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敬雅评《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清代疑案与疑案考据

民间广为流传的“太后下嫁”、“顺治出家”和“雍正即位”三大疑案，向来是为人乐道的传奇故事，自清初至今一直是好史者的饭后谈资。孟心史先生作《太后下嫁考实》《世祖出家事考实》《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三篇，将传说与史实互相印证，以史家之严谨慎密考证了“顺治出家”这一疑案。此外，陈寅恪、陈垣、邓之诚等几位学者，也对“董小宛入宫”提出过自己的见解。

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颇有特点，一则相对于前代，清代所留文献丰富，尤以诗文较多；二则时局动荡，人物命运坎坷，有较强的故事性。这就造成此段历史研究的两个特点，一是官书档案保存不全，需以私人记录补齐，所以史料甄别极须谨慎；二是历史细节较多，难以形成定论。

在此情况下，重新考证清初历史，就需要很强的耐心和文献收集、考证的能力，首师大邓小军教授的新作《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重新梳理明末清初这一段史实，并得出了较为新颖的结论。

清史文献价值的界定和文献的选用

邓书非常重视史料的“原始性”，但是史学研究中，并非越“原始”的史料越有价值。作者对史料选取的宗旨是，“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史事的相关程度不同的原始文献，除官修史书、宗谱、年谱、方志、禅宗文献、朝鲜文献、石刻文献等之外，还包括顺康间人的诗文，甚至戏剧，其中包括顺治、康熙御制诗文”。但是这些史料并非价值等同，也不一定都符合历史事实。

书中在论证“董小宛入宫”一事时，反复提及李渲《燕途纪行》和冬至正使尹绛的《燕中闻见》，前者是清主亲兵哨官朝鲜人金汝辉述顺治董皇贵妃，后者则是朝鲜使者的见闻。此类记载中对董小宛进宫言之凿凿，但并未说明传言出处。对清代皇帝，朝鲜使者有很多传言，如“孝庄文皇后与孝康章皇后婆媳不睦”、“康熙皇帝好色”等，均源自朝中传言，或是街头巷议。孔子曾经说过：“道听途说，德之弃也。”所以历史研究在选取民间传说的时候需要非常慎重，如果采信传说，则定要对传说的来源与流变加以分析。

书中言及董鄂妃即董小宛一事，前列实录，后书《燕途纪行》，再后为《燕中见闻》，这两则史料中谈及董鄂妃非鄂硕之女亦是揣测，没有明确证据。而作者论断：“根据上文考察，可知顺治董皇妃即董小宛，清廷官方文献称董鄂妃乃满洲族内大臣鄂硕之女，是掩人耳目之谎言。”以使臣见闻证官书之伪，为治史一大奇事。除此之外，书中还以偈语证史。众所周知，顺治帝与玉林通琇、茆溪行森等僧人交往过密，在讨论顺治出家这一问题时，这些僧人的言论经常被引证。但本文以茆溪行森之偈语逐条证明董妃行状，存在过度解读的情况。

本书有规范的论证格式，每句皆有“古典”、“今典”，可见其旁征博引。然而历史论证与文学不同，对某观点的论证，求要不求备。本书的一个特点便是，凡是与诗句相关，无论繁简皆列述其后，于史实则大可不必。书中翰林院检讨李天馥的诗文《古宫词一百二十首集唐》被认为是“董小宛入宫”的重要证据，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曾提及此事，称此诗“盖为董鄂妃作”，被作者加以发挥。翰林院检讨有“纂修史书、重纂实录、圣训、玉牒”之责，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白乐天的《长恨歌》。李天馥此诗是否纪实，尚不好定论，因其人时为文坛翘楚，文采风流，著有《容斋千首诗》《容斋诗馀》。王世祯称“二公（谓李天馥、陈廷敬）嗜好略相似，每下直日，必相聚，聚必相与研六艺之旨、穷四始五际之变，至参横日落，然后散去”。而又好作风流之词，相传“居京师时，雅好冶游，有伶人新婚，戏为《贺新郎》词一阕”（李定夷《轶闻大观·第二编》卷二）。这样一位才子，写宫词并不是特例，在清初屡有所见，称其诗必定暗示顺治后宫，似乎不妥。

河南省民权县白云寺石碑，也是书中非常重视的一处文献，其实作者所采信的顺治出家白云寺一事，亦非空穴来风，乃是当地的一个传说。康熙为了寻找隐名出家的父亲顺治南游白云寺，遇到一位自称“八乂”的烧锅僧人。康熙回京悟出“八乂”合成一个“父”字，恍然大悟，二下白云寺，但老僧已不知去向。康熙只得御书“當、堂、常、赏”四个大字，意含将田、土、巾（布）、贝（钱）赏赐僧众。关于顺治出家的传说在后世版本很多，本书显然采信了河南民间这个故事，但没有提及故事的来源，更没有考证。而这种传说如果作为史料，第一步就是要考据其真伪源流。

历史问题证明的逻辑性

“孤证不立”是历史研究中的又一基本原则，因此，研究者需要就某一问题充分收集材料，以达到从多角度佐证历史的目的。“孤证”并不代表数量上的单一，同样也指角度上的单一。因此在证明某些问题时，逻辑上要求有递进关系，而非内部自洽。

