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奥斯卡，我们不为《芭比》可惜

第九十六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艾玛·斯通发表获奖感言

北京时间3月11日，第九十六届奥斯卡颁奖结果出炉。影片《奥本海默》表现最为亮眼，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摄影、最佳剪辑和配乐共七项大奖。

在去年掀起一片热潮，创造出“男人与马”等流行语的女性电影《芭比》，获得最佳歌曲奖。

最佳女主角，则由影片《可怜的东西》的主演艾玛·斯通斩获，这是她第二次成为奥斯卡影后。

自提名起，舆论场上与《奥本海默》几乎毫无争议的成功相对应的，是《芭比》和《可怜的东西》相关讨论的甚嚣尘上。很多人认为，《芭比》质量欠佳，提名少是理所应当，《可怜的东西》也并非优秀的女性主义电影，它扭曲了对女性自由的想象。

我们恭喜所有获奖的电影和电影人，但也想在今天回顾与思索——应当如何认知电影制作中的性别平衡话题？性别视角，是评价一部电影的重要维度吗？而女性电影走到哪一步，才是值得称赞的？

在后Metoo时代，性别问题已经变得极度敏感，在社交媒体上泛滥的两性之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相互声讨，都使得我们每个人或主动，或被迫地参与到一种立场中去。

讲述 | 李竞菲，电影研究者

来源 | 看理想App节目《去电影院的路上》

01.

好莱坞的秩序就是世界的秩序

这个时代，应该怎样看待已经变得泛政治化的性别议题呢？广泛的性别不公在电影行业的确存在吗？性别歧视究竟是事实还是受害者妄想？男性是被构陷的无辜者还是邪恶冷血的当权者？如今，如果女性不仅满足于拥有一间属于她自己的房间，还想走出房间，再摸摸摄影机，她会被允许吗？

或许大家还记得曾经轰动一时的好莱坞大事件，2020年3月11日，曾经在好莱坞权柄一时的制片人韦恩斯坦被判入狱23年，纽约最高法院法官宣布，他将正式注册为性犯罪者。

韦恩斯坦在好莱坞呼风唤雨几十年，最后竟以这样不光彩的形式画上句号，恐怕是整个好莱坞都始料未及的，而更让好莱坞措手不及的，是2017年因由韦恩斯坦事件激发的、广泛的Metoo运动，它几乎打碎了波兰斯基、伍迪·艾伦、阿巴斯，一个又一个男性大导演的光环。然而，也有法国资深女演员凯瑟琳·德纳芙，代表另一种声音出面讨伐Metoo运动的矫枉过正。

《可怜的东西》

时至今日，这波从电影界内部爆裂出来，被称作历史上第四次的女性运动，在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复杂的裂变和巨大的回响。

我们已经回看过很多次电影史，它和任何一部人类写就的历史相似，基本由男性及他们的工作成果构成。

比如说，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的女性电影制作者爱丽丝·居伊，她是世界电影史上第一位女性，毕生执导将近300部作品，代表作有《最后的晚餐》《滑稽演员》《失去的花园》等。如果不通过特地考古发掘，我们会像熟悉格里菲斯和梅里爱那样熟悉她吗？恐怕是不会的。

电影的奠基者是男性，“作者论”则始终带有男性英雄主义色彩，大多数主流电影的内容，也都不折不扣地遵循男性的观念和视角来制作。而所有的这些，在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理论介入电影批评的领域之前，甚至都不算是个值得拿出来讨论的议题。

然而，女性主义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为电影研究提供了相当多的，不一样的思考路径。

比如现在大家普遍会在各个领域内使用的术语，“男性凝视”（Male Gaze）, 最早正是来自于女性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的解释电影观看机制的论文。

尽管她在文章中只提到了一次这个词，但这个词的准确程度，却让我们直观地领悟到，将女性对象物化的目光，早已内化于我们对电影的基本认知当中。

《坠楼的审判》

再比如，希区柯克的《迷魂记》，影片中的男性尾随、跟踪一位女性，最后甚至强迫她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才神魂颠倒地爱上了她。这种强烈的对女性的支配欲望的流露，却并不允许影片中的女性角色显示出任何一点儿主动性，表达她自己的想法。而这部影片，身居十年一度影史最伟大电影排名的榜首。

其实我们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看出，电影中零零总总的女性形象，无外乎对应着现实世界中男性看待女性的种种方式。

从圣女到荡妇，从道德崇高的性冷淡到予取予夺的蛇蝎美人，女性的形象，如女作家安吉拉·卡特所描述的 “电影的赛璐珞妓院” 中的华美商品，奉献于大银幕之上，用以激发男性的欲望，或者平复男性的焦躁。

02.

