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蕴岭：如何推动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更好地发展

2023年7月12日，于婉莹博士对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张蕴岭院长进行专访，特邀请他谈谈对公共外交的理解，并就如何推动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更好地发展发表真知灼见。

张蕴岭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张院长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工作，是公共外交的践行者。他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剧烈变化的浪潮之中，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新的挑战。

过去几年，公共外交作为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服务中国外交总体布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中美竞争加剧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开启，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给中国的公共外交带来了新机遇和挑战。未来，如何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效能，公共外交仍然任重而道远。

问：张院长，您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工作，不仅对公共外交的理论有深入的理解，也参与了公共外交的实践。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您对公共外交概念和内涵的理解?

答：公共外交也是外交，是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将外交划分为政府之间正式的外交和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一种特殊的外交形式，是非正式的，我们称为“1.5轨”或者“2轨”外交。第一，公共外交是表达与传播，就是讲好自己的故事。它有宣传的味道，但又不同于官方宣传。官方宣传的立场非常清晰、坚定，但公共外交是以更灵活的方式、使用对方能听懂的语言和能接受的方式来表达。第二，公共外交是对话与交流，大家各抒己见，把各自的关注都说出来。第三，公共外交是倾听与理解，倾听就是耐心、诚心地倾听对方的心声，了解对方的关注;理解就是相互理解对方的想法。公共外交往往不求一个现成的结果，而是以影响对方政府决策为导向的，同时也影响公众的认知。

问：公共外交作为一种非官方外交，有哪些区别于其他外交方式的特点?

答：相较于正式的外交，公共外交超越了过去定义的外交范围。传统外交是国家间的正式活动，主要功能是处理国家间关系，通过外交手段来争取国家利益。但公共外交重在过程，不一定求得清晰的结果，是通过过程来达到外交的目的。在新形势下，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影响国家间关系、利益的因素更多了，这时候更能凸显公共外交的作用。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避免对抗，公共外交可以让对方更加理解自己，双方可以通过接洽、交流、谈判来减少或者缓解对抗。

公共外交与民间交流也有区别，它是政府参与、委托、支持并通过建立平台来实现的。尤其在发生复杂、紧急、突发事件的时候，通过公共外交的沟通，可以使得外交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公共外交具有多平台、多方式、多场合、多层次、参与性广的特征。公共外交对官方和公众都可以做工作，尤其是对执行对象做工作。开展正式外交的前后需要有大量的公共外交活动来构成。所以说，公共外交不是单纯的正式外交的补充，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官方外交的附属品。在复杂情况下，公共外交承担的职能需要被纳入总体外交之中，作为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行合理布局，我们要更好地利用公共外交为我国外交的总体目标服务。

问：您曾担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韩友协副会长等重要职务，能否分享一下您在深度参与公共外交实践过程中印象深刻的案例，尤其是让您感受到公共外交效果的案例?

答：让我印象最深的公共外交活动就是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1997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采取了很多措施帮助东盟国家渡过难关并启动了东亚合作。2000年，我们提出构建中国一东盟自贸区，东盟的领导人接受了，但真正落实不容易。所以我们做了很多调研，组织了中国一东盟联合专家组，包括学者、专家、官员，我本人也参与其中，去了解东盟国家的关注，这就是公共外交。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东盟国家非常关注中国产品的大量输入，担心中国产品冲击东南亚经济。通过这样一种了解，我们提出了“早期收获”计划，把它列入中国一东盟谈判正式进程之前，挑选了400项农产品先期开放，主要是东南亚的农产品，效果非常好，促进了自贸区的谈判进程。联合专家组在沟通过程中进行了非常有效的交流和互动，对构建具有中国-东盟特色的自贸区达成共识。

东盟内部差异非常大，各国的情况不一样，为了照顾到各个国家的利益和关注，我们在确定总体报告时让东盟每个成员都提出各自国家的分报告，把各国的关注和要求都写入了报告。然后我们把十个国家的共同关注和个别关注分别整理出来，尽可能纳入总报告中。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坚持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是区别对待东盟的新成员和老成员，对新老成员开放的时间表也不一样。第二是先易后难，渐进推动，先在贸易领域进行谈判，然后再谈服务、投资，采取了逐步扩大开放领域的办法。中国首次提出与东盟十国整体签订自贸区，这是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主要挑战是如何让所有东盟成员都参与、不掉队，这就需要采取非常灵活有效的办法进行沟通和谈判。这个工作虽然难度很大，我们通过公共外交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遇到困难也没有中止进程，公共外交功不可没。

