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诞辰百年｜金庸笔下失踪的历史与反抗者的乌托邦

在金庸笔下的江湖世界中，“射雕三部曲”和“碧血剑-鹿鼎记”均是前后情节衔接性很强的故事体系。但在这两部分内容里，各有一段消失的历史。

《倚天屠龙记》中，开篇故事距离襄阳保卫战不过数年，郭襄张君宝只是十几岁的少年，谁知作者一句“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张君宝的青春期便戛然而止，时间已跳到宋亡五十余年以后，他即将度过九十岁生日。

碧血剑的故事结束时，正值甲申之变、大明江山鼎革之际。而阿九、冯难敌、归辛树、何铁手这些“碧血”人物在《鹿鼎记》中再次登场时，已是二十多年后的清朝康熙年间，朱颜辞镜、英雄老迈，自然是故国与往事均不堪回首。

《倚天屠龙记》中消失的七十多年和“碧血剑——鹿鼎记”之间消失的二十多年颇为相似，均是汉家王朝倾覆、北方马背民族受图定鼎的重要时间段。

《碧血剑》海报

蒙元灭宋与明亡清兴对于江湖而言，同样都是天崩地裂的大事件。

这是最坏的时代。

在金庸的设定里，蒙元和满清的铁骑烧杀抢掠、格外残暴，所经之处，生灵涂炭。武林中人，以行侠仗义、锄奸除害为己任，江湖和民间的关系，在于前者在官府所不能及的地带里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并对“不义”进行矫正；而后者则对此类事迹进行传颂，使侠义之名口碑载路。但马背民族的铁骑南下，挟所谓“历史必然性”之威席卷天下，江湖群豪再也无力向民间提供安全保障和维系正义。

金庸笔下的江湖和庙堂同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侠客的价值观念是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延伸。这种价值观混以江湖豪杰粗犷但炽热的民族情绪，使得胡汉恩仇、华夷之辨成为武林中的头等大事。可随着天下易主，神州陆沉，铜驼荆棘，旧时江山已尽为禾黍。此类民族情感和正朔观念，阳光下已无寸土容身，要么只能在反抗者的内心世界悲壮燃烧，要么则只能隐藏在江湖边缘处的犄角旮旯里，默默等待世界度过漫长的历史周期。

这是最无力的时代。

临难一死的不仅仅是袖手谈心性的腐儒。哪怕你武功通天、智计无双，也无法扭转已成定局的历史大势。堂吉诃德永远无法战胜风车，郭靖黄蓉以身殉城是他们注定的结局。

小说在这里留白，历史从这里失踪，金庸江湖进入至暗的凛冬。

就如最冷的冬天动物仍有不同的活动，在这段消失的历史里，我们仍然能够透过前后的文本窥知江湖群豪不同的行动选择。选择有三种：归顺、躲避、反抗。

一、货卖帝王家：现存的就是正当的

第一种选择是归顺朝廷。

马背上的新王朝在武林中一直不乏合作者。即使在《倚天屠龙记》的时代元朝已进入末期，朝廷一方也是高手如云，既有玄冥二老这样武功深不可测的绝顶高手，也有“阿大”这样名门正派的耆宿长老。

《倚天屠龙记》中赵敏带着玄冥二老

《鹿鼎记》时代朝廷高手的质量虽远逊于当初的蒙元，但说起来数量也不算少。吴三桂麾下有金顶门的死士，康亲王也招揽了不少抱定“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武林人物，鳌拜的爪牙、康熙的暗探更是遍布江湖。

更为深层的变化在于，曾在蒙元时代以反抗者自居的名门大派已经在形式上认同了朝廷的合法性。贵为天下第一名门正派掌门人的少林方丈公开接受皇帝的敕封，少林群雄也在清凉寺等一系列事件中为朝廷出了大力。这意味着反抗阵营中曾经的中流砥柱，已在潜移默化地认可了现实的权力。

当然，不同的武林人物投靠朝廷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些热衷名利，有些或有不得已的苦衷，甚至连本来的名字都羞于提起。但这些形形色色的合作背后，除了利益关系之外，他们并非没有把自己行为合理化的道德说辞。这种说辞借《书剑恩仇录》中乾隆的话来说就是“帝皇受命于天，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了这个大前提，武林中人“为朝廷出力……将来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才不辜负了一副好身手”。

