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哥廷根七君子”和德意志学术文化

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来哥廷根了，对这座大学城的许多著名的景点，也都基本一一去过（包括中国游客特别乐意“打卡”的朱德和季羡林的故居）。从熟悉到亲近，我发觉自己越来越喜欢上这座静谧的小城了。李白有“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著名诗句。但我想起这首诗，不只是因为后面的那两句，而是觉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似乎更能形容我生活在这座城市的那种安逸、恬适的心境。像其他欧洲人一样，德国人喜欢喝咖啡。但星巴克居然都不屑在这里开一家分店，很能显出哥廷根之小。但在德国的教育学术史上，哥廷根的“巨人”地位则又毫无置疑。

哥廷根的出名，自然是因为有哥廷根大学。今天这座小城约有十二万人，近四分之一是大学生，而大部分都是该大学的学生。这一比例估计在1737年哥廷根大学建校的时候，就差不多可能是这样了。在欧洲历史上，城市的兴起与大学的发展往往有着一种平行发展的关系，但两者之间并不亲密无间、相濡以沫。相反，学生和市民，也即所谓gown和town之间，常常对立、冲突。在哥廷根老城墙之外，有一座小屋，叫做“俾斯麦小屋”(Bismarckhäuschen)，说是这位“铁血宰相”当年在这里求学的时候，因为行为不轨而被市政府“驱逐”，勒令其在城外住了约半年时间。哥廷根还有一座高耸的“俾斯麦塔”(Bismarckturm)，在附近的山上。那是在那位首相的晚年，征得他同意之后于19世纪末建造的。工程完成之后不到两年，那位叱咤风云、德意志德国的缔造者就与世长辞了。除了这两处之外，哥廷根还有“俾斯麦石”(Bismarckstein)，那是在宰相死后的1902年建造的一处石柱建筑，因形象笨拙巨大而被后人谑称为“大象的厕所”。

以哥廷根大学的有名，俾斯麦当然不是其唯一重要的政治家校友，但这三处建筑及其后人对它们的态度却能从一个侧面反映该校与德意志政治之间尊俎折冲的复杂关系。这也是笔者写作本文的一个动因。与欧洲许多国家的大学不同，德意志地区的大学大都由官方出资建立。直至今天，德国的私立大学仍寥寥无几，其中出类拔萃的更为少见。但值得一提的是，近代的所谓研究型大学，以学术研究为重心、以提升科学水平为目的的大学建设，又首先是在德意志地区倡导和实践的。

哥廷根大学讲堂前竖立的该校历史上的十三位名人，除了乔治二世，其他都是学者。

如果说哥廷根市里俾斯麦的三处建筑可以反映哥廷根大学发展的一个侧面，那么“哥廷根七君子”的事件对我们了解德意志学术政治，更有窥一斑见全豹的意义。在今天哥廷根的主校园内，有一硕大的石块铺地的空地，周围是几栋教学楼和图书馆主楼。在这座绿荫下的广场上，可以见到熙熙攘攘的学生们，他们要么行色匆匆，奔赴教室，要么悠闲自在，坐在台阶上聊天、休憩。而在广场的一边有一锈迹斑斑的“G7”的纪念性建筑，指的就是“哥廷根七君子”。这个广场由此取名为“哥廷根七君子广场”（Platz der Göttinger Sieben），旁边的公车站也以此命名。由此可见，“哥廷根七君子”事件在该校、该城的历史上，事关重大。

