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激进暗流：从“反文化”走向“恐怖主义”

1968年，卫星通讯技术的普及让全世界得以同时观看在越南发生的一切。美军的炸弹在热带爆炸后的琥珀色烟雾、越南村民流下的鲜红血液，让战争第一次具体而又可感地展示在发达国家市民客厅中的彩色电视机上。触目惊心的电视画面成为了重要的导火索，促使世界各地几十万人走上了街头。从美国的民权运动，到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学生／工人运动，再到日本的学生和市民运动，尽管派系林立，反抗对象各有不同——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官僚主义，“反战”和反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却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连结。

在1968年，全球对切·格瓦拉的狂热崇拜达到了顶峰——他在1967年10月于玻利维亚被杀，古巴四处可见切的余韵：“直到胜利，永远”。1968年，越南战争和激进化的黑人解放运动惊醒了美国曾经封闭而自洽的自我认同，人们开始意识到，国内外的痛苦、灾难，在帝国框架里是同构的。1968年，阿拉伯世界刚刚经历了上一年“六日战争”的惨败，数十万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进攻下流离失所。战败后，阿拉伯左翼以马克思主义武装了其反殖民运动，填补了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伊斯兰兴起前的政治真空。1968年，冷战中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并不太平。从罗马尼亚到波兰，再到最终爆发于捷克斯洛伐克，东欧开启了对苏联模式的幻灭，呼唤“民主社会主义”。1968年，日本的学生和市民在校园和街头与防暴警察拉锯，成为1950年代开始的新左运动的最高峰……

时隔50年，冷战后的今天，提起1968，人们想起的，是法国的五月风暴、“激进哲学”、新浪潮电影、摇滚乐、嬉皮士。能够象征反抗、激进、自由解放联想的符号，如今统统可以购买。切·格瓦拉的头像遍布另类潮流的文化衫，甚至女子偶像组合AKB48也在日本拍出东京大学“全共斗”画风的MV。“六八”一代的反叛，似乎仅仅让抗争成为了景观，而最终帮助了资本主义大获全胜。

而1968年最沉重的部分，也通过记忆实现了遗忘。毋宁说，50年之后，人们乐于沉浸在同质化的对激情、反叛、解放的浪漫怀旧里，而不愿意沾染上那个时代的血腥气，不愿碰触属于不同地区全然异质的挣扎。那些异质的挣扎所勾连出的世界图景，正是全球的一九六八。《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在1968五十周年之际，推出系列专题文章，尝试从世界不同区域的不同问题意识出发，重组一张1968年的拼图，以此重访1968年的世界图景。敬请关注。

今年是“五月风暴”50周年，媒体纷纷发声，回访这场意义深远的文化运动。68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不能以“五月风暴”涵盖。在那一年，美、法、意、德、加拿大、北爱、日本、捷克、波兰、南斯拉夫、中国、巴西等国，先后爆发多起运动，口号、目标、方式，彼此遥相呼应。结局却不像巴黎，一个月后复课、复工，总统重新掌控局面，事态平息。不少国家，学运演变成“世界革命”，城市游击战一直持续到90年代“冷战”结束。特别像德国红军派、意大利红色旅、日本赤军、美国黑豹党、爱尔兰共和军等极端组织，其恐怖活动竟成21世纪“反恐时代”的序幕。

今天谈68文化，我们会提及流行音乐、电影新浪潮、反主流亚文化、嬉皮格调、西方知识界左转、学院精英与大众对立等，这是运动奠定的基调，也成为西方知识生产与媒体导向的模式。就是说，偏左自由精英的品味、自由媒体的制衡，主导着今天西方社会舆论。但是，欧洲民粹兴起，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意大利五星运动、法国前进党等运动，正挑战这一传统，清算这份遗产。所以，如今回顾68运动尤显意味深长。

一、

68是场世界运动，在不同空间发生，既有各地的独特性，又彼此声气相通。仅从单一国别纵向观察，如聚焦法国五月或美国反战，则管中窥豹。但若横向整体讨论，各国情况又极其复杂繁芜，很难形成前后相继的一个线性叙述。如何将不同历史空间里的事件缝合起来，形成一融贯的整体，揭示这场运动背后更大的图景，使历史深层显影，是项有意义的工作。不如选取几个片段，或一组快照，透视学生运动演变成激进暴力的转折点，也许可为20世纪后半叶席卷世界的文化革命立镜存照。