于婉莹 博士

问：在新媒体时代，中国的国际形象正面临着他塑现象。未来，中国如何更好地利用公共外交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效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答：在新媒体时代，媒体的网络化使其影响力大大提升，媒体的表达更多样、更灵活，容易造成放大效应、轰动效应、极端效应。传统媒体的表达比较规矩，网络媒体就不同，各种个性表达，真假难辨，各种利益集团都参与网络平台。媒体网络化是一个大趋势，我们要学会适应，也要学会运用，通过网络媒体“讲好中国故事”。公共外交也要学会利用网络媒体，把面对面的沟通与媒体沟通结合起来。要在网络世界开辟阵地，采取灵活的方式，树立自己可信的形象，打造有影响力的公共渠道。网络媒体的突出特点是开放，在开放中增强自身能力、提高影响力，影响更多的公众。当然，网络的“虚拟交流”不能替代“实体交流”，越是进入网络媒体时代，越是要重视人际交流，人与人见面与否影响不一样，见面影响力更大、更持久，我们要与不同的人接触和进行交流，通过对人际关系的感情投入来影响人。一个人的立场也许很难改变，但可以使其增进理解，这就是公共外交的效果。

问：智库公共外交作为以智库为主体的国际交流，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您有许多与国外智库接触和交流的经验，您认为智库公共外交主要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答：智库是有定位的，只做理论研究不是智库，智库的工作要与政策相关联，为其建言献策，智库交流的目标主要是政策沟通。公共外交的功能之一是影响决策，通过交流使得对方对我们的政策加深了解，所以智库之间的交流很重要。政府部门的智库更多的是直接参与政策的准备工作和决策过程，可称为参与型智库。非政府部门的智库主要是研究型的，主要做与政策有关的背景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研究分析，向政府部门提供研究分析成果。非政府部门的智库不是为“怎么办”出主意，而是为“为什么办”提供思想。从事研究的人要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视野。大学智库在公共外交中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问：有观点认为当前国际社会上出现了所谓“新冷战”气氛，公共外交是否能够成为化解这种国际难题或者国际处境的一种新思路?中国如何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

答：世界处在大变局之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快速发展引起了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无谓担忧。把问题定位搞清楚之后，公共外交的目标也就清晰了。中国通过快速发展力量增强了，在利益诉求上，我们讲自身的利益诉求，也讲共同利益，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共同责任，共创共同利益平台。各国之间的利益都不相同，出现冲撞也是正常现象，利用公共外交沟通可以避免形成大的对抗。我不太同意“新冷战”的说法，“冷战”的定位很清晰，是两大阵营你消灭我，我消灭你，拉上铁幕，势不两立。

现在，大家也不怎么讲国家之间的“脱钩”了，而是讲“去风险”，国家之间许多领域仍然相互联系，交流不断。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增加，实际上是多重竞争和利益并存。如果是“新冷战”就只能是对抗，但现在的战略竞争有限制，也有合作，是“藕断丝连”。战略竞争是有空间的，既然是竞争，相关方就在一个平台上；战略竞争也是有选择的，选择就是空间，多数国家尽可能“选项不选边”。日本、韩国其实是“选项又选边”“选边不断项”，安全上可能“选边”，但在经贸上坚持“选项”。在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公共外交的使命就是寻找和拓展空间，避免极端情况出现。

问：最近有一些民调显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众对华持所谓“负面”看法，中国公共外交应该做些什么?

答：外部对中国有各种不同的关注。但社会关注比较复杂，很少有整体的、大的关注，大多数人可能会关注更小的东西，所以人对他国的看法可能有很大不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看中国不能只用“显微镜”和“望远镜”。用显微镜，所看到的就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各类具体事情，有时候对不好的事情关注更多。中国很大，单凭小事情不能认识中国的全貌。用望远镜，就是从远处看中国，看到的是中国的快速发展，经济总量位于世界第二，综合实力很强。如果仅看这些，也不是中国的全貌。要想真正认识中国，需要把微观和宏观结合起来。我们对外讲中国故事的时候，也要把这两样结合起来。

