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巴以问题三大症结难解，巴勒斯坦或面对更残酷未来

2024年3月2日，加沙地带代尔拜拉赫，在以色列空袭后，一名巴勒斯坦儿童经过受损建筑。本文图片 视觉中国

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持续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从历史纵深的角度看，持续达一个多世纪之久的巴以问题是国际社会中持续时间最长、矛盾最为复杂、最难以解决的国际热点问题，其根源在于它不仅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以及双方各自内部矛盾的产物，而且还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外部干涉密切相关，也与地区格局特别是地区大国之间的矛盾存在复杂关系。

但是，从晚近的角度看，其具体原因则在于进入新世纪以来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后长期累积的复杂矛盾。自2000年以色列总理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引发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以来，美国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的无所作为，以色列与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三者之间的矛盾日趋复杂，都使巴以和谈陷入了困局，而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则进一步导致巴以问题在中东事务中日趋边缘化。

从“9·11”事件爆发到2023年10月7日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国际格局、地区格局和巴以问题本身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国际格局和地区格局的变化是导致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的外部因素，而巴以双方关系以及各自内部的变化，特别是以色列右翼化日趋严重，巴勒斯坦内部矛盾加剧，则构成了巴勒斯坦问题更加复杂、巴以冲突周期性爆发的根源。

2024年3月5日，加沙地带北部，救援包裹被空投到加沙地带北部。

美国中东战略调整是巴以问题边缘化的国际体系根源

在国际格局方面，美国中东战略议题不断变化，并转向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导致巴以问题的战略重要性不断下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片面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严重破坏了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基础。

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反恐与民主改造中东构成美国中东战略的两大目标，进而导致巴以和平进程日趋边缘化；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中东政策更是“一直被伊拉克问题所主导”，而“巴勒斯坦问题被严重忽视”。直到小布什任期即将结束，美国才于2007 年下半年召开安那波利斯中东和平会议，但未取得任何成果。奥巴马时期，缓和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关系，放弃反恐战争政策并把反恐重心从伊拉克转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对中东民主化采取更加务实的政策，推动伊核问题谈判构成了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内容。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也恰逢巴以之间爆发新世纪第一次大规模加沙冲突之际，此后美国的全球战略逐步转向亚太再平衡，中东政策主要以推动伊核谈判为主；2011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中东相继爆发“阿拉伯之春”、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等重大事态，使美国政府始终面临中东地区格局剧变与中东战略收缩之间的矛盾。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已无力顾及巴以和平进程，2013-2014年美国推动巴以双方举行的华盛顿和平谈判均无果而终，伊核协议成为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的唯一遗产。

在特朗普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是在继续进行战略收缩、减少投入的情况下，通过遏制伊朗整合在奥巴马时期日渐疏远的盟友关系，重点强化美国与沙特和以色列的盟友关系，使其在遏制伊朗、反恐等领域承担更多任务和成本，进而增强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特朗普的巴以政策发生了严重的历史倒退，其突出表现是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采取了明显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企图强推解决巴以问题的所谓“世纪协议”，其中包括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承认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部分领土的主权；建立一个解除武装、没有军队，即主权不完整的巴勒斯坦国。这完全颠覆了巴以和谈的基础。由于它严重背离国际法原则、联合国决议精神、国际社会公平、公正和持久解决巴以冲突及中东争端的广泛共识，因此它注定是一桩很难被巴勒斯坦接受的单边和强制交易。

为配合所谓的“世纪协议”，美国还极力推动以色列与“温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并使阿联酋、巴林于2020年与以色列签署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阿拉伯世界在巴以问题上联合的能力和意愿因此遭到严重削弱。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除继续减少对中东的战略投入相对明确外，并无宏大的中东战略，其中东政策主要包括为减少中东对美战略掣肘而进行政策调整。除了重提“两国方案”外，拜登政府的巴以问题政策与特朗普政府并无明显区别，并且继续推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并在2021年推动摩洛哥、苏丹与以色列建交。

总之，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经历了从小布什到拜登四任政府，其在中东的地位经历了从霸权巅峰到逐步衰落的变化，这与美国中东战略从强势扩张转向战略收缩存在一定关系。在此过程中，美国面对的新议题、新挑战不断增多，以及美国转向战略收缩，中东政策更加狭隘、功利和缺乏公正性，导致美国对巴以问题的政策既缺乏足够的动力，也失去了应有的公正，这是导致巴以问题不断被边缘化的国际体系根源。

2024年3月3日，加沙地带，巴以冲突持续，以色列军队的车辆正驶出当地。

中东地区格局剧变使巴以问题地位显著下降

中东地区格局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地区议题的多样化使巴以问题在中东地区事务中的地位下降，地区国家矛盾的复杂化使地区国家难以在巴以问题上形成合力。