回望那段历史，是美国学生在1967年率先奏响序曲。马尔科姆·X在65年遇刺似乎是先兆，黑人平权运动渐渐激进化，至1967年底特律大骚乱，7千多人被捕，数十人被杀。而映衬国内动乱的是越战步步升级。与朝鲜战争的时代不同了，西方电视开始普及，1950年代中美国家庭拥有电视率已达80%，到60年代中，彩色电视已成家庭必备。所以，越战是第一场电视直播的战争，撩拨了西方年轻学子的敏感神经。彩色画面中橘红色的燃烧弹火焰、血肉模糊的肢体、落叶剂撒过的遍地哀鸿…视觉的冲击，在校园形成道德义愤，从纽约、巴黎到东京，学生一致声讨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腐朽性。68年，美、法、德、意、英、北爱、日本各国爆发反战大游行。侵略行径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共同靶标。

1965年，2月27日，纽约，悲伤的群众排队参加马尔科姆·X的葬礼。

在理论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霸权的批判非常有力。于是，西马、法兰克福学派、毛主义、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如火如荼，反潮流、反主流、青春文化如野火春风。随后工人也起来了，工运与学运此消彼长。68年，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南卡大学抗议中，三个学生被警察射杀，遍及美国15个城市的学运渐趋暴力。学生内部发生分裂，白人学生希望理论斗争，营造反主流的自由文化氛围。而黑人学生更倾向于行动与实践，黑豹组织（Black Panther）与黑人权力组织（Black Power）联合起来，效法东方社会主义阵营，搞暴力革命。联邦调查局的围剿弹压，又激化了少数白人学生。69年，“美国大学生民主会”（SDS）形成，并组织更暴力的“地下气象员组织”（Wheaterman），抢银行，安炸弹，劫人质，这一年大小爆炸事件竟达9千多起。

二、

西德学生从电视新闻上关注美国学运，行动起来与之呼应。西德政府当时的总理是库尔特·G·基辛格(Kurt G. Kiesinger)，纳粹时期曾任格林元帅的助手，政治上保守强硬，雇用了大量前纳粹党人。1967年学运爆发，西德实施紧急状态法。恰逢伊朗国王巴列维6月访问西柏林，学生组织大规模抗议，反专制独裁者，批评西德教育观念的陈旧，声援美国反战游行。警方以紧急状态法镇压学生，大学生奥内佐格（Benno Ohnesorg）被警察枪杀，公众愤怒了。左翼学生领袖鲁迪·多茨克（Rudi Dutschke）号召以非法手段暴力抗争。当时已是哲学教授的哈贝马斯，则主张温和、理性的对话。他指责多茨克为“左翼法西斯”。双方僵持不下之际，意外却发生了。多茨克被便衣行刺（后说是东德特工），身负重伤，却奇迹般地活下来。从此运动激化变质，学生暴力渐渐失去公众支持，学运步入低潮。坚持下来的少数极端青年组织“红军派”（RAF）等地下组织。巴达尔(Andreas Baader)、迈因霍夫(Ulrike Meinhof)脱颖而出。

左翼学生领袖鲁迪·多茨克（Rudi Dutschke）被“暗杀”的现场

记者出身的迈因霍夫鼓吹：烧掉一辆汽车是刑事犯罪，烧掉一千辆则是政治行动。暴力不仅是伤害，也是政治表达。红军派火烧百货大楼、在美军基地安放炸弹、抢银行、杀警察、劫飞机，几乎垄断电视和报纸头条。燃烧着的汽车、肢体残缺分离的街头、警察飙车尾随、交火的镜头，在电视上展示视觉恐怖主义。红军派娴熟运用视觉语法，将恐怖演绎成媒体奇观。原来同情左翼激进的人，不久就惧怕了，西德人生活在恐惧中，谴责的声音主导了舆论。红军派士气低落，迈因霍夫以《毛主席语录》武装思想：“当敌人恶毒污蔑我们时，说明我们打痛了敌人，使其丧胆….”（不知道她的出处是哪里）。

西德政府与北约情报部门联手，严拿红军派，巴达尔与迈因霍夫相继被捕。而新生代前赴后继，恐怖行动变本加厉。先有西德左翼恐怖组织“RZ”（Revolutionary Cells）与巴解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简称“人阵”）联手劫机，将法航班机劫到乌干达（1976年），后有红军派与“人阵”再度劫持汉莎航班，到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1977年）。两次劫机分别被以色列军方与西德反恐特警成功突袭，解救了人质。从此，国际反恐突袭部队建立，反恐技术日臻成熟。

