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精神病人回归坎坷路：有病人至死也未得到家人原谅

11月17日，岳阳平江县，湖南省强制医疗所（以下简称“强制医疗所”），一场强制医疗法律问题研讨会在此举行。会议的议题之一是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在强制医疗后如何“出所”。

根据刑法规定，对于这类造成严重刑事后果的精神病患者，必要时需由政府强制医疗。强制医疗所专门收治此类精神病患者，目前共收治有456人。由于复杂的原因，每年康复“出所”的患者却寥寥无几。有的病人滞留时间长达36年。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些重症精神病人回归家庭之路走得有些困难？16日-18日，潇湘晨报记者采访强制医疗的多名工作人员，试图通过这些几乎每天都与重症精神病患者打交道者的视角，找到一些答案。

“我不管你是什么精神病人，只要你杀人了，在我这儿就是犯人。”

初次接触这些人均背负1.5条人命的精神病人时，刑警出身的魏朝辉有着职业惯性带来的黑白是非观。在他眼里，精神病杀人，一样罪不可赦。

位于岳阳平江县的强制医疗所里，有着456名严重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这些人中，年龄最大的81岁，最小的19岁。其中371人犯有命案，人均背负1.5条人命。最严重的，1人杀了7个。但因为他们杀人时犯有精神病，没有行为能力，最终免予刑事处罚，并被送到强制医疗所治疗。

魏朝辉的工作，就是负责看守这些被外界看做“武疯子”的人，协助他们治疗，帮助其回归社会。

由最初的抗拒，到随后的同情，以及最终把这些精神病人当做朋友，魏朝辉观念的转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常年的朝夕相处中，魏朝辉发现，在规律服药和获得安定的生活后，很多精神病人的人性都会得以复苏，并对自己犯下的过错悔恨不已。“不犯病时，他们和正常人一样，都是有人性的。”

只不过，帮助这些病人回归社会的路并不平坦。

相处

最初拒绝跟精神病人套近乎

去到位于怀化市的湖南省精神病患者监护治疗所的一刻，魏朝辉就后悔了。

尽管只在这里待一周，把病人接到岳阳就行，但魏朝辉还是打起了退堂鼓。“你不知道那里的味道，难闻死了。还有那些病人，有些还处在半失控状态”。

湖南省精神病患者监护治疗所曾是专门收治省内肇事肇祸精神病患者的地方，关在里面的病人多数都杀过人，但因无法承担刑责而被送到此强制治疗。

2010年，湖南省决定将精神病监护治疗所移交给省公安厅管理，并选址在岳阳平江县设立湖南省强制医疗所。魏朝辉就是在筹备期借调过来的。此前，他一直在平江县做刑侦警察，从未跟精神病人打过交道。抱着“体验生活”的想法，魏朝辉报名参加了强制医疗所的筹备工作。

与他同来的，还有平江县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大队的民警宋等红，以及派出所民警曹化龙等11人，“这些警察干什么的都有，社区民警、交警，以及从省厅调过来的10个人，五花八门，但没有一个对精神病人有了解的。”

2011年8月，魏朝辉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赶赴怀化，把那里的305名精神病人安全护送到平江。

想着以后就要跟这些精神病人“待”在一起，魏朝辉一度后悔，“我干吗来这里啊，好好的在派出所多好。”来强制医疗所前，魏朝辉已经是派出所的副所长，更进一步有日可期。而来到刚组建的强制医疗所后，编制待遇等问题暂时没有落实，让他一度灰心丧气。“而且家人也不理解，觉得你好好的前途不要，跑去跟精神病人打交道干什么。”

刚做管教民警初期，魏朝辉对精神病人一无所知，依然凭着做刑警时的是非观念做事，“我不管你是什么精神病人，只要你杀人了，在我这儿就是犯人。”面对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精神病人，魏朝辉起初拒绝跟他们“套近乎”，只是执行着看管者的责任，保证他们的安全，且让他们服从命令。

转变

病人逐渐对他们产生了依赖感

时任女管教民警的宋等红初来时，也有着同样的心理障碍，不知该如何跟这些精神病人相处，“更多的是害怕，怕他们伤害我。”进所后，作为为数不多的女民警，宋等红被安排分管女病区。这里，有49个背负命案的女病人。

为了解这些病人，宋等红将每个病人的案卷至少通读了3遍。这些案卷中，有因婆媳关系杀人的，有因抑郁症杀人的，有的毒死了丈夫，有的甚至将自己的孩子丢到井里淹死……每一宗案卷都浸透鲜血，每个案子背后，都是一个个人伦悲剧。“她们在常人看来是无法理喻的罪人，但同时她们又是非常的可怜。”

宋等红粗略估计，这些女病人一半以上都是后天致病，致病原因则都跟家庭有关，“有的是童年生活不幸，有的是遭遇家暴，有的是婆媳关系不融洽抑郁，所以导致她们精神失常，酿成了血案。”宋等红认为，整个社会对精神病人和精神病犯罪都不够了解，存在偏见，“她们中大多数都不是突然疯的，都是有原因的。”

进到强制医疗所后，这些精神病人获得了稳定的药物来源，过上了安定的生活，这使得他们的病情渐趋稳定，甚少复发。“病情稳定时她们跟正常人没有区别，而且因为是女人，她们的感情都很细腻丰富。”宋等红说，因为朝夕相处，这些女病人逐渐对她产生了依赖感，每次去巡查病区，女病人都会纷纷围上来和她打招呼，“宋警官你好”的声音不绝于耳。还有病人甚至会拿出自己珍藏的零食和她分享，“在这里面，她们最珍贵的就是自己的零食，能拿给你吃，可见她们对你的信任。”