哥廷根大学校园中心的哥廷根七君子纪念碑

这个事件发生于1837年，正好是哥廷根大学建校100周年的时候。1737年哥廷根大学由汉诺威的选帝侯乔治二世（George August，1683-1760）所创建；他被称作乔治二世是因为他们家族因血缘关系，从他父亲开始成为英国的国王。但100年之后，情况有所变化，乔治三世的儿子恩斯特·奥古斯都（Ernest Augustus, 1771-1851）成了汉诺威的国王而其侄女维多利亚则继承了英国的王位。奥古斯都甫一就任王位，便搁置了早先通过的宪法，引起了哥廷根大学七位教授的抗议，其中领头的是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达尔曼（Friedrich Dahlmann）和格奥尔格·格维努斯（Georg Gervinus），加上“格林兄弟”（威廉和雅各布-Wilhelm & Jacob Grimm）、法学教授威廉·奥尔博雷希特（Wilhelm Albrecht）、物理学教授威廉·韦伯（Wilhelm Weber）和东方学教授海因里希·艾沃尔德（Heinrich Ewald）。事件的结果是，这七位在其领域颇有成就的教授离开了哥廷根大学，让其元气受损，但该校如此重视这个事件、珍视这段历史，则又让人看到德意志高等教育、学术文化的传统特色。

哥廷根大学校园中心广场和哥廷根七君子纪念碑

哥廷根七君子虽然离校了，但他们却倍受哥廷根大学学生和居民的崇敬。以哥廷根城之小，本身没有机场，因此大多数访客都会坐火车。哥廷根火车站的广场上，有一个比较奇特的建筑，一般的过客可能会忽视。那是一座雕像的底座，体积颇为庞大，但上面并无雕像。底座的一边刻有这样的语句：“Dem Landesvater seine Göttingen Sieben”，都是被动态，没有动词，比较费解。查阅其历史，这一底座上面原来高耸的是哥廷根大学的创始人乔治二世，下面的说明则是：“Dem Landesvater sein treues Volk”，可以译作：“献给国君：您忠诚的臣民”，充分显现乔治二世对哥廷根这一城市和哥廷根大学的奠基之功。而哥廷根七君子发生之后，人们将其雕像移走，并把下面的说明中的“忠诚的臣民”改为“哥廷根七君子”。换言之，整句话的意思变成了“献给国君：您的哥廷根七君子”。因为哥廷根七君子反对的是王室（乔治二世的孙子汉诺威国王）的专权和跋扈，因此这样的改动便充满了嘲讽的意味。

哥廷根火车站广场的雕像底座，本来的雕像是英王乔治二世，但被移除了，现在碑文的意思见文中说明。

从建校的历史来看，哥廷根大学并不很早；德国最老的海德堡大学建于1386年，那还是明朝的初年，比之要早近四个世纪。欧洲大学的起源，大都与教会有关，多以培养教士为目的。大学的主要课程设置，基本围绕四门学科：哲学、神学、法学和医学，因为在欧洲中世纪，教会是人们生活的中心。教士不但负责传教，培植人们的宗教信仰，也即其心理健康，而且还解答疑问、传授知识、医治病痛和裁决诉讼。对于天主教会而言，教士自然是其势力的中坚，代表了教会在所在地的权威。但或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教士的品质参差不齐，因为在其属地，其权力可谓大而无边，可以为所欲为。几乎贯穿于整个中世纪，教会的改革运动此起彼伏，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纠偏”，希图培养品质高尚的教士——不少大学的新建亦是为了这个目的。16世纪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其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教会的腐败。路德公开挑战教皇，本来应该会身败名裂，但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地区，其政治权力长期呈现地方割据之势。路德有幸获得萨克森选帝侯的庇护，不仅得以保命，而且还在距哥廷根不远的瓦特堡避难期间，将《圣经》译成了德文。借助当时已经普及的印刷术，他所翻译的《圣经》一时成为畅销书，有助于统一德语语言、推进了德语文学。

马丁·路德在被教皇开除教籍之后，受萨克森选帝侯的庇护，在此地（瓦特堡）隐居，将《圣经》翻译成了德语，进一步推动了宗教改革。

萨克森选帝侯庇护路德的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后者是他所创建的维滕贝格大学的神学教授。换言之，德意志地区的大学，虽是官方经营，但并不隶属于中央政府，而是由地方诸侯兴办。有趣的是，今天德国的大学，仍然具有这样的特色——它们大都是州立大学，基本在本地招生，所以没有全国大学的排名，其结果是它们在世界大学排名时往往相对靠后，不像英美的大学那样往往能名列前茅。