文人交游是明清之际历史研究的一个重点，其中社科院赵园先生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颇为可读。由上述研究我们可知，清初文人有很多并不封闭的交往圈，他们的兴趣和风气极为相似。冒辟疆、陈维崧、吴伟业、徐泰时、周士张、丘石常等人本身就组成了一个文化交际圈。清初南方士大夫之间，本来就风气相通，声音相和，这些人又同在一个社交圈内，处于社交网络的相通层级，他们的诗文在史实上不能形成互证。冒辟疆《影梅庵忆语》洋洋四千言，回忆了他和董小宛缠绵悱恻的爱情生活，才子佳人本身就是文坛中长盛不衰的话题。冒襄本又是风流之人，当时与江南名妓交往甚密，是当时文人津津乐道的掌故之一。不仅董妾如此，后来冒续娶的吴妾、张氏等人。他的好友金坛张明弼在《冒姬董小宛传》中不无打趣地说，冒氏“所居凡女子见之，有不乐为贵人妇，愿为夫子妾者无数”。这些文人，本身就是一个互相讲故事的圈子，这个圈子之中故事可能共同表明某种现象，然而互相证实，于史则不可。

此外，历史的发生有前后逻辑，以后证前时，尤为慎重。如作者认为，诗文中“漫说莲花国，莲花国在西”中莲花国指满洲，所征引的史料是乾隆年间成书的《满洲源流考》，因为书中有云：“曼珠，华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这种证实显然是缺乏历史逻辑的。众所周知，《满洲源流考》是乾隆皇帝为满洲发端寻求合法性的作品，中将满洲源流回溯至文殊师利，是乾隆皇帝接受藏传佛教思想后的一种自我合法化，并不能证明在明末清初，文人常识中将“满洲”与“曼珠”是直接关联的。这种将政权源流佛教化在历史上很常见，特别是蒙藏地区，满洲人成因了这一习俗。将清初文人诗作中的“莲花国”直接对应为满洲政权，以后证前，以多证一，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

历史常识与趋势

1927年，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做研究生论文《中国古文法》，指导教师是梁启超、赵元任两先生。赵元任先生在眉批中有这样两句话：“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此两句尤其适用于本书。大胆推断之后，接下来务须加以详细论证。但本文似乎只做到了前半部分。

当然，历史考据的存在意义并不止于考据学本身，而是对历史场景的还原。如书中在考证董小宛有可能被劫持入宫时，对清初满洲人劫掠汉人妇女的情况做了一些梳理，这种考证是有价值的。对董小宛入宫的确实性，作者则说：“多尔衮派人掳走江南之有夫之妇董小宛，亦是完全可能之事。”这个说法似乎太过武断，而本书在这种关键性的问题上，几乎都是这样在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间，下了确实性论断。

文中言及冒辟疆上京讨妾，冒襄以坚不仕清闻名当世，康熙年间，清廷开“博学鸿儒科”，下诏征“山林隐逸”。冒襄也属应征之列，但他视之如敝履，坚辞不赴，且家中妻妾成群，焉有主动赴京之理。且其赴京在顺治末年，南方尚未平定，民变亦有发生，一书生安可平安上路？其行程时间参考康熙二十三年南巡，绝无可比性。

朝鲜《显宗实录》的记载，康熙五年（1666）九月，朝鲜国王显宗询问是朝鲜入清使臣许积曰：“顺治好汉语，慕华制云，今则如何？”许积回答道：“闻其太后甚厌汉语，或有儿辈习汉俗者，则以为汉俗盛则胡运衰，辄加禁抑云矣。”虽然此为朝鲜使臣道听途说之语，但是参考孝庄文皇后所首肯的顺治遗诏，起首便是：“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乎，苟安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可见孝庄皇后不仅不慕汉语，更厌恶汉俗。换句话说，孝庄皇后汉语能不能表达清楚都成问题，安可与冒襄做此交易。

如果说董小宛入宫，作为一个小人物的历史，还存在着某些可能性的话，那么顺治出家一事，必须要嵌入清初的历史政局中加以考察。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中常有的想象，就是用作者个人的社会角色，去揣度皇帝的社会角色，于是认为皇帝和普通人一样，只将感情局限于个人层面。

再于“顺治出家”一节，作者认为，康熙皇帝之所以多次西巡，着意大规模兴建五台佛寺，乃是为其父造一安身之所。然而最基本的常识是，顺治即使真的出家，照记载来看，也是皈依汉传佛教，而康熙着力将五台山打造成为内地藏传佛教中心，并有章嘉、哲布尊丹巴两位大活佛的驻锡地。此举于顺治出家并无关系，即使有影响，也是消极的。此外，书中称，王熙顺治驾崩的见证人，并未言及顺治死状，乃因顺治假死。须知清代历朝皇帝死前，皆有近臣在侧。

