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靖评《理查德·罗蒂》｜在“偶然”中打捞“法则”

《理查德·罗蒂：一位美国哲人的诞生》，[美]尼尔·格罗斯著，胡艳红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325页，98.00元

在研读著名哲学家传记时，我们时常发现作者会探讨如家族背景、父母教养、个性特质以及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所谓的“命运”。然而，命运似水雾朦胧，飞絮游丝无定，泛泛入烟雾，我们难以阐释某一特定的个体为何必然经历如斯那般的人生。在《理查德·罗蒂：一位美国哲人的诞生》一书的《导言》中，格罗斯阐述了自己的雄心壮志。他的目标是，以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为实证案例，试图构建一种“新的思想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旨在发掘那些使得微观、中观或宏观层面的互动事件更有可能产生特定结果的潜在社会机制和过程。从而，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解释诸如罗蒂这样的个体为何必然会过上其独特的人生。

迈向哲学之途

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格罗斯详细阐述了罗蒂父母的背景及生活状况。罗蒂的父亲詹姆斯·罗蒂（James Rorty，1890-1973）和母亲维妮弗雷德·劳申布赫（Winifred Raushenbush，1894-1979）均为典型的纽约知识分子。詹姆斯热衷于关注社会状况，甚至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丢下年幼的罗蒂，踏遍美国各地，记录大萧条所导致的困苦，探讨美国工人是否具备参与革命活动的能力。此外，詹姆斯还是一名诗人，他“对物理宇宙的感受与当今任何诗人一样敏锐、鲜活”。维妮弗雷德同样关注劳工福祉，力求洞悉产业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她还广泛涉猎各类知识，创作小说，不时发表文论。然而，她并未立志成为如其子罗蒂后来成为的那般学者。可以看出，詹姆斯和维妮弗雷德兼有着对社会政治的关切和敏感的心灵，前一方面可能是罗蒂在1998年加入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后，写下《铸就我们的国家》（1998）、《哲学与社会希望》（2000）、《作为反威权主义的实用主义》（2021）这些关注自由、人权、乌托邦社会的著作的诱因之一；而后一方面则可能促使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1989）等作品中，尤为强调个体想象力与文学教化作用。两相结合在一起造就了罗蒂的典型立场：我们使用语言解释世界的活动（包括文学的创作）根本来说是一项社会性的建构活动，因而在持续展开的人际活动中，共同体既拓展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可能范围，也在制度层面同时拓展了文化或教化的范围。令人略感遗憾的是，格罗斯对罗蒂父母影响的讨论不太充足，这或许是因为《理查德·罗蒂：一位美国哲人的诞生》一书的讨论止于罗蒂1982年加盟弗吉尼亚大学人文学院，而未能对罗蒂后二十五年的生涯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但在第三章中，格罗斯的确详细探讨了罗蒂父母对其成长与踏上哲学道路的影响，以及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罗蒂不仅在父母那里养成了写作、批判分析和政治论述的能力，还继承了他们的政治立场和知识分子身份。他曾表示：“我自幼就是托洛茨基分子，这与人们自幼信奉卫理公会或犹太教等信仰无异。这仅仅是家庭的信仰。”

罗蒂在不到十五岁时便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在一年级后的那个暑假，他开始阅读柏拉图的著作，那年秋天，他的阅读书单上出现了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培根、笛卡尔，以及斯图亚特·密尔等人的著作。1948年5月，时年十七岁的罗蒂萌生了成为一名哲学家的愿望。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也在此时开始受困于严重的精神焦虑问题，以至到了1962年，三十一岁的罗蒂开始了为期六年的“强迫性神经症”的治疗。在1948年的哲学课程中，罗蒂仅获得两个C的成绩，这使他对自己学习哲学的计划产生了动摇。然而，罗蒂的父母积极支持他继续攻读哲学研究生课程，并致信知识界的朋友（如哈佛大学的莫顿·怀特、西尼·胡克），寻求关于罗蒂研究生阶段学习安排的建议。最终，在1949年，罗蒂开启了他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阶段，正式踏上了哲学学习和研究的道路。