哥廷根大学的全名是“哥廷根的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因其创建人是乔治·奥古斯特，也即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有着如此显赫身世的创建人，哥廷根大学在建立之初便不同凡响，成为得益于启蒙运动的开展而在德意志地区迅速崛起的一所高等学府。乔治二世本人也以支持启蒙运动的理念而名于世。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欧洲的大学教育经历了一场大转变。其原因不言自明：原来中世纪的大学，有一个维持、继续社会等级的作用，因此德文称之为 “Ritterakademie”，直译为“骑士学府”。但宗教改革冲击了这一等级制度，经过路德的翻译，许多德意志人第一次读到或听到《圣经》的内容，发现早期基督教强调人人平等，教会也没有那么严苛的等级规范。另外，新教强调信徒对教义的理解，于是需要开动脑筋，与后来启蒙思想家提倡诉诸人的理性，追求知识，有相通之处。

换言之，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中世纪晚期以来的大学，其办校目的和培养对象经历了剧烈的转变。许多大学学生数骤减，甚至有人提出要“彻底废除大学”，于是“德意志大学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如海德堡大学虽然历史悠久，但在17世纪全校常常只有八十个左右的学生。但经过一番脱胎换骨，大学教育又重振旗鼓；许多新的大学在各地涌现，如创建于1694年的哈勒大学（后与路德任教的维滕贝格大学合并，并以马丁·路德大学为现校名），便被公认为近代德意志学术史、教育史上的一个新起点。这个新起点就是因其新的办学理念，也即“虔敬主义”（Pietism），其主张是实践路德教的教义，提倡像早期基督教徒那样过虔诚、清苦的生活，同时又希望学生积极入世，掌握实用的知识，为社会服务。由此缘故，哈勒大学的法学和哲学学科，成为当时的一时之选。如哲学教授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被后人称为介于莱布尼茨和康德之间的一位重要哲学家。

受命创建哥廷根大学的格拉克·明希豪森（Gerlach Münchhausen）曾在哈勒大学求学，而博学多才的莱布尼茨则是汉诺威选帝侯家族的重臣。由于深得乔治二世及其家族的信任，明希豪森大张旗鼓地推进高等教育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尽管哥廷根大学被视作哈勒大学的继承者，但在提倡理性思考、拓展多种知识、反对盲目信仰的学术发展道路上，哥廷根大学很快超过了哈勒大学，成为近代研究性大学的真正代表。一个例子就是，沃尔夫在哈勒大学的一次授课中，用孔子和儒家文化作为范例指出，人类理性有足够的力量获取道德真理，信仰并不那么重要。但他的立场为信奉虔敬主义的校方不许，因此沃尔夫只能离开了哈勒大学。

明希豪森发展哥廷根大学的办法，为后来的教育家所熟知并效仿，那就是尊重知识、延揽人才、综合发展，而在他那个时代，他的诸多举措实属首创。所谓尊重知识，就是不让宗教势力横行霸道，像哈勒大学那样，干涉学术的独立自主。在吸收人才的方面，明希豪森不但注重延聘优秀的教师，深知大学的根本在于“大师”而非“大楼”，而且还注意吸纳家境贫寒的学生，让他们一旦入学就可以享受免费的餐食。出于对于人才的重视，明希豪森尽可能给哥廷根大学的教师当时最好的待遇，让其他学校无法与之在这方面匹敌。1809年柏林大学建立之后，由于位居普鲁士首都，很快成为了哥廷根大学的劲敌。但即便如此，哥廷根大学的许多教授还是拒绝了柏林大学的延聘。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哥廷根大学在德国的大学中已经不再独占鳌头，但也只有28%和34%的文科和理科教授选择离开哥廷根而应聘其他大学，这一数据在当时的德国是最低的。