三、

意大利学运的起因与法国更接近些。1960年代，意大利大学生人数激增，学校设施、师资捉襟见肘。68年，大学生辍学率超过50%，意大利北部城市连续爆发学运，多所学校被学生占领。当局的镇压造成多起警、学伤亡事件。此时社会大环境恶化，经济危机加剧，因自动化程度提高，无技能工人大批失业。结果，学生与社会呼应，辍学的大学生加入到失业工人大军里，学运进入工厂。意大利工会、共产党和劳工联盟等，都是“温和建制左派”，它们采取一致批评学生和工人的立场。加上右翼政府的弹压，青工与学生被推向激进的无政府状态。法国“五月风暴”退潮后，意大利工人和学生以法国为鉴，意识到组织的重要性。只有在学校、工厂成立革命小组、自治联盟，才能摆脱温和左派的“修正路线”，斗争不妥协到底。于是，“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工人先锋”（Avanguardia Operaia）等组织出现，取代工会，号召工人罢工；闹革命，不搞改良。1969年的“热秋”（autunno caldo），意大利的狂飙革命进入高潮。

1970年，米兰西门子厂区出现第一份“红色旅”（Brigata Rossa）传单，鼓动工人拿起武器，武装暴动，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红色旅乃学生与工人在热那亚成立的地下组织，招募少数激进青年，在意大利打城市游击战。总战略是继承毛主义和俄国革命遗产，第一阶段先传播革命思想；第二阶段，武装打击资产阶级国家的心脏；第三阶段全面内战以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其战术借鉴拉美城市游击队和巴解恐怖主义，放火烧毁工厂管理层的车辆与财产，爆炸右翼党派办公设施，破坏工会以惩戒解雇工人的行为。后来，暴力升级到绑架政客、企业经理和地方法官，以索取赎金来维持地下组织运转。

1978年的一起红色旅绑架案，震惊整个世界。由于切齿痛恨基督教民主党，红色旅绑架了基民党党魁、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意大利故事片《早安，晚安》（Buongiorno, notte，2003）演绎了红色旅与囚禁秘密阁楼的莫罗，漫长而哲理的对话，马克思左派与基民党两种意识形态针锋相对，映射出贯穿20世纪进步与保守思想之间的冲突。因最终与政府谈判未果，意总理被残酷杀害。

四、

远在东方的日本，也以独特的方式回应“68”。表面上，学运的方式、口号和目标，均与欧美相差无几。但深层的文化心理与特殊的境遇，又让日本的“68”，别具风韵。运动起因就很具日本特色——反对日美安保协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与德、意同为轴心国，战败与美军占领的创伤经历，使三国民间反美情绪强烈。60年代起，日本学生转向左倾，渐渐激进化，也要摆脱日本共产党，搞“全日学生自治政府”（zen nihon gakusei jichikai sō rengō, the "All-Japan League of Student Governments”），组织大小抗议“安保”的游行。然而，右翼政府不为所动，学运无果而终。日本社会环境与欧洲不同，正处于经济腾飞时期，国民产值飙升，大众消费莅临，日本社会变化深刻。之前，苏联干涉匈牙利（1956年）的新闻，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与社会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力，这时抵制“安保”运动受挫，让多数学生的社会参与的热情消散。可是，一个偶然事件，让事态突转。

1967年10月，一小股学生抗议日本首相访问美国侵略下的南越，在东京羽田机场与警察冲突，一名学生被枪杀。彩电刚刚在日本普及，银屏上学生头戴工地安全帽与警察对峙、流血的画面，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公众愤怒了。学生参政的热情再次回潮。1968年6月，日本精英大学有十分之一的学生加入“全共斗”（Zenkyōtō，“所有大学共同斗争委员会”)，占领校园，路口设障、封锁学校入口，营建所谓“学术与个人自由的解放区”。媒体大肆报道，推波助澜。至1969年初，占领运动已波及几百所大学和上千所中学。反越战、反安保、反保守政府是运动的总目标。但最能引起社会共鸣的，却是反战和反“安保”。当时民调显示，80%日本民众反对政府亲美，而左翼进步思想却吸引力不大。当政府加大镇压力度，运动迅速转向低迷。至69年底，绝大多数学校园清场，游行示威平息了。当年的日本大选，保守的自由民主党大获全胜，左翼党派却失去大部分席位， “安保协定”于1970年续约更新，不再遭遇抵制。

