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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浮梦录︱大门口的囚徒（一）：金山埃仑岛上的中国移民

王元崇

2024-03-12 20:30

来源：澎湃新闻

年初，我去加州三藩参加美国历史学会年会的活动，会议最后一天，乘渡轮到海湾内的天使岛（Angel Island，中国移民称之为“埃仑岛”），参观了1910年到1940年间设在该岛的移民站（Immigration Station）。

因为《排华法案》的关系，中国移民在这三十多年间无法顺利登陆三藩市，在抵美后首先在这个岛上接受移民羁押，等待审问。大量中国人也就不得不在岛上度过漫长的时日，少则几日到几周，多则一两年，也有不少人被遣返回国。所以中国移民一直把这个移民站称为“拘留所”。

这些中国同胞在登岛之前，从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大门口的囚徒。三藩近在咫尺却不得入，而能否够通过移民审问又无法预知，于是在滞留拘留所期间，不少读过书的男性移民写下了思乡感怀的诗歌，用刀刻在其所住的两层木屋的木头墙壁上，得以保存至今。

从三藩码头乘坐渡轮前往埃仑岛时从东面所见的小岛全景

我去天使岛，主要就是想亲眼看一看这些木墙上的诗歌。在史学圈，天使岛的移民故事广为流传，之前也有一些朋友和同事分享过相关照片，但及至亲眼所见，我还是备受震撼。遥远的情感从诗歌里席卷而来，几欲将我淹没。在那里，我拍摄了五百多张照片。

这些题壁诗不是大好山川中的摩崖石刻，也不是盛世大唐的绝句律诗，它们如此普通，甚至许多已经被消失在岁月的风化之中，但它们又如此鲜活，附着在历史的脉搏上，我从那里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联结。

乘坐渡轮回到三藩，我步行半小时到了唐人街，然后回旅店。坐定后，我对照研究者们已经整理出版的诗歌集，一帧一帧地翻看这些木墙上的诗歌原作，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有几秒钟，我只能任凭泪流。

大约也正是在这几秒钟，我与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的华人移民，达成了那种类似游子环境里的感情共鸣。忽然之间让我感到无法承受之重的，尚且不是诗歌本身，而是这种题壁诗的密集和浸润在如此密集题诗背后的那种可以想见的人生处境。

写这些诗歌的人，都是九死一生抵达三藩的中国人，飘荡在外的游子身份和缥缈不定的前途，让他们倍感忧伤。我自2007年来美国读书以来，甚少去想自己的游子身份，也不愿意把自己视为移民。疫情期间，我无法回乡探视双亲，许多年来才第一次产生了海外游子的感觉。

2021年的一个夏夜，我跟邻居杰夫在门口寒暄，我说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家（home）了，他貌似一惊，说：“这不就是你的家（home）么？”我这才想起来这种文化上的差别，解释说我指的是父母所在的家。那一刻，我心里莫名酸楚。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背井离乡地跑到异国他乡呢？这个过程那么难，很多时候是难上加难，对百年前、几十年前的中国移民尤其如此。孟子曾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事实上，自古以来苦了心志、劳了筋骨、饿了体肤、空乏自身的人，比比皆是，却未必有什么天降大任，终究不过是为了吃到一碗饭。

我一个老师辈的朋友说，他以后不再做跟时代无关的研究。这是振聋发聩的，让我感到一些汗颜，因为我做的很多文字的研究，并不跟我们的时代产生太多直接的关联。现在的我，虽然也沉溺在跟时代关系不大的历史研究课题中，但自觉应在我此行的感情变得归于平淡之前，将所见所感写下来，完成一小段与时代有关的记录，与大家分享一二。

埃仑岛移民拘留所

美国加州濒临太平洋的港口城市三藩（San Francisco），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一直是中国移民进入美国的最重要的关口。