理查德·罗蒂

哲学教育

除了家庭影响的因素，格罗斯实际上在每一章节中均会详述当时的教育政策和状态，尤其是哲学发展的具体情况，认为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罗蒂在职业、研究方法，乃至具体哲学立场方面作出的决策与选择。在第四章和第五章对罗蒂硕士和博士阶段的讨论中，有一个尤为需要注意的情况，即当时哲学系存在着一直延续至今的分歧：至少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大多数哲学系师生坚持认为，哲学的洞察是与哲学史有关的问题，而少数人则认为，哲学是一项更具现时性的事业，它可以不必回顾过去的“坏思想”便可衡量自己的进步。这种分歧后来演变为仍然强调在哲学史内从事哲学工作与仅关注于问题探讨的分析哲学之间的矛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逃离德国和奥地利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来到美国，开始发挥影响，逐渐成长为美国哲学界的主流力量。

美国哲学史家库克里克（Bruce Kuklick）曾深入探讨了政策、经济、政治等因素对哲学教育模式的影响。他认为，分析哲学之所以具有持久的影响力，部分原因在于采用这种教育方式能够高效地批量培养学子，从而获得诸多优势：有利于战后日益增长的学生群体及时毕业（这些学生无须耗费大量时间学习拉丁语与希腊语，钻研经典文献，而仅需习得一些哲学黑话和专业技术），提高学生流动性；有助于提升专业影响力（已取得重要教职的前辈同样倾向于近亲繁殖，积累势力），进而获取更多的政府财政资助；在政治敏感时期能够避免触犯政府。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专业化思维在美国大学的普及。哲学系在培养学生时，愈发注重抽象的哲学训练，对现实世界中的事件漠然无视。库克里克还对1893年至1930年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的专业进行了详尽分类和统计。他发现，专攻宗教和道德哲学的学生人数减少了近百分之五十，专攻形而上学的学生人数虽有所下降，但在1920至1930年期间仍保持在百分之三十一。与此同时，强调分析技术方向的学生人数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符号逻辑感兴趣的技术型学生获得了优越的工作机会，专攻形而上学的学生则几乎不见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罗蒂在开始硕士阶段的学习时，便注意到了自己对思想史问题怀有兴趣。罗蒂的硕士论文导师哈特肖恩（Charles Hartshorne，1897-2000）兼具英美哲学与德国哲学的背景，他曾跟随佩里（Ralph Barton Perry，1876-1957）、C. I. 刘易斯（C. I. Lewis，1883-1964）等人学习，与魏斯（Paul Weiss，1901-2002）合作编辑《皮尔士全集》中的第一至六卷。1923至1925年期间，哈特肖恩在欧洲从事博士后阶段的研究期间，曾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一起学习。他于1925至1928年间任教于哈佛大学，职责包括为怀特海的形而上学课程批改作业。或许受哈特肖恩的影响，罗蒂的同窗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1932-2022）曾观察到，罗蒂在他三十岁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皮尔士是思想最为现代的思想家，虽然他在那之后不再认为皮尔士重要了。罗蒂的硕士论文《怀特海对潜存性概念的运用》讨论了怀特海的形而上学，后来他继续以“潜存性”为论题，撰写博士论文，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

1952年，罗蒂在申请博士生录取资格的论文中这样写道，“通过独立工作，我想扩展我的语言知识，并深入和广泛地发展我的哲学史知识。在我的正式学习计划中，我想更好地掌握关于逻辑的性质和内容的其他观点，最重要的是，我想尽可能多地了解存在主义的前辈和支持者的方法和结果与怀特海及其后继者的方法和结果之间的具体差异和相似之处……最终我想去欧洲学习，更全面、更直接地了解欧洲哲学的最新发展”。可以看出，罗蒂（1）同样试图掌握当时流行的分析哲学“技术”；（2）但仍然想要掌握哲学史知识，为此（3）他想要学习更为全面和前沿的知识。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均录取了罗蒂，但或许鉴于当时哈佛大学的氛围已经是分析哲学的天下，而耶鲁大学仍然有着重视哲学传统和形而上学的倾向，罗蒂选择了更为欢迎他的耶鲁大学，师从魏斯。

1954年6月，尚未获得博士学位的罗蒂不顾父母反对，与他的硕士同学艾米莉（Amélie Oksenberg，1932-2020）成婚。1957年2月，罗蒂博士毕业，鉴于其已不符合缓征标准，故不得不投身军队，履行兵役义务。他被分配至新泽西州迪克斯堡，接受基础训练。1958年退伍后，罗蒂才正式开启其哲学职业的生涯。

职业生涯

格罗斯在第六、七、八章中详细讨论了罗蒂职业生涯发展的三个阶段：（一）初入职场的韦尔斯利学院（1958-1961）时期；（二）为获得终身教职而努力的普林斯顿大学（1961-1965）时期；以及（三）叛离分析哲学，确定自身哲学立场的普林斯顿大学（1965-1982）时期。