事后反思这场运动，日本当时的社会心理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大规模城市化，城市人口激增。流动人口生活于都市陌生人社会，失却乡村的情感与人际纽带。同时，国民收入与日俱增，消费成为流动人口的唯一精神寄托。奢侈与喧哗，与日本传统伦理观——节俭与清静——格格不入，身份意识危机。而拥挤、富裕的城市生活，又极大刺激了教育产业的迅速扩张。大学扩招、中小学入学率激增，精英教育被稀释。学生须拼大血本“高考”，千军万马创独木桥式，大学毕业才发现文凭贬值，背叛感在年轻人中蔓延。当欧洲68的消息传来，即刻燃爆了日本青年的沮丧情绪。社会主义阵营，又传来中国“文革”的消息，似乎给社会问题提供出替代性方案。日本学生重读马克思，从马克思和毛主义寻找消费文化的解药。涌入城市的移民虽未参加学潮，却在街头驻足，为运动站脚助威。日本学运看似与西方相同，但深层心理大相径庭。西方学生要破除权威、追求平权，而日本学生在反主流、反保守的大旗下，内心想保全精英地位。

当学潮低迷、光景绝望，来自不同左翼组织的一小撮骨干着手组建“联合赤军”，搞暴力革命，步德、意学生的后尘。他们夜袭枪支店和警局，夺取第一批武器，然后上山遁入秘密营地训练。联合赤军在营地的生活，与西方也很不同。虽然声称反文化，但不学欧美学生的嬉皮式反叛，不主张个人自由和道德相对主义。相反，日本版的激进反叛带有很高的道德期许——修炼自我以实现崇高。赤军纪律严明，禁欲主义，不许恋爱。除军事训练科目外，赤军每天学马列毛选，武装思想，纯洁队伍，打造先锋党。赤军不容男女暧昧，视贪图安逸为资产阶级情调，一旦发现堕落的苗头，严惩不贷，不少年轻的生命丧于内部清洗。而此时，德国红军派在也门和黎巴嫩营地受训，他们乱交、吸毒、躶体日光浴，罔顾当地穆斯林的风俗。

归日后的中年重信房子。

与此同时，以重信房子为代表的另一支赤军组织“日本赤军”于1971年在巴勒斯坦宣告成立，他们将眼光转向世界革命。他们劫持日航飞机到北朝鲜，叛逃社会主义阵营，冲出窒息的低迷环境。让世界震惊的大行动多与巴解“人阵”合作，如突袭以色列卢德机场, 冲锋枪扫射、投掷手榴弹造成24名旅客死、80名受伤的惨剧。赤军还与德国红军派、巴解“黑九月”组织、爱尔兰共和军、土耳其“人民解放军”合作，在海牙、巴黎、吉隆坡多次作案，表现尤其凶残、勇猛。

五、

德国红军派、意大利红色旅和日本赤军的多起恐怖袭击中，总会出现“人阵”（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的名字，为什么西方左翼运动与巴解有瓜葛？巴解不是西方眼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吗？那么，极右宗教组织为何联合左派？其实，六、七十年代的巴解与今天不同。1967年“六日战争”后，阿拉伯国家的惨败，使之与以色列争雄的局面逆转，把以色列赶入大海的希望破灭。同时，巴勒斯坦人的身份意识也从周边国家独立出来，不再视自己为约旦人、叙利亚人或黎巴嫩人。指不上其他国家了，巴勒斯坦人要靠自己实现民族解放。在阿拉伯联盟的支持下，法塔赫与“人阵”等武装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致力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斗争集中在巴以境内。乔治·哈巴什（George Habash）领导的“人阵”，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哈巴什是基督徒，主张世界革命与无产阶级解放。以马列主义武装思想，以城市游击战打击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人阵”的主战场在西方。哈巴什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医学院的同学瓦迪·哈达德（Wadi Haddad），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他们一起策划了多起世界级恐怖袭击。从68年到84年，“人阵”劫持以航、法航、汉莎、美TWA、瑞航、英BOAC等多个航班，在纽约、巴黎、海牙、苏黎世、乌干达恩德培机场多地作案，西方世界惶惶不可终日。