中国人最早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东南沿海五口通商的背景下，开始进入该地的。1848年，加州掀起了淘金浪潮，很多美国商人煽动或者欺骗中国劳工前往该地掘金，因此三藩成为中国人眼中的“金山”，嗣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也掀起了淘金热，成为了新的“金山”，于是三藩就成了“旧金山”。

在19世纪中后期，旧金山是美国不法商人从事贩卖中国劳工的“苦力贸易”航线上的重要目的地，而“旧金山”这一名字，直到今日一直承载着赴美中国移民深重的历史记忆和苦难。苦力贸易的航线，自加州往南，一路延伸到南美洲秘鲁的利马，所以现在秘鲁有南美洲最大的华裔群体。虽然后来中国也以“圣弗朗西斯科”作为该市中译名，但实际生活中几乎无人使用，仍旧是叫“三藩”或“旧金山”。

1882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规定十年之内不允许中国劳工赴美，到1888年起扩大到所有中国人，不在禁止之列的只有外交人员、商人、教师、学生、旅行者，以及持有合法证件的从中国返回美国的劳工，和这些人员的配偶和子女。后来，法案的期限屡经展延，一直到二战期间的1943年12月17日才最终废止。按照道理，除了一些偷渡者之外，在1882年到1943年之间合法进入美国的人不会特别多。

然而，一场天灾改变了这种移民困难的局面。

1906年4月18日，旧金山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无数楼房倒塌，三千余人罹难。政府大楼在灾后大火中遭焚，其保存的市民出生证也都化为灰烬，大量移民的身份无法追溯和核查。于是这些移民趁机声称自己是在美国出生的公民，而按照移民法律，这些公民在母国的亲属可以合法移民进入美国。于是中国和日本等国的移民就这样做了。

在三藩的日本男性移民，与在夏威夷劳作的日本男性劳工一样，将自己的照片寄回本国，又媒人谋得新娘之后，先在本国举行仪式——虽然男方缺席，但这在日本是合法婚姻，及至新娘抵达夏威夷或者三藩后，甫一登陆，双方即举行一场简单的婚礼，完成在美国的合法婚姻手续。这种新娘被称为“照片新娘”（日文为“寫真の妻”），是1908年到1924年之间日本人大量移民夏威夷和三藩的主要途径之一（1924年美国通过新的移民法案，针对性地限制日本移民，日本政府为了减少美方的排日情绪，也开始停止颁发对照片新娘的旅美护照）。

中国人的做法与日本人不同，因为《排华法案》的关系，他们只能在文书层面与在三藩华人缔结某种直系亲属关系——只要文件上的父母和儿女的关系齐全，即可以此进入美国，所以这批人被称为“纸面儿子”（paper sons）和“纸面女儿”（paper daughters）。另外，在美国的中国公司也对新移民售卖表面上具有法律雇佣关系等等的商业合同，把他们打扮成商人或者雇员，以此躲过《排华法案》中的禁止移民的身份规定。

于是乎，在起源于加州的《排华法案》依然推行的年代，大批的中国人依然源源不断地乘船抵达加州，形成了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现象。移民数据显示，在《排华法案》推行期间，有大约30.3万中国人移民美国，而法案推行之前大约有25.8万。根据中美两方面的估计，法案推行之后百分之八九十的移民都是1906年以后采用纸面儿女这条渠道进入美国的。

1925年的蒙大拿州颁发的一张证明“纸面女儿”赵玉兰与赵明父女关系的移民证明。1908年出生在广东香山的她原名并不叫赵玉兰，为了寻找来美国做工的父亲的下落（出国时其父已经在美国病故），托称是商人赵明的小女儿，与赵明的妻子一起以母女身份来美投靠“父亲”赵明。“赵玉兰”也经历了埃仑岛移民羁押和质询来源：埃仑岛移民博物馆展示的档案；William Warrior, “Minor Daughter of a Merchant: The Story of Chiu Look Lon.”