而文中第十一章还言及，翰林院庶吉士亲书寺庙地租碑，知州亲命勒石，是对白云寺的特别重视，并将此作为顺治出家白云寺的一个佐证；康熙厚赐玉明和尚、厚赐白云寺，意在照料顺治。须知康熙朝敕建寺庙无数，御赐匾额更不胜记。一则其一生六次南巡、六次西巡、常年巡幸京畿、所驻跸之地若为寺庙，则有题字。之后，作者认为顺治皇帝死后，白云寺为其修有陀罗尼经幢。民权白云寺经幢并不只此一通，另有“佛公灵塔经幢塔”，上书“佛洞宗三十一式佛公大和尚”，乃是佛定圆寂后，河南布政使牟钦元亲自为他写了塔铭。显然经幢并非孤立，地位也不是独尊。作者所见“□王宔”之匾，将其识读为“先王宔”，解释为先帝的神主。但是“先”字为作者自己识别所加，不一定为原有脱字。而“宔”字为宗庙藏神主的石函，《康熙字典》的解释为“以石为藏主之椟也。一曰神主。左传：许公为反祏主。本作宔。通作主”。某王似一宗教称谓，清代皇帝称自己的父亲为“先皇”、“皇考”，绝无用“王”字之例，而王另有别称。

在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时，需要有较为广阔的观察视角。此时，北方外蒙诸部尚未平定，青藏地区时时搅扰，内部民变未熄，南方从对战南明到平定三藩，全国一直处在一个动荡的局势中。即便是做微观历史事件的研究，尚须从此处出发，更何况帝王政治。

也谈清史中的“诗文证史”

“以诗证史”是现代史家颇为推崇的一种治史方法，它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以诗证史”就是用诗为史料来证史说史；广义的“以诗证史”可泛指以文学作品用作史料来研究历史，举凡中国古代的诗词、文论、小说、寓言，乃至政论文章，都可包括在内。

“诗文证史”首推当属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作者邓小军先生也是如此，然邓先生在诗文引用时，恰没有注意到陈寅恪非常注重的一点，就是用史实对诗文的考证。如《胡旋女》一节，陈先生引乐天诗：“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之后说道：“唐长安有二梨园，一在光化门北，一在蓬莱宫侧。其光化门外者，远在宫城以外。其蓬莱宫侧者，乃教坊之所在。准以地望与情事，似俱无作为。册妃处所之可能。乐天之言未知所据，又太真外传上云……其事在天宝四载八月册杨氏为贵妃事以后。准以时间，亦殊不合。故于此册妃之处所，惟有阙疑，以俟更考。”简言之，作者的历史常识与诗文内容间，应该是一个正向输入的过程，而不是以诗文定义史实。不完全统计，《元白诗笺证稿》中，所引唐代各类史籍凡逾百种，而如论清代历史，史书只可见《清实录》，岂可成文？

而诗文、小说最可用之处，在其“不经意间”，而非其刻意记录的故事。如《时女妆》一段。陈先生云：“乐天则取胡妆为此篇以咏之。盖元和之时世妆，实有胡妆之因素也。凡所谓摩登之妆束，多受外族之影响。此乃古今之通例，而不须详证者。又岂独元和一代为然哉？”陈先生又云：“岂此种时世妆逐次兴起于贞元末年之长安，而繁盛都会如河中等处，争时势之妇女立即摹之。其后遂风行于四方较远之地域。迄于元和之末年，尚未改易耶？今无他善本可资校订，姑记此疑俟以更考。”以诗文考时风，尚有存疑之处，以故事入正史，岂可言之凿凿？

诗文中证实时风世俗易，证确凿人事难，在史学界是公论。此法似乎最是高妙艰深，非常容易滑向主观臆造的一端。在文学作品中过于求深、刻意求实，结果反而失真失实。吕思勉先生曾说：“诸子中之记事，十之七八为寓言；即或实有其事，人名地名及年代等，亦多不可据；彼其意，固亦当作寓言用也。据此以考事实，苟非十分谨慎，必将治丝益棼。今人考诸子年代事迹者，多即以诸子所记之事为据。既据此假定诸子年代事迹，乃更持以判别诸子之书之信否焉，其可信乎？”

吕先生虽言先秦，于清代亦然，而更有甚。清代史书品类繁多，为历代所不及。先秦史研究中，很多时候除了诸子文献，别无史料可引，清史研究中此类状况绝少。清代官书以实录为纪年之纲要，各类档案系年而记，兼以第一人笔记辅之，诗文则又次之。在史料占有不完全的情况下，很难判断历史细节的真伪。

此书材料丰富于前代，而格局未及，与孟森先生作品相比，作者似不具备治史之常识。其实，疑案的考实，并不是为了追求疑案本身的真伪，而是对作者和读者的思维练习，有些类似推理小说，而考据的乐趣即在其中。本书开篇曾言，作者因为占有了新的史料，而务须重谈疑案，其实其所占有之史料，言新则新，于史实本身并无决定性作用。考据文章大可不必如此，旧史料作出新意境，旧问题考出新逻辑，便是上佳之作。本文亦没有就史实发微，仅就考证过程置喙一二，然而开卷有益，书中引用了大量诗词，为研究清史书籍所少有，不管成功与否，算是正方向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