1967年6月，以色列坦克团集结准备战斗。

“人阵”在西方运作，没有德国红军派、日本赤军、意大利红色旅的配合，光靠阿拉伯人不可能成功。所以，哈巴什博士将巴解包装成世界革命的分支，与西方左派共鸣。他把犹太复国主义转译成帝国主义，称巴勒斯坦为“中东的河内”，这样中东战争被叙述成美帝在越南之外称霸的战场。“人阵”与西方左翼结成神圣联盟，共同打击世界帝国主义。哈巴什因此与阿拉法特分道扬镳，阿拉法特乃现实的民族主义者，他靠地缘政治找平衡，在大国博弈的间隙求生存，利用埃、叙、伊、约，甚至美、以之间的矛盾，给自己找立脚点。这种在夹缝中谋求巴勒斯坦建国的运动，终极目标不过与以色列分庭抗礼。

而“人阵”幻想消灭以色列，从巴勒斯坦解放，走向解放世界上所有受压迫人民。它手上也有筹码，西方情报部在中东鞭长莫及，“人阵”便在黎巴嫩、也门、利比亚、约旦营建军事训练基地，为红军派、红色旅和赤军等组织提供避难所。通过培训，各组织之间的协同行动能力大大提升，加上苏东阵营的秘密资助和指导，“人阵”从走私武器、训练人员、指挥行动，让各国地下组织运转更高效、更严密，全球恐怖网络渐成。“人阵”的军事指挥官哈达德，招募了委内瑞拉籍的伊里奇·桑切斯（Ilich Ramírez Sánchez），此公的父亲是列宁的崇拜者，故起名伊里奇。伊里奇·桑切斯有独行侠般的无畏与冷血，暴得大名“豺狼卡洛斯”。他利用拉美身份和欧洲面孔，在巴勒斯坦人与西方人之间穿针引线，共谋多起“国际大行动”，这是为什么西方国家视巴解为恐怖主义的原型。

六、

在实施行动时，“西方白左”的表现，往往与巴勒斯坦人风格不同。有的“白左”本性并不暴力，得靠观念先行，让思想说服自己施暴。在六、七十年代之交学运的低迷期，激进学生发现知识分子的软弱、不彻底，转而坚信革命没有中间道路，要么胜利、要么赴死，只有以革命者的鲜血涤荡资本主义的污泥浊水，新社会才能浴火重生。将革命思想付诸行动，一个意大利红色旅队员的回忆，提供了最好的例证。罗伯托·佩西（Roberto Peci）回忆在1977年，曾受命去米兰菲亚特汽车厂，枪击一名车间工头，给资方压榨工人一个警告。中午，那个工头出现在停车场，准备开车回家吃饭。此人45岁上下，秃顶，很不起眼。佩西不知道他是否欺压工人，动手前犹豫了。经过思想一番斗争：工头不是普通人，而是资本家的帮凶，代表着资产阶级；工人在厂食堂吃着猪狗食，而他却开着老板赠送的菲亚特回家吃饭！他又想到父亲，每天一大早去建筑工地劳作，中午吃自带的冷饭。对！惩罚他一个人，会教育千百人。佩西扣动扳机，整个弹夹里八颗子连续射向工头的双腿。他倒地呻吟着，佩西从眼角的余光里，瞄见工头拖着鲜血淋漓的双腿爬向汽车，他仍心硬如铁。

巴解战士心态就不同了，他们苦大仇深。战乱中失去过亲人，家人仍离落在难民营中，终日朝不保夕。切肤之痛才能冷酷而坚定，执行命令毫不迟疑。1976年“人阵”策划的法航劫机案，248名旅客被劫往乌干达恩德培机场。配合这次行动的“德国革命组织”（Revolutionary Cells，比红军派影响小的左翼），看守劫持在机场的犹太人质。当以色列派特种兵突袭机场，两位德国青年发恻隐之心，不忍再次屠犹，没执行杀人质的命令，让营救成功。从大学生到恐怖分子，心理如何转变，值得深思。季羡林在《牛棚杂忆》里，回忆北大东语系师生，从文弱书生变成折磨人取乐的暴徒。本是同一单位的同事、学生，知根知底，每个都有自己人缘圈子。但运动起来后，一些人能把老师、同学打成反革命，踏上亿万之脚，怎么过的情感关呢？