电影业的女性，被赶出“高级”岗位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梅里爱曾经雇佣女工来给他的手工作坊逐帧上色，但早期的电影行业中，女性的地位远远比替人给胶片上色要重要、丰富。

那时的电影行业，被被视为一种边缘媒体，它是一种古怪的爱好，无法持久，也无法盈利，这反而为女性提供了机遇。1925年之前的默片时代，有几乎一半的电影剧本都是由女性创作的。大量女性从事幕后工作，负责制作、导演，以及开设电影公司。

如果大家看过导演达米恩·查泽雷讲述20年代好莱坞，电影从无声过渡到有声阶段的电影《巴比伦》，就能看到在三十年代大制片厂占据主导地位以前，女性广泛参与好莱坞的事实。影片中的角色多有原型，像是女导演Ruth的角色，对应的正是历史上真实的女导演鲁斯多萝西·阿兹纳。

《巴比伦》

而早期持卢米埃尔兄弟式摄影机的人，也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女性，因为那并不是一台笨重得让人抬不动的摄影机。在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里，生活在民国时期的武六小姐面前就有一架轻巧的手摇摄影机，她的梦想，不就是成为中国的卢米埃尔兄弟么？

但是，在一战结束后的十年，男人们从战场上返回，电影进入了工业化大生产和有声片的时代，资本和华尔街更是在电影中嗅到了金钱的味道，他们的介入开始逐渐将女性电影人排挤出电影制作的领域，华尔街的投资者们，总是对男性控制的公司更感兴趣。

他们的理由是，“女性对商业一无所知”，工业化的体系不需要她们。而她们所关注的性取向、生育、裸露等富有女权色彩的话题也很“危险”，会造成文化污染。

于是，突然之间，女人被从所谓“高级” 的电影工作中驱赶了出去，她们变成了天生不具备戏剧头脑的人，不适合导演，不适合制片，也不适合剪辑，尤其不适合当摄影师。

在电影行业，更“适合”女人这一性别的工作，是成为被人观看的女明星，在摄影机前依照男性欲望摆弄和暴露自己的身体。

而这种情况，在独立电影和艺术电影里也不能豁免，甚至会更加严重。

戈达尔在他改编自意大利小说家莫拉维亚的小说的同名影片《蔑视》中，从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画面：性感女明星碧吉·巴铎 所扮演的女主角卡蜜儿， 浑身赤裸趴在床上和扮演她丈夫保罗的米歇尔·皮寇利亲密地交谈，浪漫的音乐响起，我们听见卡蜜儿在问保罗，“你喜欢我的脚踝、手肘、肩膀，乃至于胸部吗？”

诸如此类的电影对白里，卡蜜儿的身体仿佛被肢解成了一个个单独的性唤起符号，而摄影机，则对准她的身体，缓慢地横移，有如目光扫过，不得不说，这是专属于男性观众，男性摄影师和男导演合谋的目光。

《蔑视》

尽管在这个漫长的场景里，戈达尔使用了红蓝色滤镜来增加和观众的间离之感，但是，这个据说是在制片人的授意下增加的场景，意在批判“性消费” 的场景里，还是非常直接地出现了对巴铎这个美丽非凡的女人的强烈客体化倾向，和对色情意象的呈现。

女性应该在镜头前被拍，而不是在镜头后拍摄，这样一种秩序分配的完成，几乎是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自动地形成的。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当电影制作完全地成为了男性俱乐部成员们的天下，而运作着这一秩序的好莱坞又出产着全世界85%以上主流电影的时候，全世界每一个观看电影，学习电影和吸收着电影教化的人，又如何能够抵御它向我们所灌输的观念、想法和价值取向呢？

03.

持摄影机的，不只有男人

如果说劳拉·穆尔维对男性凝视的批判，主要是以好莱坞黄金时代，也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为样本的，不免显得有些过时。那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最近十年内，情况是否得到了改变。

2017年5月，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影视业女性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名为“独立电影中的女性”的报告中，盘点了美国23个主要电影节中导演、编剧、制作人、执行制作人、剪辑师以及摄影师等工种的性别差异。

该报告显示，从2016年6月到2017年5月，在所有参加美国电影节的1472部电影中，只有28%的幕后工作人员是女性，这已经是近些年的最高比例了。

导演的性别与其它幕后工作人员的性别构成也有很大的关系，在至少有一位女导演的电影中，女性编剧、剪辑师和摄影师的比例也相对较高，这其中女性编剧的比例能达到74%。

法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影片《燃烧女子的肖像》是比较显著的例子，不仅主创、编剧兼导演是女性，故事也是比较少见的双女主，它的摄影师和剪辑师，也都是全部女性的班底。而在完全由男性导演掌控的电影中，女性编剧的比例则只有7%。

