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年13场到超五百场，马拉松井喷发展背后存诸多管理困局

法制日报11月22日报道，近日，“马拉松志愿者递国旗事件”引发网友持续关注。

11月18日，在“奔跑中国”马拉松系列赛——苏州太湖马拉松的冲刺阶段，中国马拉松运动员何引丽与埃塞俄比亚选手Ayantu争夺女子组冠军时，被两次进入赛道递国旗的志愿者干扰，以5秒之差屈居亚军。此事在赛后引发公众热议。

11月20日，江苏省体育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正在积极调查此事。尽管答案自有官方调查结果来定音，但更应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事件背后的马拉松赛事承办管理问题。

据中国田协官方资料显示，从2010年至2017年，国内马拉松赛事数量从仅有13场疾速攀升至超500场。马拉松赛事井喷式发展背后，藏着各种肆意生长的问题。

在终点前200米送国旗，到底是追求仪式感，还是干扰比赛秩序的错误行为

11月20日，“奔跑中国”马拉松系列赛运营方智美体育集团的一名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发生在11月18日苏州太湖马拉松赛场上的“递国旗”一事是对中国选手的一种礼遇，“是无心之过”。

“披着国旗去冲线是一个惯例，是对中国选手的一种礼遇、一种尊重”。

这名负责人说:“中国选手披着国旗来冲线，这个场面是非常震撼的。披国旗冲线也表达了运动员对国家培养的一种感谢。我觉得身披国旗也是运动员非常希望的一件事情，很多运动员都会自己去准备。披着国旗冲线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他说，“奔跑中国”对给选手递国旗有明确的规定，“运动员是自愿去选择披国旗的，而不是强迫他们披”。对于此次事件，他认为志愿者接到指示后没有灵活把握，“在选手冲刺分秒必争的时候确实应该酌情去考虑(该不该让他们披)”。

在这名负责人看来，此次比赛“总体还是挺成功的”，递国旗属于“无心之过”。接下来，组织方会就此事对竞赛者的影响进行总结，“和各个组委会再去明确、细化竞赛组织和服务标准”。对于递国旗这一“惯例”，他表示将不会改变。

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事情似乎没有这么简单。

国内资深电影制片人、全球超马越野赛跑者、“跑出勇气”创始人关雅荻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作为一名重度跑步爱好者，他在过去6年时间里参加了几十场超马越野赛。

对于上述事件，关雅荻的态度是:尊重事实，无需任何理由和借口。“事实很清楚，这是一个严重干扰国际竞技赛事比赛秩序的错误行为，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为之开脱，打着披国旗等相关爱国名义也不能改变事实本身的性质”。

不过，另一位业内人士张超(化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赛事角度讲，这其实不是一件性质很严重的事情。

“整个马拉松赛事是一个很长的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出问题，而且有些环节一旦出问题就是大问题。志愿者中途进入赛道追着运动员递国旗，从严肃性来讲，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失误。从赛事角度看，这又不是一个性质很严重的事情。只是在这个事件中牵扯到国旗，所以才能在网络环境下持续发酵。”张超说。

令人遗憾的是，此类事件并非第一次发生。

一位资深跑者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上一次发生类似的事情是在10月27日的成都马拉松。女子赛快到终点的最后争夺时，在中国选手李芷萱和一位非洲选手很胶着的情况下，一位志愿者冲入赛道给李芷萱递国旗。我是看的电视转播，当时就心头一惊。”

他解释说:“在即将撞线前的胶着状态下，突然出现一个外界的干扰，且不说是干什么，因为任何事情都属于外界干扰，这个干扰非常影响选手的节奏，甚至说是最后的成绩。说实话，如果从竞赛的角度讲，选手完全能以这个理由向组委会投诉。”

看到这里，或许每个人都会产生一个问题:在终点前200米送国旗，这到底是追求仪式感，还是一种迂腐的形式主义?最初之时，为何说这是志愿者的个人行为？

个别赛事运营商近几年采取快速扩张的战略，团队的人员建设并没有跟上，才导致出现失误

答案或许即将浮出水面。

11月20日晚，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马拉松社会活动部主任水涛向媒体表示，目前，中国田协正在了解情况、调查事件当中，具体情况不便透露。水涛说，下一步将准备从组织方面考虑对赛事流程的规范。

另据媒体报道，11月20日，江苏省体育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正在积极调查事件中。

按国际田联手册规定，终点前只允许两名工作人员手持横幅带等待冠军，裁判长也不可以踏上赛道。

“我们应该尊重事实，这件事应该是运营商管理上出现漏洞。看到有报道说是志愿者个人冲动型行为，我有不同意见。我多年接触各种跑步赛事的志愿者，他们大多都是非常认真和可爱的在校大学生，出现这种意外状况，希望不要甩锅给志愿者，应该尊重事实。”在关雅荻看来，如果真正责任人第一反应是推卸责任，只会是更糟糕的结果，“当然，如果媒体采访了涉事志愿者，如果他们自己承认是个人冲动行为，我也不建议对冲动的个人有过多的责备，毕竟依然还是管理上出现了漏洞”。