乘船赴美的中国人在三藩市码头登陆，一开始住在太平洋邮轮公司位于码头的一栋两层的简陋小楼里。北美大多数房屋都是木制的（直到今天仍旧如此），与中国大多数地方的砖瓦房屋截然不同，所以这栋小楼被移民们称为“木屋”。三藩的移民官员到木屋挨个进行质询，再决定是否放其入关，进入三藩市内。《排华法案》的存在，使得移民官员的质询和赴美华人对审查结果的等待都变得旷日持久，于是移民们就不得不惴惴不安地住在这里。

木屋濒临海湾，条件恶劣，中国移民动辄四五百人拥挤在里面，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一座不堪的监狱。不少读过书的人在房屋墙壁上题诗，表达愤懑之情。在这种环境下，有人自杀，也有人趁着夜色破墙逃离。移民局在被羁押华人的抗议和当地舆情的压力下，开始寻找另一处地方来安置这些潜在的移民（理论上只有完成了合法入境手续之人才能称得上“移民”，但本文的“移民”大多数指被羁押在埃仑岛上的尚未被允许入境之中国人）。

几经考虑后，移民局决定把移民站搬到海湾内一个叫做天使岛的小岛上。天使岛上曾经居住着一些米瓦克（Miwok）印第安人，1769年西班牙帝国的加利福尼亚省（Las Californias）总督波塔拉（Gaspar de Portolá y Rovira, 1716–1786）在进行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勘察之时首次记录了这个小岛。1775年，西班牙皇家海军军官寰·阿亚拉（Juan Manuel de Ayala, 1745–1797）首次在测量三藩海湾时驻扎该岛，并将其命名为Isla de los Angeles，这一西班牙名字的英文译名即Angel Island，也就是中文中的“天使岛”。

这座小岛面积只有1平方英里，却是整个三藩海湾内最大的岛，位于三藩市和海湾对面的蒂伯龙市（Tiburon）之间，但是距离蒂伯龙更近，距离三藩稍远。在行政管辖上，该岛隶属于蒂伯龙，而非三藩市。

中国移民称呼天使岛为“埃仑岛”，乃英文“island”（岛）的音译，所以“埃仑岛”这个中文名字其实是混合的中英文中的“岛”字。从题壁诗中，我们知道该岛还有“丁治埃仑”、“烟租埃仑”、“烟治埃仑”等名字，皆是Angel Island的全名音译。时至今日，在华人移民史上，“埃仑岛”的名字仍旧常见。事实上，待我们知道背后的历史以后，自然也不会让中国移民在岛上的命运，跟宗教上的美好救赎的“天使”形象，产生太多的关联。

在天使岛和三藩市之间，还有一座很小的魔鬼岛（Alcatraz Island）。1934年，该岛建立了一座联邦监狱，直到1963年关闭，是全世界臭名昭著的监狱之一。天使岛纵然不是监狱，但是1910年岛上的移民站启用以后，却比恶魔岛提前成为中国移民的监狱一般的所在。

当时移民站设立在岛上的原因，一是防止新来的中国人与当地中国移民彼此串联，提前熟悉审问内容来对付移民局，二是小岛四面环水，移民无法接触当地社会，这在那种认为中国人携带有美国人无法抵抗的病菌的种族主义观念的人看来，也是一种极好的隔离方式。

然而，移民局似乎忘记了，中国人是下不来了，但他们却得跑上岛去。所以官员们很快就开始后悔——此地终究是孤岛一座，岛上所需的淡水、饮食、医疗资源等等，无不仰赖船只运输，各项成本立即大增。因此，1910年以来要求搬迁的声音一直存在，然而这座移民站却一直坚持到了1940年行政大楼遭火烧毁以后，才重新搬回三藩市，结束了在岛上的历史。二战期间，拘留所的营房被充当临时关押敌国俘虏的监狱。

三藩与埃仑岛位置示意图。A是三藩市，B是埃仑岛，C是魔鬼岛，D是金门大桥；气球标明的是现在的埃仑岛上的移民拘留所博物馆，五星位置即三藩中国城来源：谷歌地图，2024年1月