据季老分析，要把熟人想象成“非人”，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也是历史反革命，反正不再是朝夕相处的季教授。这是理论抽象能力，将活生生的人对象化，转化为概念符号——季羡林等于反动阶级，打倒他一个，即打倒一个阶级，因此运动从“文斗”走向“武斗”。日本赤军遁入山中训练，先苦读马列毛选，武装思想，然后擦亮眼睛，认清敌我，磨练意志，克服小资的软弱与温情。这也是修炼理论抽象能力，抵御常识与经验的干扰。对敌人冷酷无情，对组织无限忠诚。什么是对人类最大的悲悯？牺牲自我，消灭压迫阶级，救大众于水火。

如今重访68，思考学运如何从“反文化”激进成恐怖主义，这关乎如何理解20世纪的主旋律——革命。如只谈革命济苦怜贫，铲除不平的一个面向，那么它与宗教的慈悲贫残、普度众生何异？“革故鼎新”才是革命的第一要义。革命是观念与经验的对决，以意识形态之强力，破除习以为常、浑然墨守的习俗。先将旧生活格式化归零，时间才从此开始，革命开启了历史新篇章。它宣称旧时代将一去不返，并承诺新社会伸张正义、实现公平。但是问题是，新观念一旦强行推入旧经验时，实践思想的路径将千奇百怪。虽然主张同一个“主义”，践行主义的行动却因人而异。所以阿伦特说：“思想不会是新的，只有实践，将思想付诸应用时才会出新意。” 思想的实践往往出现暴戾、乖张，要经历长期痛苦的磨合，历史才会前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观念又蜕变成旧经验，新社会又沦为旧时代，新革命则又在悄然酝酿之中，这现代历史的逻辑。

七、

1978年，埃及总统萨达特与美、以握手言和，签署戴维营协定。中东最强的国家埃及易帜，从地图上抹去以色列的愿望渺茫了，巴解“人阵”的活力不再，渐渐分崩离析。阿拉法特不管左右意识形态，紧随埃及转向，承认以色列，提议巴、以“两国分治”。他常年在美、苏、埃、叙、伊、以大国间周旋，坚持现实主义的政治，最终让他领导下的巴解成为唯一合法代表，阿拉法特自命巴勒斯坦总统。而巴解左翼成员被边缘化，在绝望中转向宗教原教旨主义，哈马斯、真主党相继出现，巴解的左翼色彩荡然无存。“人阵”创始人哈巴什哀叹道：“也许现在是他们（宗教激进主义）的时代，让他们试试吧。”

西方极端左翼一直撑到90年代，“冷战”结束后才烟消云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原是其现实依托，也是革命的目标。当世界告别革命，激进左翼便沦为无根的浮萍，被时代的暗流吞噬。豺狼卡洛斯的命运，遂成这场传奇的生动写照。在70年代，他自如穿行于铁幕两侧的两个世界，风生水起，八面来风。到80年代，他潜遁东欧避风，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庇护下，小打小闹。至90年代，苏东、阿拉伯、拉美均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先后将四处漂泊的卡洛斯驱逐出境。一时间，偌大的世界竟无他容身之所，最后亡命苏丹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法国政府没有忘记他，买通苏丹军政权，将其拿获，判终身监禁。从此，巴德尔、迈因霍夫、卡洛斯、乔治·哈巴什、瓦迪·哈达德、冈本公三、重信房子等一代左翼恐怖明星，退入世界舞台聚光灯下的阴影里，悄然谢幕。20世纪终结，革命一去不返。当21世纪的大幕刚刚拉开，本·拉登、巴格达迪等宗教恐怖枭雄，已迫不及待，粉墨登场。

后革命时代，人们争论革命的合法性，左与右孰优孰劣。一个世纪的革命如此的恢弘、庞杂，复杂性和多义性尚不及梳理，一场新的革命已不期而至，并颠覆了20世纪观念主导实践的革命范式。尚在“冷战”如火如荼之际，美国电脑专家为预防苏联先发制人、摧毁通讯中心的战略，设计了极其复杂的中继交换系统，不期为因特互联网提供了技术原型。互联网是场新革命，它不因袭上个世纪灵魂统摄肉体的高蹈模式，而是让零价值的技术先改变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依赖网络金融、社交媒体、网络交易、大数据信息，日常经验日新月异，却不能理解这些变化的历史涵义。这是场经验倒逼观念的革命，20世纪的知识型过时了，我们因此茫然失措。或许它把我们带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