在地区议题方面，“9·11”事件以来中东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层出不穷的地区议题和热点问题，并在客观上削弱了巴以问题在中东事务中的地位，其中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战争、美国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伊朗核问题、“阿拉伯之春”等重大问题对巴以问题的冲击尤为严重。这一系列事件导致部分阿拉伯国家发生政权更迭，并引发了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危机，“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活动猖獗，难民问题加剧，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议题层出不穷。多样化的地区议题交互影响、相互叠加，且不断变换，使地区国家既承受着来自美国和西方反恐战争、政权更迭、民主改造等深刻的外部压力，同时也承受着民众抗议浪潮冲击政权安全、经济发展乏力、族群和教派冲突严重、极端势力猖獗等内部压力。

中东地区议题的多样化、复杂化不仅使巴以问题在地区事务中重要性遭到冲击和稀释，而且极大地分散了地区国家对巴以问题的关注，这些因素与美国的巴以政策日趋消极、巴以双方及其各自内部矛盾复杂化交互作用，共同导致了巴以问题的边缘化。

在地区国家特别是地区大国的矛盾方面，中东伊斯兰国家之间矛盾加剧和阵营分化，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缓和，也是影响巴以问题边缘化的重要因素。

首先，沙特与伊朗的阵营化对抗。沙特和伊朗的阵营化对抗构成了海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格局的重要特点，双方的主要矛盾包括民族矛盾、教派矛盾、争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矛盾。进入新世纪以来，双方围绕中东地区事务的矛盾与民族矛盾、教派矛盾叠加，进而导致双方于2016年断交，双方的对抗呈现出阵营化、教派化、代理人化的特征，并在一系列热点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代理人竞争。沙特与伊朗的对抗还对阿拉伯世界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团结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2017年沙特与卡塔尔断交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沙特认为卡塔尔与伊朗关系暧昧。沙特与伊朗的关系自2021年以来才有所缓和，直到2023年才在中国斡旋下实现复交。从某种程度上说，沙特与伊朗的长期对抗为美国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提供了机会。

其次，土耳其和沙特领导的“亲穆斯林兄弟会阵营”和“反穆斯林兄弟会阵营”的矛盾。双方的矛盾始于围绕埃及穆兄会的争夺。在2012-2014年穆兄会在埃及短暂执政到塞西领导军方废黜穆兄会的过程中，土耳其、卡塔尔支持穆兄会，而沙特、阿联酋则反对穆兄会，并成为影响2017年卡塔尔断交危机的重要因素。此外，双方围绕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热点问题话语权等问题也存在尖锐矛盾，双方的矛盾直到2021年以来才得以缓和改善。

再次，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加快。2000年以来，中东和平进程受阻，巴勒斯坦问题不断被边缘化，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集体合作的下降，为美国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条件。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采取明显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并通过“亚伯拉罕协议”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

2022 年 3 月，以色列首次作为东道主邀请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埃及四个阿拉伯国家外长以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晤，六方决定成立“内盖夫论坛”，致力于推动务实合作。2022 年以来，以色列高层领导人还频繁造访阿联酋、阿曼等海湾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深受美国影响，并且进一步加剧了巴勒斯坦问题的边缘化。

最后，伊朗、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国家在巴以问题上与以色列的矛盾上升，并通过为巴勒斯坦问题代言谋求地区话语权。1979年以来，伊朗一直通过反对以色列争取道义制高点，并通过支持巴勒斯坦激进力量哈马斯谋求在巴以问题上的话语权，导致伊朗与以色列的对抗不断加剧。2002年土耳其正义发展党执政以来，其外交向中东地区回归，并以支持巴勒斯坦谋求地区热点问题的话语权，导致土耳其与以色列龃龉不断。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走近，且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对抗加剧、与土耳其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伊朗、土耳其两个非阿拉伯大国不断通过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谋求地区话语权。

总之，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相对于过去阿以矛盾是中东地区的矛盾主线，中东地区国家的矛盾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元的态势，尤其是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作为伊斯兰国家的矛盾分化，都不利于地区国家在巴以问题上形成共识和团结合作，甚至出现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走近的重大变化。

巴以双方及各自内部矛盾导致巴以冲突周期性爆发

从巴以关系看，以色列右翼化日趋严重，巴勒斯坦内部矛盾加剧，哈马斯与以色列对抗加剧，都构成了巴以矛盾尖锐化、复杂化，巴以冲突周期性爆发的根源。

首先，从以色列方面看，以色列右翼化日趋严重，特别是内塔尼亚政府在巴以问题上奉行保守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对巴勒斯坦执行强硬的政策，是造成巴以矛盾不断加剧，巴以冲突周期性爆发的重要根源。