举一个例子，2007年法兰克福书展开设中国主题馆，我受命带领专家代表团在书展上参加一个关于中国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上，与会者对中国的看法很不同，发生了争吵。在作会议总结的时候，我讲了一些个人经历，把中国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联系起来。我讲自己经历的事情，以现身说法的方式，讲中国从贫穷到快速发展，谈自己如何参与改革开放、对外合作，讲中国人在想什么、盼什么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等。大家听完我讲的故事，长时间鼓掌，因为这些故事真实、有说服力。讲故事要有实际内容，讲法要灵活，让对方能够理解，这样效果才好。所以，公共外交是大家的事，承担外交使命，但不是扮演外交官的角色。

第75届法兰克福书展于2023年10月17日晚在德国法兰克福会展中心拉开帷幕。中方出版单位和参展代表携千余种精品图书和出版物参展，并通过十余场精彩纷呈的活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 摄

对于西方媒体上的负面消息，我们要做深入分析，不能用简单的方式回应。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媒体的声音只能代表部分人的一种意向表达，一则这种表达的背后故事往往很复杂，二则他们不一定能代表大多数。对于一些民调结果也要理性分析。从长期发展看，“事实胜于雄辩”，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着力坚持办好自己的事情，使外部的看法也会发生改变。

问：中国在推动公共外交过程中的难点是什么?当前最需要在哪方面作出努力？

答：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利益诉求不断增大，在一些方面，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会采取较为强硬的政策。西方对华战略竞争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它们对世界的影响力大，无论是在国际政治、媒体、军事方面影响力都很大。针对发达国家的工作怎么做，是我们当下公共外交的重点，也是难点。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是要重视拓展公共外交对西方国家的工作。也可以选择一些国家作为重点，比如德国、法国等。我们都说国家关系的基础在人民，可以增加地方公共外交，动用非官方力量做好地方的工作。可以通过点对点的方式去寻找能够合作的对象。现在的国际舆论环境给我们带来了挑战，这时候应该更加开放，增加各界的出访和广泛交流，开展更灵活的公共外交，鼓励更多人参与公共外交。

问：近年来国内的“城市外交”和“地方交流”越来越活跃，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位于中国沿海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阵地，有不少城市都展现出了外交活力。您能否谈谈山东在开展公共外交上的优势，以及如何开展具有“山东特色”的公共外交?

答：公共外交拓展了外交的含义和定位，所以要赋予地方公共外交的权力和机会，通过地方公共外交来拓展外交，这对国家整体利益和具体利益都有特殊作用。公共外交方式更灵活，而地方有各自的特色，也有现实利益。过去地方没有外交，但是有了公共外交之后，就可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开展，像与外国建立“友好城市”“友好团体”关系，也是地方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主办了“公共外交论坛”，把公共外交提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山东的公共外交还要凸显自身优势。山东重视文明，在文明对话领域是有区位优势的，我们可以将传统文化和现代发展结合起来去讲述中国故事。

问：张院长在推动东北亚人才培养和区域国别研究理论的构建上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那么您对我国如何开展公共外交、加强公共外交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建议?

答：开展公共外交需要综合型、有更大视野的人才，他们不仅要了解中国，还要了解国外。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旨在了解和认识外部世界，推动提升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国家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就是为了培养更多、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外部世界的人才。我长期从事区域国别研究，参与了不少与政策有关的活动。我对设立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学有着深刻的理解，有了这个学科，就可以推动交叉学科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和人才培养。目前，我们缺少这样的复合型人才。这些人能够更好地做与过去不一样的公共外交。因为要讲好中国的故事，最好也要了解别人的故事，这样才能被别人接受。以前培养的都是单科人才，现在需要站位更高、思维方式不一样的人才。区域国别学致力于了解国外，但不仅是从专业的方向去了解，而是要全面地了解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这也是山东大学设立区域国别学硕士和博士点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培养新型人才，为外交和公共外交输送新型人才。

问：过去几年，新冠疫情一定程度上对中外人员交流产生影响，中国的公共外交面临一些挑战。今后，随着中外人员交流的逐步恢复，中国公共外交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如何寻求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

答：现在，我们应该把疫情期间关上的或者受阻的交流大门打开，以多种形式开展多向交流。政府和各级机构应该为对外交流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增大资源投入，改变过去单向对外宣传的方式，尤其是加强人员交流。国际形势越是复杂，越要重视公共外交的作用。

（作者：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于婉莹 博士，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助理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公共外交季刊》2023年第4期，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注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