《燃烧女子的肖像》

美国电影摄影师协会ASC，在1919年就成立了，但是一直到了1980年，才吸纳了第一位女性电影摄影师，一直到今天，它的会员中女性的比例只占4%。

而如果我们今天再来想想，历史上一共有几位女性摄影师，曾经获得过奥斯卡最佳摄影奖呢？

答案是——零。

世界上的女性摄影师迄今为止能够触碰到的荣誉天花板，是2018年瑞秋·莫里森获得的奥斯卡最佳摄影提名，这也是这个奖项自1929年设立以来，第一次出现女性的名字。

面对这种事实性的数字差别，往往会得到以下的回应：有的人说，根本没有女性愿意学习摄影，因为她们体力太差扛不动机器，而导致摄影技术不行。也有些人说，因为她们性格软弱不适合电影制作这种高强度，半军事化的行业。最直接的一种，是说她们干脆连艺术直觉都比不上男性同行。更多时候，或许是对这个现象和问题的沉默。

无论摄影机是笔（Camera-stylo），还是眼（Kino-eye），它应该是全人类之笔，与全人类之眼，而不仅仅是男性之笔与男性之眼。

因而，我们才更加需要提出倡议，倡议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一问题的提出与讨论的议程中来。这其中一个最简单的诉求就是，男性不应该独占持摄影机的权力。而这份诉求最终能惠及的，不会只是某一种性别，而是所有人。

《芭比》

说到这里，再次回到文章最开始的例子，我们会看到，只有在一个性别氛围良好，观念健康的行业环境中，女性的职业选择不再被打压和忽视，才有可能摆脱银幕上的性别凝视，才能为电影书写带来更多元、更丰富的内容。

优秀的女性摄影指导一直都存在着，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地区，也无论是在独立电影和小制作，甚至漫威巨片的领域中。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女性摄影指导克莱尔·马松，她能够拍出独特的油画般美丽的电影质感。而在《黑豹2》这样的超级商业巨片中，担任摄影指导奥特姆·杜拉德·阿卡帕夫，更是一位年轻，才华横溢，前途可期的女性。

而我们国内，更不缺乏聪慧，热情的女性想要成为女性摄影指导，虽然她们目前的职位，可能更多的是掌机，摄影助理，或者斯坦尼康操作员，女性要成为摄影指导，似乎仍需假以时日。

但无论人们搬出什么理由来阻止她们，要知道，这都和体力无关，和头脑有关；和生理周期无关，和行业陈规有关；也和年龄无关，和意志有关。

《芭比》

在最后，和大家分享两部电影史上相隔87年的同名作品，一部是苏联纪录片导演，“电影眼”理论的创始人吉加·维尔托夫的代表作 ，拍摄于1929年的《持摄影机的人》（Man with a Movie Camera），在这部城市交响曲般的纪录片汇总里，维尔托夫像拿到了新玩具的孩子一样摆弄着摄影机这个新的发明，在乌克兰的敖德萨市捕捉着日常中的狂喜与诗意，用蒙太奇剪接与二次曝光尝试着胶片上的各种可能。

在这部影片中，摄影机是作为延伸的人类之眼存在的，而人类，是由一个男性的Man所代表的。

第二部影片，则是2016年，由女摄影师基尔斯滕·约翰逊拍摄的《持摄影机的人》（Camera Person），这部影片曾荣获第88届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并入围奥斯卡纪录片短名单、美国独立精神奖、哥谭独立电影奖等专业奖项。

在影片中，你会看到约翰逊的足迹遍布全世界，她在纽约的布鲁克林拍摄挣扎的拳击手，在阿尔及利亚的新生儿病房拍摄护士接生，在遭受过大屠杀的地点拍摄墓碑，在非洲部落的祭祀中拍下狂欢盛况。

这一次，摄影机作为人类关切、同情与爱的目光存在，而人类，是由一个非男非女的Person所代表的。

从Man with a Movie Camera, 到Camera Person，历经87年，我们相信，只有当摄影机被交到另一个性别，或者另一个种族、另一个社会阶层手中的时候，讲述的权力垄断才会被打破，固化的视点才会流动起来，内建的秩序才会被挑战，世界才有可能被重新解释为一个新生的，充满活力，参差多样的所在。

本文综合整理自看理想节目《去电影院的路上》第13集，标题为编辑所取，完整内容请至“看理想”收听。

音频编辑：山楂

原标题：《这届奥斯卡，我们不为《芭比》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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