罗蒂在退伍后入职韦尔斯利学院，任讲师和助理教授职位。在罗蒂准备学习哲学时，胡克便给了他“早发表、勤发表”的建议。前文也提及罗蒂天生焦虑，或许也只有“早发表、勤发表”才能平息他作为一名“学者”的焦虑。罗蒂不仅很早就经常发表文章，他也很早确认了自己长期从事的研究方向。根据格罗斯的观点，罗蒂在韦尔斯利学院时期确立了两个主要研究方向，一是将自己视为分析方法与非分析方法的转换者，尝试透过语言的棱镜重审康德式认识论及其背后的本体论立场，进而对哲学传统进行更为广泛的诊断和批判，简言之，运用分析哲学来重审哲学传统；二是将分析哲学建立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随着后期维特根斯坦影响越来越大，罗蒂进而拓展了实用主义的范围，他后来不仅将实用主义视为皮尔士、詹姆斯、杜威等人持有的立场，还将早期海德格尔（即《存在与时间》的作者时期）、后期维特根斯坦（即《哲学研究》的作者时期）、库恩，以及一些分析哲学家，如塞拉斯（Wilfrid Sellars，1912-1989）和戴维森（Donald Davidson，1917-2003）纳入实用主义阵营。

周靖著《剑桥实用主义研究》

韦尔斯利学院时期以及普林斯顿大学时期（1961-1965）的罗蒂尚未与他后来加以批判的狭隘的分析哲学分道扬镳。格罗斯力图指出，罗蒂认识到了分析哲学的统治位置，哲学系里最有权势的人物都致力于分析的工作。如若想要获得终身教职的职位，那么获得晋升的唯一途径是从事分析学界公认的重要工作。为此他写作了许多分析风格的文章，并在1967年编辑出版了《语言的转向》一书，该书收入了当时诸多重要分析哲学家的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罗蒂在1965年时，成功获得了终身教职。1978年，罗蒂当选美国哲学学协会（APA）东部分会主席，而1960 年至 1979 年间，几乎所有东部分会的主席都是分析哲学家。

然而，如若将罗蒂视为分析哲学的忠实拥趸，这便大错特错了。上文中提及，罗蒂学习哲学之初便对思想史产生兴趣。罗蒂的父母对成为专业的学者不感兴趣。罗蒂的父亲詹姆斯甚至有些暗讽道，那些专业的哲学讨论不过是在玩弄黑话。大抵在获得终身教职后，罗蒂便与分析哲学渐行渐远。格罗斯在第八章中梳理出了下述四个主要原因：

首先是认识上的原因，他对主流分析哲学越来越不屑一顾，在他看来，主流分析哲学对来自其他思想传统的见解过于封闭。

其次是因此与他的分析学同侪关系不佳，罗蒂总有打破同事们的自满情绪的冲动，不满于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缺乏历史和多元的取向。罗蒂后来回忆说，“我很讨厌我的同事，他们也很讨厌我，所以我们不怎么说话”。此时，罗蒂越来越认为自己是一个对教化性或象征性哲学家保留最大敬意的人。他阅读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胡塞尔，支持马尔库斯、泰勒，并与哈贝马斯积极通信。

第三是在私人生活上与艾米莉离婚。艾米莉同样是一名学者，她不太满足于仅仅陪伴在一位“理想远大、严谨、刻板、矜持”的“杰出哲学家”身边，她在家里无精打采，努力写书或完成论文，同时责怪自己进展太小，以至于闷闷不乐，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于是，艾米莉决定在1971年远赴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从事为期两年的研究工作。但罗蒂不同意，这在艾米莉看来意味着离婚，于是他们最终在1978年离婚了。这段婚姻结束得并不愉快，罗蒂和艾米莉甚至为了争夺房屋所有权而打起官司。此外，艾米莉在普林斯顿有着更好的人际关系，这使得罗蒂更为人疏远。

