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方笑一：追忆陈大康老师

昨天下午（3月10日）为陈大康老师送行，参加告别仪式的领导、老师很多，一直排到了告别厅外。有不少人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的。大家言谈间都对陈老师的遽然离世深感惋惜，对陈老师在古典小说研究上的杰出贡献非常敬佩。坐在回程的大巴上，不禁想起关于陈老师的点点滴滴。

陈大康（1948年12月-2024年3月7日），生前为华东师大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曾任华东师大古籍所所长、中文系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图书馆馆长。

1995级中文系首届文科基地班，设置了前期导师，一共有六位，陈大康老师是其中之一。一个班30位同学按照学号次序分配导师，每一位导师指导五位学生。我虽然没有分在陈老师这一组，但听他组里的同学说，学业上很有收获，也特别愉快。得知陈老师去世的消息，当年他指导过的一位同学深情回忆说：“周三晚上，文科大楼六楼的那段时光，多美好啊。”足见陈老师留给同学们的美好印象。记得有一天晚上，班级组织了古典音乐的欣赏活动，在工会的多功能厅，陈老师也兴致勃勃地来参加，听了一会儿，一位同学就发现他睡着了。显然陈老师对古典音乐不是很感兴趣，但还是很乐于参加我们的班级活动。

陈老师给当时的师范班开“中国文学史”课的下半段，给我们班开的是 “明清小说研究”选修课。我的学术兴趣在诗文方面，因为听说陈老师的研究方法非常独特，就特意选了这门课。听课之后眼界大开，他解释明代小说史上为何会形成一段“空白”，又讲到书坊主人对小说传播的作用，结论既有原创性，又有说服力，而他数学系毕业的背景，又为研究方法的拓新提供了支持。听了他的课，后来又读了他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讨论“熊大木现象”的论文，对陈老师就愈发佩服了。哦，原来古典小说还可以这样研究啊！

大学四年级时，我已经确定保研，有较多的时间。听说陈老师给硕士生开设了一门“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课，我特别好奇，私下里和他说想去旁听，他欣然同意。我就跟着硕士生旁听了一个学期。那是在文科大楼六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陈老师总是面带微笑，兴致勃勃地和我们讲他用的研究方法，也评述其他学者的方法。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总结学术界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种种不同说法，其立论的前提、论证的逻辑、材料的使用等，经他分析之后，有很多说法显得非常荒谬，逻辑很成问题，这样的授课带给我们学生智性上的愉悦是永远难以忘记的。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

课间休息时，陈老师喜欢点上一支烟，和我们闲聊。有一次，他的打火机没有调节好， 打火的瞬间，火苗“腾”一下蹿得老高，差点把他前额的头发点着。我们吓得惊呼，他却很镇定地把火苗调节好，再慢悠悠地把烟点上。我正式读研究生后，这门研究方法课是必修课，因为刚刚全程旁听过了，就和陈老师商量，能否交一篇小论文当作期终作业，课就不再去听了，陈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

后来，陈老师调去古籍所担任所长。我去古籍所读博士的时候，陈老师又回到中文系担任系主任，我在博士阶段没有听过他的课。但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刚担任中文系主任时，教育部要对各校的文科基地建设进行评估，这是一件大事。怎么样来接待专家组呢？系里考虑除了教师和行政人员之外，最好安排一位首届基地班的学生，这样方便专家了解学生的培养情况，也体现基地班的培养成果。因为一个班级30人只有我读了博士，所以就安排我去。我当时刚刚成为古籍所的学生，但中文系有需要，我义不容辞。

我记得负责接待的，除了陈大康老师外，还有副系主任谭帆老师、徐静华老师，黄晨、梁艳和陈毅华老师。晚上，我们聚在逸夫楼的一间客房里商议接待方案。陈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是，尽量多陪同专家组组长，他如果问什么问题，就把学生在基地班学习的情况和真实的收获告诉他，同时，也关注他有什么要求，及时反馈给接待组。

转眼到了2004年，我博士即将毕业，因为专业是古代文学，主要不是做文献整理和研究，我就想回到中文系工作，向陈老师请求。陈老师很坦诚地说，为了避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当时中文系已经规定不留本校毕业的博士在系里任教，而且这个规定在全系教师大会上已经正式宣布了，不能为我破这个例。我当然有些沮丧。陈老师知道我没有去找其他工作，一时也无处可去，就和古籍所的领导商量，看能不能把我留在古籍所。当时古籍所并没有不留本校博士的规定，但所里老师们觉得我肯定会回中文系去，所以当年没有向学校申请进人的名额。经过一番曲折和努力之后，古籍所把我留下了。

陈老师得知我有归宿之后，很高兴。他是通过家父转告还是直接和我说的，我记不太清了，大致说了两个意思。一是在古籍所要重视文献，但研究视野要适当拓宽些，不必仅仅局限在文献校点整理方面。二是当时古籍所教师的收入比中文系少，但钱，是要靠自己去挣的。陈老师讲话很清晰直率，所以这两个意思我至今记得。

我留校工作之后，因为中文系和古籍所是两个单位，和陈大康老师的接触少了一些。但我评副高和正高职称，陈老师恰好都是高评委成员。在听完我的陈述之后，他两次问的都是富有建设性的问题。我记得评正高时，在提问环节他问我对学术研究和学术普及的关系怎么看？我说从事学术普及工作是因为偶然的机缘，重心当然还是放在学术研究上。事后，他还打了电话给我，关心我的情况。

近几年，记忆中和陈老师的深入交流主要在车上。一次是我和他同乘校车回家，他拉我坐在身边，聊起自己学术研究的情况。他说，还是要对自己有高的要求，他几乎每天读书写作到深夜12点左右。他又说，担任系主任后，行政事务非常繁忙，时间都被切碎了，有时没有办法写论文，就利用碎片时间做文献资料的录入和整理，这样可以提高效率。他说的文献整理工作，实际上就是后来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小说编年》一书。

我在思勉研究院工作的几年里，经常召开思勉研究员的会议。一般我叫一辆车，先到丽娃大厦接上刘永翔老师，再去接陈大康老师。陈老师每次都说他提前等在金沙江路、枣阳路口，这样可以不必麻烦拐到他家里去接他。一路上，我听两位老师聊学术，也聊自己的经历和想法，深感华东师大的人文学科有这样的前辈先生在，真好，真是我们这些晚辈后学的幸运。

如今，陈大康老师走了，没有办法留住他，我只能把回忆里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表达一个学生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