这一说辞包含的逻辑是：一个王朝能够定鼎中原，说明乃是天命所归；恰恰因其天命所归，才能最终定鼎中原。将所谓的“天命所归”展开来说，即该王朝的权力来源和统治都是神圣的、是合道德的。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说，江湖人士追随朝廷，自然是顺天应命的选择。

绕来绕去，这无非告诉你，现实的就是正当的，实存的就是“应该”的。权力皆是合理的，所有的质疑的声音皆是悖逆纲常的。

在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历史哲学面前，金庸江湖人物的评价，会发生诡异的变化：郭靖、黄蓉是阻挡历史车轮的螳螂侠侣；张无忌、陈近南无非草莽逆贼；玄冥二老热衷名利、风际中卖主求荣反而成了正当神圣的合法之举。

如果凡是属于权力的，就一定是正当的，吴之荣揭发检举违法书籍，又有什么错？民间关于评书曲艺中“窦尔敦和黄天霸谁是反派”的争论，在“帝皇受命于天”这一神圣却诡异的叙事里，有了一锤定音的结论。

二、出海遁地的不合作者

金庸江湖的第二种选择是始终不合作。他们或远走高飞、或隐逸山野。

袁承志在无力改变历史大势，心灰意冷之际，便远走南洋，扬威海外。唐传奇里的虬髯客、《水浒后传》里的混江龙李俊都有在海外建立基业的事迹。为什么一定要选在遥远的异域，大概因为后来者戏说前代历史，虽免不了逆转些战场上真实的胜负、杜撰些直捣黄龙的桥段，但多半不会对大的历史事实进行颠覆式的编造。正史就记录在那里，虬髯客不可能取代唐太宗，梁山好汉坐不了龙庭，袁承志也改变不了天下苍生甲申年里注定的命运。

茫茫海外，遥远的异域，却是利维坦的现实触手所不能及之处。那里的历史飘然于正史之外，是历史哲学“决定”不到的地方。这么看来，袁承志的结局，已是无奈中的万幸，是对历史必然性的一种浪漫逃离。在没有正史的地方，袁承志和他的小伙伴们有足够的时空来自由书写成年人的童话。

四师傅南希仁在临别之际曾赠郭靖一句金玉良言：“打不过，逃！”当时代大势无法逆转，远走高飞成为对时代唯一的嘲讽方式。

如果在风景名胜区有一座地下豪宅，就不必远走海外，遁于地下也是不错的选择。“终南山下，活死人墓”是金庸对绝迹江湖的神雕侠侣下落的唯一交代。无力改变现实，心中之火与无用之躯深藏地下，以待来日。无独有偶，《鹿鼎记》时代康熙翻阅的那本黄宗羲新著之书，也是以地火明夷来命名。

可多数人没有远走海外下南洋的船票路费，也没有杨过小龙女那样机关重重的地下豪宅。天下之大，无处避秦，除了自己的灵台方寸之地，又能躲到哪里去？然而，躲进自己内心的城堡，并非没有风险。

以赛亚·伯林讲述过古希腊罗马时期斯多葛学派的哲人面对无法抵挡的专制权力，无奈退居内在精神世界的故事。伯林认为，对这些坚持自由的哲人而言，当自己的自由受到外在的阻碍，他们唯有不断缩小对“自由”的认知疆界，才能做到仍然自由。也就是说，他们告诉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恰恰是自己无所欲求的。被剥夺的自由恰恰不是真实的自由。如此一来，即便身陷囹圄之中，他们也会说身体的自由不是自己真正欲求的自由，唯有内心层面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而那也是任何强权所不能剥夺的。伯林称这种高尚隐士的哲学为酸葡萄学说：所有得不到的，就说那是我不需要的。

韦小宝为激将他人，曾故意说反话，对佛法有过一番让人啼笑皆非的错解，倒似这番酸葡萄学说的另类延伸：“众喇嘛持刀而来，我们不闻不见，不观不识，是为大定；他们举刀欲砍，我们当他刀即是空，空即是刀，是为大智；一刀刀将我们的光头都砍将下来，大家呜呼哀哉，是为大悲。”在韦氏歪解之下，刀是空脑袋也是空，保不住的脑袋自然不是好脑袋，要它做甚！