当然，明希豪森的办校还有照顾现实的一面，那就是吸收贵族子弟较多，在课程设置上考虑他们将来的谋生之道，譬如法学和医学。在哥廷根大学早期的历史上，贵族子弟的比例相对比较高，而这些人在当时社会的地位，无疑有助于提高学校的声誉和影响。综合发展指的就是在哲学、神学、法学和医学等四个主要领域，独立为政，不分轩轾，全面开花。这一做法既让哥廷根大学区别于哈勒大学（后者相对侧重法学和神学，而且前者从属于神学院），而且也让哥廷根大学成为了后世综合性大学的样板，因为其各科人才齐全。“哥廷根七君子”就是一例，其中六位都是当时一流的文科人才，而物理学教授威廉·韦伯则是由数学天才卡尔·高斯（Karl Gauss）引荐进入哥廷根大学任教、之后又是“七君子”事件后唯一被该校返聘的教授。至今哥廷根老城之外还有一座高斯和韦伯的纪念塑像。两人一坐一立，似乎还在切磋讨论他们的某项科学发明。高斯是闻名世界的数学家，在哥廷根大学从教半个世纪之久，死后也葬于此地。其他六位教师虽然没有回校任教，但在其他学校都干得卓有成就。譬如格维努斯后来一直在海德堡大学从教，是德意志文学史的大家。著名的《格林童话》的编者威廉和雅各布·格林离开哥廷根大学之后，有一段时间生活发生了困难。但他们并不气馁，而是转而开展了德语大词典的编辑工作。之后他们相继应聘柏林大学，重新获得了稳定的教职。“哥廷根七君子”的领头人弗里德里希·达尔曼更是学术、政治双丰收，不仅在德国统一之后成为国会议员，被誉为“德意志民族之父”，而且还培养了史家海因里希·冯·特莱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为“近代史学之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在柏林大学的接班人。

卡尔·高斯和威廉·韦伯在哥廷根的纪念碑。高斯坐着，韦伯站着。韦伯是高斯的接班人，但高斯去世之后，韦伯心理上不堪重负（因为高斯实在名声太大），后来自杀了。

的确，整个19世纪直至20世纪的前二十年是哥廷根大学的“黄金时期”，其表现是文理科并进，其法学、物理、数学、医学和人文类学科，均跻身欧洲一流。俾斯麦求学该校的时候，正好是“哥廷根七君子”事件发生之前几年，而比他更早毕业的文科生中，有主掌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局势的奥地利首相克莱曼·梅特涅、创建柏林大学的威廉·洪堡（柏林大学便以他为名）和名闻遐迩的哲学家阿瑟·叔本华，其著作《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经王国维的介绍而在民初学界便为人所熟知。如果细观哥廷根大学的历史发展，其文科的发展早于其他学科。下面将要提到该校数学教授大维·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在19世纪建立了著名的“哥廷根学派”，但在18世纪，“哥廷根学派”则指的是该校的历史学派，由任教该校的几代教授组成，著名的有约翰·伽特勒尔（Johann Gatterer）、克里斯蒂安·海涅（Christian Heyne）、奥古斯特·施留策尔（August Schlözer）、路德维希·施庇特勒（Ludwig Spittler）和约翰·布鲁门巴赫（Johann Blumenbach）。他们是欧洲史学史上启蒙学派的一个代表，提倡和实践用科学的方法收集和检验史料，促进了科学史学在19世纪的全面展开。在哥廷根大学大讲堂的正面，至今仍有13位人士的雕像，包括莱布尼茨、明希豪森、乔治二世等，但还有海涅、施庇特勒和布鲁门巴赫，一同表彰了他们对大学所做的贡献。

如果说哥廷根大学以其文科闻名而吸引了不少后来成为政治人物的学生，那么借助高斯、韦伯及其他们的前辈格奥尔格·利希滕贝格（Georg Lichtenberg）的声望，其理科研究同样出类拔萃。当时的哥廷根大学不仅被誉为“法学的大学”（Universität des Rechts），也即大部分希望研习法学的德意志人都希望就读该校，同时也是集中培养理科人才的地方。换句话说，如果哥廷根大学是法学系学生的“麦加”（圣地），那么它也是“数学的麦加”——世界的数学中心。那时全欧洲有志数学的学生中的响亮口号是：“打起你的背包，到哥廷根去！”这句口号之所以响亮，是因为那时在哥廷根研习数学，需要极大的勇气——你的才能会受到那里师生的挑战。哥廷根大学的数学教育，代有传人。高斯之后有费利克斯·克莱因（Felix Klein），克莱因之后有大维·希尔伯特，他们两人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一个有关希尔伯特的传说是，爱因斯坦曾向他请教数学问题，得到了满意的解答。有人提议说，爱因斯坦发明广义相对论，希尔伯特也应该享有一份荣耀。但希尔伯特的回答则是：哥廷根街上随便找个年轻学生，都可能帮助爱因斯坦解决四维几何的问题。或许，古人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就大约指的是这个意思吧。

