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印度新一轮农民抗议：大选前的又一次“压力互动”？

自2月初开启的新一轮印度农民抗议仍未有停下的苗头。3月6日，抗议农民向首都新德里特区“进军”，以表达维持农产品最低购买价格保障的诉求。

据《光明日报》报道，印度近日爆发名为“挺进新德里”的农民抗议活动。新德里附近的公路上，一排排拖拉机等农用车辆与警车对峙，天空中一只只风筝与喷洒催泪瓦斯的无人机缠斗。大批农民戴着泳镜，蒙着面巾，挥舞着甘蔗在浓烟中向警察冲去……农民群体与政府已开展多轮谈判，但未有进展，游行示威活动已渐渐演变为暴力冲突。

最初，抗议者主要诉求是希望印度立法保障农作物的最低收购价格。印度政府每年都会就20多种农作物的支持性收购价格向市场提出建议，但国家机构只会在收购大米和小麦两种作物时设立保障价格，仅惠及6%的农民。

本次抗议活动距离上一次印度大规模农民抗议已过去数年。“2020年至2021年的农民抗议是为了迫使莫迪政府撤回当时的三项‘松绑’农业新法，这次的爆发则主要出于疑虑和担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书剑对澎湃新闻记者（www.thepaper.cn）分析说。印度今年将举行议会选举，民调预测普遍认为莫迪领导的印人党政府将顺利连任。

“西北部的农民更有动员力”

本轮抗议涉及印度200多个农民团体。2月13日，他们以政府未能履行在“保障农作物最低收购价格”等方面的立法和改革承诺为由，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主力来自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邦，包括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民在内的1万余人驾驶着2000余辆拖拉机、铲车等农用车辆不断向新德里方向汇集，与印度安全部队直接对垒，在距离新德里200公里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交接地带形成对峙。

农民团体诉求说，印度中央政府需要出台法律，扩大当前政府农作物最低收购价的覆盖范围，固定所有粮食的最低价格。应对诉求和对峙的局面，印度政府与抗议团体展开了多轮谈判，但双方未取得共识。

目前，冲突已经陷入常态化，农民用帐篷和防水布条将拖拉机和卡车改装成临时住房，还在一旁建立了社区厨房，用附近村庄的蔬菜和面粉做饭吃。当局则设置了混凝土和铁丝网的路障，并在高速公路上布置了一排排金属钉，以阻挡拖拉机和卡车车队前进。

对阵双方一度爆发直接冲突，安全部队以无人机投掷催泪瓦斯、农民以手杖反击，这样的画面在印度民众的电视屏幕上滚动播放。数名抗议者因催泪瓦斯引起的窒息、被橡胶子弹击中要害部位等原因死亡，进一步引起了不满情绪。

种种画面都让人想起2020至2021年期间的大规模印度农民抗议活动，当时，抗议者来自北方邦、旁遮普邦以及哈里亚纳邦等农业要地，比近来的冲突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久。在抗议压力下，印度政府最终从2020年9月力推三项农业新法的强硬姿态，转向于2021年11月宣布废除三项有关法案。长期追踪印度农民抗议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吴孟克当时向澎湃新闻分析说，莫迪此举主要是受2022年3月的北方邦议会选举影响，不希望印人党失去贾特人社群的支持。

在三年前的抗议中首次发起行动的是旁遮普邦的锡克教农民，如今他们又一次成为抗议主力。曾有分析认为，这些发起抗议的农民团体在农产品议价体系中其实有不小的话语权，有自身的阶层利益；而锡克教群体的少数宗教特性，也让印人党当局有批评、抹黑抗议者“破坏团结”的话柄。

然而，锡克教农民团体仍然在2020至2021年的抗议潮成功将议题推向更广大的农民社群，并展现出惊人的韧性。这让外界好奇本轮抗议是否可以持续更长的时间、形成更广大的连接。“在广大的印度农民群体中，往往只有西北部的农民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抗议。然而，西北部的这些农民能形成高度组织化的利益团体，（并不意味着其他地区的农民没有类似的诉求），只是其他条件更为恶劣的农业地区并没有这样的组织能力。”张书剑对澎湃新闻表示。

农业议题影响力大

此轮抗议活动又一次冲击莫迪以及印人党的高层人物。莫迪2月19日表示，政府支持农民探索农业新路径。印度联邦农业部长阿尔琼·蒙达也有所“示弱”，邀请农民代表展开更多轮谈判。印度商工部长戈亚尔则配合媒体攻势“放风”说，将在未来五年以政府采购合同的方式，保障豆类、玉米和棉花的最低支持价格。