最后是1979年的APA事件，即所谓的“多元化反抗”。上文提及，1960 年至 1979 年间，几乎所有东部分会的主席都是分析哲学家。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非分析哲学家们对分析学派控制APA的不满情绪高涨。“多元化反抗”的核心是前者要求后者放弃对美国哲学学会的控制，允许持有其他知识取向的哲学家有机会担任领导职务，并在该组织的年会上发表论文，打破学术垄断。这些要求并非毫无道理。事件的直接诱因是，1979年，纽约州政府想要对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关停该院。该院与欧陆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娜·阿伦特和汉斯·约纳斯均长期执教于此。非分析人士迅速组成联盟为新学院辩护，并开始开会制定拯救该院的战略。这个联盟被称为“星期六小组”，该小组同时决定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当年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大会上召开一次会议，看看是否有可能引起全国性的集体行动，挑战分析哲学在哲学界的主导地位。据说当年有一百多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成立了一个“哲学多元化委员会”，其目标是“为一个更能代表美国哲学活动的多样性的APA而努力”。小组要求“主席”职位进行直接选举，刚刚上任的主席罗蒂实际上支持多元化，但其他人并不这么想。不过，多元主义者进行了强势选举“夺权”。这场闹剧甚至引起了《纽约时报》的报道。

罗蒂并不讨厌分析哲学本身，他更多是讨厌分析哲学家的狭隘和自负。他特别推崇那些以分析风格写作，但尽可能将分析哲学与其他方法联系起来的哲学家，他自己也越来越这样做，1979年出版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书便是典型成果。该书引起了广泛且深远的关注，为罗蒂赢得了更大的声誉。声名鹊起的罗蒂或许不必再“焦虑”了，他能相对自由地考虑搬到更温暖的学术环境。罗蒂收到了来自西北大学、圣克鲁斯加州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的诸多邀请，最终在1982年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入职弗吉尼亚大学人文学院。

罗蒂著《哲学与自然之镜》

哲人的诞生

格罗斯对罗蒂的生平阐述仅限于普林斯顿大学阶段，未能涵盖他接下来的二十五年职业生涯。在第九章中，格罗斯开始为自己的罗蒂阐释构建理论依据。他以布迪厄与柯林斯的理论为两轴，并补充上了自己所谓的“学者自我概念”，以最终构建出一幅更为完备的理论图景。在布迪厄的理论中，一个人之所以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行事，是因为他拥有适合其所处特定场域、多重场域间或更广泛的社会空间的惯习。在柯林斯的理论框架中，自我存在的材料只包括一个人在各种网络中的定位所获得的符号化模式，柯林斯是从个体的微观层面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宏观层面具有的特征的。布迪厄与柯林斯分别凸显了“社会”和“个体”的两极。

格罗斯认为两人均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知识分子的身份可能影响他们所持的观点。他提出，思想家会向自己和他人讲述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故事，由此产生强烈的动机去从事知识分子工作，而这些工作将有助于表达和整合故事中的不同元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们会倾向于那些使这种综合成为可能的思想，达成某种言行一致。人们总是试图协调承载身份的社会内行动与个体所持有的观点，格罗斯的这种理论进而也可以协调布迪厄与柯林斯的理论。

实际上，作为研究对象的罗蒂，其本人的哲学立场能够容纳布迪厄、柯林斯，以及格罗斯的立场。罗蒂认为，真正自由的个体乃是共同体内的一个主体，我们须用主体间实现的社会团结来取代传统形而上学对先验客观性的寻求，这要求每一个体都积极参与到锻造和修改表述世界的语汇的活动中，成为一名自由的反讽主义者。在个体与共同体的协奏中，人性（human nature）最大的特征是没有固定不变的“人性”（Human Nature），我们总是在行动中塑造、修改和完善自身。

格罗斯在最后第十章以及结论中，尝试运用自己构建的理论来理解罗蒂，尝试为罗蒂的主动行动、抉择，以及立场提供合理的理由。缘着格罗斯的分析，我们的确更能理解罗蒂的一生：开明的知识分子父母使他更可能走上哲学之途；哲学史的问题倾向让他始终不太愿意在分析哲学氛围过于浓烈的地方学习；但分析哲学的统治地位又推动他展开相关研究工作；由于生活上的一些问题，罗蒂最终决意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同时与分析哲学渐行渐远……然而，格罗斯的理论并未让笔者感到惊艳，他似乎只不过是在简述一个贫瘠的事实：作为个体的人类，我们受着社会的影响，我们的每一次选择都在塑造我们的思想和生活。用皮尔士的一句话说，Chance begets Order——我们在“偶然”中打捞“法则”，然后根据“法则”来试图理解“命运”。作为社会学家的格罗斯，在多大程度上理清了“命运”的线索？我们不妨带着这一问题来阅读他的《理查德·罗蒂：一位美国哲人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