文理双全的格奥尔格·利希滕贝格

不过，上面的故事如果不是传说，那也至多是戏言。而我喜欢的是有关希尔伯特另一个相对真实的故事：当他听说一个学生放弃数学，转而去学习写诗的时候，他的回应是：“好的，显然他的想象力不足以学习数学。”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自明希豪森以来，哥廷根大学尽管在学科建设方面全方位挺进，但又并不以学科为界，而是充分尊重不同学科教授的学术兴趣，让他们自由自在地追求喜欢的东西，随心所欲地在学海里遨游，校方或院方从不强行约束。譬如上面提到的利希滕贝格，在哥廷根大学担任了物理教授三十年，而他又喜欢写讽刺诗和格言，为当时有名的格言家。因为小时不慎受伤，利希滕贝格驼背矮小，但他因其广博的学识受人尊重，在哥廷根的校园和市内，不止一处竖着他的纪念雕像。其实，像利希滕贝格这样“不务正业”的教授不乏其人；他们触类旁通，在自己专攻之外的领域获得了傲人的成就。譬如布鲁门巴赫，原是医学教授，却又被后人称作自然学家、生理学家、人类学家、动物学家。他将人类的历史视作自然史的一部分，由此而跻身历史学“哥廷根学派”的一员。“哥廷根七君子”的行为，也恰好折射了教授群体独立的政治人格和学术自主。汉诺威国王即位之后的行为，其实与他们的教学和研究无涉，但他们群起而反对，不惜付出自身教职的代价也毫不妥协。

哥廷根市中心著名的“小鹅女”雕像，流行的习俗是哥廷根大学毕业的博士，可以为她献上一吻。

在哥廷根的旧市政厅，其底楼的墙上刻有这么一句话：“哥廷根之外没有生活。”这句充满豪气的宣言，充分表现了这座小城以学术自傲的底气。对于一般人而言，学术研究似乎有点枯燥无味，但不少沉浸于内的人则又乐在其中、孜孜不倦、心无旁骛。对他们而言，生活就是学术——没有学术也就没有了生活。本文的起始提到了季羡林。季羡林先生曾在这座小城攻读吐火罗文十年，并留下了《留德十年》的回忆文字。季先生所以在哥廷根待了这么久的时间，与二次大战的爆发自然相关； 战争的爆发让他滞留他乡，无法回国，所以对当时的他而言，“哥廷根之外没有生活”或许是一句颇为贴切且又苦涩无奈的形容。但展读他的《留德十年》也让我们发现，虽然欧洲战场烽火燎天，他的老师和同学也上了战场，但总体而言，哥廷根仍然相对地保持着它惯有的沉着和安稳，让季先生在这片学术“净土”上继续他的学业，并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季羡林这位“哥廷根人”的亲身经历，让我们看到这座小城的吸引力，其实不仅在于哥廷根大学拥有四十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德意志历史上著名人物的故居，在古城的大街小巷里俯拾皆是、随处可见，而且在于这座小城崇尚学术自主、尊重人才、知识的悠久传统。这一传统的建立，与“哥廷根七君子”近两百年前的挺身而出，关系甚大。这一历史性事件不仅影响了哥廷根大学的历史，也足以让我们在今天深刻思考和反省现代学术的传承、特性和未来路径。

青年时期的季羡林

（本文部分内容刊发于《读书》2024年第1期，完整修订版由澎湃新闻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