张书剑在一篇分析文章中说，印度即将在今年4至5月迎来大选，一旦大量示威农民驾驶拖拉机涌入德里甚至在选举期间持续抗议，将对莫迪的政治声望造成难以预估的损害。这样的场景曾在2020年上演，莫迪政府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及时封锁了进入德里的交通要道，寄希望于通过层层设卡阻止农民大规模进入首都。此外，政府还对农民抗议地区实施断网，在防止抗议农民串联的同时避免现场实况在网络传播。

农业议题之所以重要，除了农民社群可以形成庞大的抗议声量之外，也因为印度农业目前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有抗议者表示，印度政府以控制国内物价为由限制了小麦、糖、洋葱和大米的出口，这剥夺了农产品进入全球市场、获得更有利价格的机会。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纳西克的一些地方，洋葱价格因政府出口禁令从每公斤40印度卢比（约合人民币3.47元）跌至8卢比。

莫迪政府还曾在2016年提出承诺，要到2022年将农民收入翻一番，目前已经食言。包括旁遮普邦在内，印度多个农业地区的农民面临着收入下降、出口限制加剧、进口价格下降等问题，显示出印度农村危机加深的迹象。印度西部的农业行情显示，食用油进口税从2021年的30%大幅降低至5.5%，导致植物油进口创下纪录，进而压低了本地大豆和油菜籽等油相关农作物的价格。

政府数据还显示，在莫迪执政的10年间，政府规定的大米和小麦最低收购价分别上涨了67%和63%。与之相对的是，更早以前的10年，两种作物的最低收购价分别上涨了138%和122%。

对农民群体来说，莫迪政府的种种表现意味着“食言”。今年初，农民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抗议团体指责莫迪政府在最低支持价格的政策落实上未兑现承诺，还强调疫情带来的种植成本的上升使莫迪“让农民收入翻倍”的许诺彻底落空。“农民联合阵线”为首的农会组织由此以“要求政府立法保护农产品的最低支持价格”为核心诉求开启了本轮抗议。

“与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发展路径）不同，印度未能让民众脱离农业领域，而他们的收入水平下降了，这就是愤怒蔓延开来的原因。”卡塔尔乔治城大学政府管理学助理教授乌代·钱德拉（Uday Chandra）分析说。

反对派或从中获利？

目前，莫迪政府仍然坚持只依照最低保障价格收购大米、小麦等极少数关键农作物的立场，尚未就玉米、豆类、油籽、甘蔗等其他抗议团体关切的农产品价格问题做出保障的承诺。

张书剑对澎湃新闻表示，相比于2020年，此次抗议的农民是“主动出击”。“从政府财政角度来看，农民方要求政府以法案方式保障多种农产品最低价格，其实是很难满足的诉求。”张书剑分析说。但在他看来，农民方仍然有主动发起行动的理由。“他们担心莫迪一旦顺利连任，可能会继续或变相地推动农业改革，意味着未来的农业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在大选之前，若能‘制造一些动静’，也就抓住了政府可能妥协、退让的时机。”

“可以将抗议农民理解为压力团体（interest group），社会运动可以让他们维持受关注度，避免被莫迪政府当成‘软柿子’。”张书剑对澎湃新闻说。

随着局势发酵，更多的政治力量卷入进来。印度国大党主席马利卡琼·哈格（Mallikarjun Kharge）3月4日表示，莫迪政府是“反农民”的，甚至将伸张权利的农民视为“敌人”。“为了让选定的裙带资本主义朋友受益，莫迪政府一贯牺牲农民的利益。当向国家提供粮食的农民想要丰收并出口赚钱的时候，莫迪政府就会禁止出口小麦、大米、糖、洋葱、豆类等。”哈格在社交平台“X”上说。

近年来，印度反对党政治陷入疲软，印人党在全国大选中难有对手。不少反对党势力借着农民抗议的契机，强化自身与农民团结的面孔，并试图削弱莫迪精心设计的强人形象。印人党则对此回应称，莫迪政府是一个“致力于帮助穷人的政府”，“选民深知这一点”，“莫迪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解决农民的担忧”。

张书剑分析说，这场农民抗议的争议不仅仅是纯粹的利益分配问题，也有着其地方政治的逻辑。“就印度政治形势而言，旁遮普邦实际上是印人党几乎放弃争取选票的地方。”他说。资料显示，旁遮普邦是锡克教的发源地，主要通行语言是旁遮普语而非印地语，印度平民党（AAP）在邦议会占压倒性优势，这都与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的印人党中央政府显得“格格不入”。

“随着莫迪政府在中央层面采取‘多数主义’的姿态，而不会（对地方的很多诉求）作出让步，农民群体有理由担心自己在政治上无法获得有影响力的位置，作为少数群体而陷入边缘状态。在无法通过合法渠道争取诉求的情况下，他们决定走上街头。”张书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