这种对外在得失的无所谓，以及对内在精神重要性的过分强调，很容易使一个人丧失对善恶的直观的感受和朴素判断。他似乎看穿了一切，他会认为为虎作伥者如玄冥二老是傻瓜，也同样认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郭靖是傻瓜。他笑功名富贵皆是浮云、非我所欲，他笑郭靖西西弗斯般的蠢笨和徒劳。只有他自己才看穿了万事空无的真相。

师侄澄观曾对韦小宝的歪论欢喜赞叹。头脑精明的少林方丈既接受了皇帝敕封的护国禅师，也暗自担任了反清组织锄奸盟河南省盟主。两位高僧虽在脑筋是否灵光方面判若云泥，但行事逻辑或许只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三、反抗者的乌托邦

留给江湖群豪的最后一种选择是反抗。

但是当统治已成定局，这种反抗注定步履艰难。

反抗事业的宗旨是“奉正朔”“辨华夷”。当反抗的事业进行得越发艰难，就越发需要将“奉正朔”“辨华夷”塑造成一种激励人心、整合江湖力量的意识形态，并将其放置到至高的位置。

于是“唐王、桂王之间当奉谁为正朔”这种陈芝麻烂谷子的争论就会变得极其重要，重要到一言不合就与同侪队友进行生死决斗。反清事业的八字还没一撇，对正朔的理念分歧已经使同一阵线里的兄弟自相残杀。理念压倒了同伴间的朴素情感。

在意识形态和民族情绪的双重推动下，武林群雄更是将“华夷之辨”等同于“是非之辨”“黑白之辨”。这也是凝聚反抗力量最有力的观念武器。就像《鹿鼎记》故事的结尾，天地会兄弟对韦小宝不论迹不论心，只让他问问自己老子的出身。

《鹿鼎记》剧照

以“华夷之辨”为价值根基，反抗大业有了至高无上的神圣性。既然目的是神圣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手段变得不再重要。为了反元，明教可以烧毁无辜百姓的民房；只要汉人能当皇帝，就算不学无术的韦小宝称帝也无所谓。“华夷之辨”的叙事具有压倒一切的无比威严，任何拒绝反抗的人都可能被斥责为数典忘祖，都可能会被提醒“为人不可忘了自己祖宗”并被顺带问候祖宗十八代。

吊诡的是，与那些为虎作伥的朝廷归顺者比起来，这些反抗者往往是江湖中人品高尚的侠客。他们心怀侠义，抱着赴死之心以图恢复。他们不认可现实权力的合法性，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一个理想的庙堂和江湖。

然而，他们却构建了一个可怕的乌托邦。

这个乌托邦要求以华夷之不同来区分善恶、辨别是非，要求所有人整齐划一地表态反抗，并以反抗为唯一目的，且这一目的的重要性压倒一切。为了这一目的，所有个体都是可以被牺牲的，所有朴素的江湖道义原则都是可以被无视的。这个基于理想之上的乌托邦，恰恰遗忘了江湖中人真正的侠义理想：锄奸扶弱，救助每个需要被帮助的个体，向往每个个体都得到公平正义的待遇。

金庸江湖的反抗者在绝望的历史里悲壮反抗，这种悲壮反抗却让历史更加绝望。

在黄宗羲顾炎武等大儒力劝韦小宝称帝的那一刻，他们眼里政治的全部目的已然只是“反清”，全然忘记了恢复河山之后真正的善治——才是目的之后的目的。任何宏大叙事只是在为“历史必然性”添砖加瓦，只有关照每一个平凡个体的命运，才是走出这段消失历史的唯一曙光。

九难目睹死尸骷髅，曾感慨：“若要复国，不知又将杀伤多少人命，堆下多少白骨，到底该是不该？”面对每个具体生命的悲惨遭遇，她不掩饰自己的悲悯与共情。但面对政治判断中的道德困境，她又显得犹犹豫豫，左右为难。然而，此刻这位婆婆妈妈的神尼却远比那些行事果断的天地会群雄更接近江湖侠义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