“归根结底还是赛事运营商的问题。”张超说，出现志愿者递国旗事件中的问题并不意外，“举办马拉松赛事需要一个极其成熟的团队，而个别赛事运营商近几年采取快速扩张的战略，团队的人员建设并没有跟上，才导致失误的出现”。

张超认为，此次志愿者之所以这样做，第一是培训不到位，“在对志愿者培训时，并没有给志愿者一个明确的指令，什么时候该递国旗、什么情况下可以不用递国旗；哪些行为是必须禁止的，比如上赛道追人的行为就是非常低级的错误。非运动员不能进入赛道是任何赛事必须尊重的最基本的竞赛规则”。

“第二，现场的调度指挥不及时。出现这样追人的行为，负责人应该第一时间制止，但事实上相关负责人员并没有及时作出反应。”张超说。

对此，关雅荻也表示认同，国内马拉松赛事公司、推广服务公司其实都已经非常专业，应该都有完整的管理方案，“所以我相信这次事情是没有根据现场情况随机应变，本来应该是终点之后的环节，不应该出现在终点之前。这个事情的改正应该非常简单”。

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事件所暴露出的问题只是马拉松赛事乱象的冰山一角。

近年来，各地的马拉松赛事蜂拥“上马”，除了各地想要这张“城市名片”外，巨大的经济利益也是一个重要推手。

北京大学体育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文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城市举办马拉松有两大收益，“首先是软性收益，一个城市举办马拉松，实际上是城市营销，借助赛事给城市打广告。第二是硬性收益，举办马拉松会吸引各地参赛者和旅游者，带动了吃住行等各个方面。马拉松实际上还属于一种眼球经济，能够吸引赞助商，衍生了体育的生态链，带动地方经济”。

只有当赛事管理者与参与者在专业层面同步提升，马拉松赛事才能真正配得上“国际”标签，才能得到更多认可

不过，名利过后，是否每个城市都适合举办马拉松赛事、是否准备好了迎接马拉松赛事，这同样是对马拉松赛事运营承办者和城市管理的拷问。

在某地马拉松比赛中，医疗和后勤支援让来自北京的跑友李明(化名)大失所望。

“比赛时，中途受伤的选手很多，最常见的是抽筋或者拉伤。选手出现紧急情况，如果幸运的话，会有一位志愿者跑过来，拿出喷雾液桶进行简单处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想法。在跑到中途过半时，我身旁的一位大哥突然中暑摔倒在地。我和其他选手在旁边等了许久，迟迟未见救护车的影子。30分钟后，医疗救护车姗姗来迟，从车上跑下来几位医疗志愿者，对昏迷的大哥进行了补氧救助，幸亏发现及时，有惊无险。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躺下的人是我，该怎么办？一旦情况紧急，错过最佳救助时间，伤亡所造成的遗憾将无法挽回。”在电话中，李明的声音略显激动。

马拉松赛事存在运营商不成熟现象，则成为受访者的共识。

“在国内，专业赛事公司的组织管理比较好，然而存在一些小公司和新手承办马拉松赛事的情况。”在张超看来，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大多是从专业的赛事公司抽调管理者，外包地方团队执行，“其实也受现实情况影响，马拉松赛事那么多，如果都是专业的赛事公司来办也不现实”。

张超认为，马拉松赛事存在问题，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从马拉松赛事本身来看，马拉松赛事举办门槛、准入规则不明确。马拉松赛事与其他比赛不同，它会占用极大的公共资源，这种资源的调度和配置只有相关部门才能执行。目前马拉松赛事的举办是报备制，不是审批制，至于这个城市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承担赛事，没有衡量标准，马拉松赛事的举办也没有很明确的准入门槛；

不尊重市场规则，现在的问题是，在前两年会依靠成熟运营商打造马拉松概念，后几年则以小成本打造马拉松工程；

参赛者要转变观念，懂得满足。要明确马拉松赛事就是全民参与，全民运动的活动不能一味地抱怨马拉松赛事服务不到位问题。

对此，有业内人士提出，目前相当数量的赛事公司在宣传方面下足了功夫，却忽视了选手的真正诉求。

职业选手包乐(化名)说:“现在许多马拉松赛事，动辄将几百万元花在电视转播和舞台搭建上，而真正花在选手身上的钱不过几万元。时间长了，这些赛事举办方必然会被淘汰。”

“另外，很多赛事因为有关部门或者赞助商不懂，使得马拉松赛事变成了单纯的以推介城市形象、推介旅游资源为目的，赛事方一边倒地把精力与资源投入到如何规划‘最美’赛道上。很多举办马拉松的城市陷入一个逻辑怪圈，地方政府很想要业绩但又不想承担风险，这些因素对选手的赛事体验影响很大。”包乐说。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018年，马拉松赛场对违规行为的查处与惩罚力度骤增。

长春马拉松组委会7月宣布了对19名违规选手的处罚:取消成绩，并全部禁赛两年。除了长马之外，厦门、兰州、大连马拉松赛事也在上半年公布了罚单，惩处人数均不下20人。

只有当赛事管理者与参与者在专业层面同步提升，国内马拉松赛事才能真正配得上“国际”标签，得到更多认可。

“只有三方共同努力，才能让马拉松赛事健康有序发展。”张超说。

（原题为《马拉松井喷式发展背后存诸多管理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