抵达埃仑岛的移民来自大约80个国家，以中国人数量最多，其次是日本人，然后是少量的欧洲人、菲律宾人和朝鲜人（朝鲜1910年已经被日本所吞并，成为其殖民地），最后是其他国家的人。根据有关机构的统计，自1910年到1940年之间，有大约50万移民经过该岛，其中中国移民占了17.5万，而他们之中约十分之一被遣返。相比之下，来到该处的日本移民只有1.9万人，所以埃仑岛是跟华人群体紧密捆绑在一起的。

大量的移民使得埃仑岛成为“西部的爱丽丝岛”（Ellis Island of the West）。爱丽丝岛是位于美国东海岸的纽约曼哈顿港口的自由女神像旁边的一座小岛，自1892年以来岛上设立移民站审查赴美移民，主要是欧洲移民。到1954年关闭为止，总计62年之间有超过1200万的移民通过该岛进入美国，其中中国移民极少且多数是海员。经过埃仑岛的移民大约100万，规模虽然无法与爱丽丝岛相比，但是两座小岛一西一东地共同充当着世界移民进入美国大陆的大门。

1963年，埃仑岛变成了一座州立公园。加州方面本来决定将已经废弃多年的移民站楼房悉数推倒，却一直未付诸实行。1970年，一名公园管理人员亚历山大·维斯（Alexander Weiss）偶然发现了昔日中国移民在拘留所木墙上的刻诗。对此，当局并未即刻上心，维斯于是联系了三藩州立学院的教授乔治·阿拉奇（George Araki），阿拉奇教授与三藩摄影师高桥（Mak Takahashi）很快登岛，把刻诗拍下来，加以报道，当即引起了华人社团和全国不少人士的重视。

在加州运输部工作的华人曹炯培（Paul Q. Chow）组建了天使岛移民拘留所历史咨询委员会（Angel Island Immigration Station Historical Advisory Committee, AIISHAC），与其他华裔一起四处筹款，呼吁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都重视并保存拘留所遗址，并在1976年从州政府获得了一笔25万美元的修缮资金。

1978年，当地一位连锁餐馆的老板魏克特·波格龙（Victor Jules Bergeron, Jr., 1902–84）决定捐款，在原先拘留所的亚洲移民餐厅前面修建一座花岗岩纪念碑，以纪念华人为开发美国做出的贡献。AIISHAC公开征集要刻在纪念碑上的诗，最后采用了笔名为阿相（Aw Shang）的华人所写的诗文：“别井离乡飘流羁木屋，开天辟地创业在金门”。

阿相实则是一名叫做Eddie Ngoot Ping Chin的退休精神治疗师，当年已经64岁。纪念碑题头为“天使岛移民局历史纪念碑”，落款为“一千九百七十八年中秋建”，但实际上碑上的诗文是1979年2月才决定下来，揭幕则要到1979年4月28日。

此后，这座纪念碑的图片经常出现在AIISHAC的公函之中。1983年，曹氏等AIISHAC的成员写信给里根总统，要求联邦政府能够像对待爱丽丝岛那样支持埃仑岛，联邦政府做出了积极的回应。1986年5月16日，100名新移民在埃仑岛拘留所旧址举行宣誓入籍仪式，而5月16日也成为“埃仑岛日”。1997年12月9日，埃仑岛移民拘留所成为美国国家历史地标（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

2005年12月，美国国会批准了对该移民拘留所博物馆1500万美元的维修资金。在当时，每年有5万多人，包括3万小学生，登岛参观该博物馆。埃仑岛移民拘留所的历史已经成为美国亚裔移民史上的重要一章，美国学术界特别是三藩周围的华人群体和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包括对很多当年移民及其后代的实地口述采访，保存了诸多珍贵的资料和照片，为我们的回顾提供了极好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