许也将继续被距离撕扯。而世兰所期盼着的，仍和14年前一样，只是一家团圆。

栖居在迁徙之路上

如果说1996年是世兰命运改变的开始，那么2009年则是她人生重要的转折点。2009年3月，一纸调令下达，世兰被调到西宁客运站从事乘务工作。调到西宁之后，她常走的路线有三条：从西宁到郑州，从西宁到北京，从西宁到青海的格尔木。三条几乎呈横向的路线贯穿北方大地，从始发站到终点站纬度相近，一路上窗外流动的风景基本上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在火车上，世兰负责过的工作有列车员和行李员两种：列车员工作主要是和旅客打交道，需要引导乘客上下车，查验车票，保持车厢卫生等。而行李员主要是和行李打交道，当列车到站时，与车站交接行李车厢的货物。但随着快递业的高速发展，选择用火车托运行李的人越来越少了，世兰不无敏感地察觉到：“现在行李车慢慢地少了，是不是以后就没有行李员了？”

在青海和内地之间往来的火车动辄要坐七八个小时，乘坐火车在青海与内地之间往来奔波的人，时常让世兰想起那个第一次离开家乡、出门坐绿皮火车的自己。在调到西宁的十四年中，身为乘务员的她在火车上见到了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行色匆匆，一脸疲容；有的人正襟危坐，略显拘谨；他们中有老人小孩，也有青年中年。据她的观察，在他们之中，最多的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和外出上学的学生，“每到寒暑假和春节附近，就是带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和学生最多。”这些如候鸟般在内地与青海之间来回迁徙的人群，是绿皮火车最主要的乘客。世兰观察到，在甘肃天水站上下车的人特别多，而且大多都带着大包小包。在一次又一次的萍水相逢中，她逐渐领会到他们应该都是前往北京打工的农民工。

直到回顾起自己的职业生涯，世兰才仿佛是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已经在此地与远方之间穿行了这样久的时间：“原来我已经上了二十七年班，再有四年就退休了。”从十九岁离开湖南老家起，她已经在火车上度过了自己摇摇晃晃的二十七年，即将开启第二十八个年头。后半生基本以火车为家，让她见证了太多在火车上发生的故事。于世兰而言，火车不只是一个移动的交通工具空间，也见证过生的喜悦与死的庄严。

最令世兰难忘的，是遇上预产期将近的孕妇在列车上突然生产。火车上条件有限，便用帘子在卧铺处搭建一个“临时产房”，将临盆的孕妇安置其中，再用车内广播四处寻找医护人员。而如果一时找不到医务人员，列车上的工作人员便要担当起临时接生的任务了。在火车上见证新生命的诞生，不可不谓是神奇的。这些在从青海到内地的列车上诞生的孩子，会被亲切地称为“天路宝宝”。有时候，世兰也会遇到那些从西藏赴往内地求学的“内地班”学生。在这些来自藏区的孩子中，很多都是头一次坐火车，上了车便肠胃不适、吐个不停。乘务人员们会为他们提供方便袋，看在眼里，也疼在心里。

在一趟又一趟、一班又一班的火车旅途中，风景与路途或许是重复的，却每天都迎来不同的旅客、见证着不同的故事。十九岁那年踏上离开家乡的那列绿皮火车时，世兰是一个身在其中、奔赴远方和未知的参与者；而当二十七年时光倏忽而逝，她也逐渐成为了一个洞悉乘客需求的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