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于20世纪20年代由泽耶夫·亚博廷斯基创立，并在当代被梅纳赫姆·贝京、伊扎克·沙米尔、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等以色列领导人继承，其共同特点是强调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历史权利”的绝对性，否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存在及其建国的合法性，并崇尚实力优先的强权哲学。

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是以色列政府在巴勒斯坦领土、耶路撒冷、犹太定居点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否定“两国方案”的思想根源。内塔尼亚胡政府在领土问题、难民问题、耶路撒冷问题、犹太定居点问题上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政策。也正是自2009年内塔尼亚胡长期任以色列总理以来，巴以关系发生了严重倒退，巴以和谈的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陷入周期性冲突，直至2023年10月以来爆发新一轮巴以冲突。

巴勒斯坦方面，其突出的问题是内部矛盾更加突出，哈马斯与巴民族权力机构之间的对抗造成巴勒斯坦内部严重分裂，而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恶性循环的冲突，使中东和平进程遭到严重破坏并陷入停滞。

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了持续近四年之久的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据统计，仅2000-2003年，由哈马斯等巴激进组织策划制造的自杀性袭击事件多达100多起。与此同时，以方也加大了对巴激进派别的打击力度，频繁实施“定点清除”行动。2004年11月11日，巴解组织的核心领导人阿拉法特逝世，哈马斯和巴解组织均遭遇严重挫折。

2004年阿拉法特去世和2005年以色列军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后，巴解组织与哈马斯的分裂不断加剧：2006年1月，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第二届立法会选举胜利，引发巴勒斯坦政坛地震；3月哈马斯单独组建自治政府；6月，哈马斯宣布不再执行巴以停火协议，以色列借机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数百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2007年3月，巴民族联合政府成立，但是两派之间的分歧并未得到解决，双方的暴力冲突反而愈演愈烈。2007年6月，哈马斯从法塔赫手中武力夺取了加沙控制权。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宣布解散哈马斯领导的联合政府，同时组建新的联合政府；哈马斯拒绝承认阿巴斯的主席令，坚持其政府的合法性。巴勒斯坦陷入了约旦河西岸由法塔赫控制，加沙由哈马斯控制的严重分裂，双方的尖锐矛盾构成了巴以和谈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9年以来，法塔赫与哈马斯进行了多次谈判，其议题主要包括组建和解政府，重新分配权力和制定选举方案，改组和整合巴武装力量及安全机构等，双方也曾在沙特、埃及等国家的斡旋下达成和解，但却从未得到真正执行，进而使巴民族权力机构和哈马斯分治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分裂局面延续至今。

伴随巴民族权力机构和哈马斯的分裂，以及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成为巴以冲突的主要方式，巴以冲突的新模式已经形成，其基本逻辑是以色列在定居点、耶路撒冷等问题上采取激进政策，哈马斯通过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等方式进行报复，引发以色列对加沙进行空袭等军事行动。2008年、2012年、2014年、2019年、2021年数次程度不等的加沙冲突都具有这种特征，直至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以多种方式对以色列进行袭击，造成以色列1200余人员伤亡，进而引发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大规模空袭和地面行动。由此可见，新一轮巴以冲突是长期以来矛盾累积的产物，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以暴易暴恶性循环的结果。

异常惨烈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月，并对巴以双方、地区形势乃至国际体系都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首先，巴以双方都是冲突的输家。巴以在本轮冲突中都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双方不仅无法达到既定目标，相反还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其次，巴以冲突外溢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本轮巴以冲突在红海方向、黎巴嫩方向、叙利亚和伊拉克方向的外溢和不断升级，极大地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和伊朗与以色列的矛盾均有所上升。最后，本轮巴以冲突对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产生消极影响。一方面，联合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准则遭到严重破坏；中东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族群和宗教矛盾更加突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导致全球安全风险上升。

从未来巴以问题发展趋势看，尽管新一轮冲突使巴以问题引起全球广泛关注，影响此轮巴以冲突的三大因素即国际格局、地区格局、巴以双方及各自内部矛盾，均很难在短期内出现积极的变化。大国对抗特别是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消极作用不利于巴以问题的解决，联合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权威更是受到严重冲击；地区内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虽然强烈谴责以色列，但均对卷入冲突和直接对抗以色列唯恐避之不及，更难形成制衡以色列的合力，而非国家行为体的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和伊拉克民兵武装与美、以的冲突，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对解决巴以问题无益。

在巴以方面，此次巴以冲突后双方的力量失衡将更加不利于巴勒斯坦，使得巴勒斯坦方面每进行一次战争将失去更多领土的逻辑更加残酷和血腥，而以色列的一意孤行尤其是对加沙乃至西岸的全面控制使巴勒斯坦被“占领”将变得更加具体。这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巴勒斯坦方面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本文主要内容来自刘中民《国际与地区格局演进中的巴以问题》，载《思想理论战线》2024年第1期。）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