宋等红说，除少数病情严重的病人，多数人在病情稳定后，都会得知自己所犯下的血案，而这个时候，都是她们最痛苦的时候，“悔恨、痛苦、自责，什么都有，但没办法，杀人时，她们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女病人杀害的多数都是自己的近亲，父母、老公或者孩子，因此对清醒过来后，杀人事件的反向吞噬，让她们痛不欲生。

也是在这个时候，宋等红真正从心底接纳了她们，并决定帮助她们寻找家人，回归社会。

正名

统一为病人补办二代身份证

然而，强制医疗所的456名精神病人中，近一半人连身份证都没有，是法律意义上的“黑户”。

强制医疗所副所长姜胜利介绍，强制医疗所456名病人中，最早的自1982年即被收治，至今已36年。而在所治疗时期达8年以上的有209人。因被强制医疗，病人中168人从未办理过二代身份证，50多人因户口信息不正常无法办理二代身份证。而身份不明，病人不但无法享受医疗保险政策，其他残疾证、低保等合法权益也无法保证。“而且这些病人来自全省100多个县市区，办理身份证难度很大，因为既不能把精神病人送到当地公安机关办理，也无法请公安机关到平江来办理。”

姜胜利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强制医疗所用7年时间，通过病人的案卷，寻找到他们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挨个发送协作调查函过去，请求协助办理身份证。

病人“黑妹”，2011年因故意杀人被常德汉寿县公安局送到强制医疗所。因为她被抓时属流浪人员，办案机关未能查明其身份，于是成为了一名“无名氏”，取名“黑妹”。

2015年，湖南某电视台播放了一期节目“寻找芸芸的妈妈”，宋等红发现主人公相片与“黑妹”很像，于是紧急与电视台联系。最终，通过DNA鉴定，证实黑妹就是芸芸的妈妈。其真实名字叫杨某桃，贵州人，早年嫁到汉寿后生了个女儿，在女儿2岁时因精神病发作离家出走，一别就是十余年。“如今，我们不但为芸芸找到了妈妈，也为‘黑妹’办理了身份证。”

姜胜利介绍，2018年1至3月，经省公安厅统一，他们委托平江县公安局统一为病人们异地办理了二代身份证。“办理的过程相当艰难，需要逐人查找历史数据、更新和补录人口信息，外省户口的还要协调外省户政部门，因为这些病人大多为残疾人，头像不规范，需要特检指标。”最终，218名病人的身份信息全部得到准确核实，办理了二代身份证。

困境

有病人至死也未得到家人原谅

然而，回归之路并非坦途。

首先是来自家人的阻力。现任强制医疗所管教大队大队长的魏朝辉说，因为这些精神病人伤害的对象多是自己的家人，一些人事发至今都没有获得家人的原谅，“有四分之一左右的病人，家人是从来没有来看过的。”

魏朝辉记得，2015年，一名因杀害母亲被强制医疗的病人，罹患皮肤癌，生命行将枯萎时，他最大的遗愿是看一眼家人，并想将自己攒下来的1万元钱交给家人。然而，直到他临死前，他的儿子和弟弟也没有过来看他一眼。无奈，这名病人最终把1万元捐给了自己的室友。

不过，魏朝辉说，拒不接收病人的家庭，更多的是因为贫困，无法承担照料病人的成本，“每年吃药、生活费加起来要好几万，而这些人的家庭基本都是贫困家庭，根本无力承担。”

宋等红曾接待过一名前来探望妻子的外地男人，因为贫困，到达岳阳时他已身无分文，为了来平江见妻子，他硬是步行走了3天才找到强制医疗所。“除了家庭贫困外，社会的偏见也是让他们难以回归的原因。”宋等红说，精神病属于难以根治的疾病，即使回归社会，也必须保证定期服药，否则就容易复发。“这种情况，无论是病人周边的邻居，还是外部社会，都不希望他们回去，因为他们看来，这就是个定时炸弹。”

魏朝辉去年遇到这样的情况，强制医疗所头一天把康复病人送回老家，结果第二天，地方政府就把人送到了当地精神病院中，“他们就担心出事，所以宁愿你在精神病院里呆着。”也因此，魏朝辉说，强制医疗所运营7年多，康复后回归社会和家庭的病人只有80多人。“现在其实200多人是可以出院回归社会的，但因为没人接收，只能常年滞留在这里，严重占用浪费公共资源。”魏朝辉说，整个2018年，强制医疗所只有9人顺利出院。

未来

建议多部门联动解决回归社会问题

对于魏朝辉的“抱怨”，湘雅二医院精神科主任王小平深有感触。

王小平介绍，湖南目前每年产生200左右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但从强制医疗所康复出院的病人每年只有个位数，这严重地阻碍了病床流通，导致大量医疗资源被占用浪费。“该出院的无法出院，该入院治疗的却进不去”。

不过分析个中原因，王小平认为还是经费的问题，“地方政府、社区、医院，如果没有经费，恐怕没有动力来管这些人。”王小平算了一笔账，一个精神病人维持病情稳定和基本生活费用，一个人每年的成本在两万元左右，全省每年200人，费用就是400万。

在王小平看来，目前之所以精神病人医疗无法健康流动，除了经费的问题外，各部门之间缺乏统筹协调也是病灶之一，“现在都把责任甩给公安一家，这怎么能行呢？”王小平说，精神病人的合理安置，涉及到医疗、民政、司法、社区等多个部门，必须有部门进行统筹协调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否则只有公安一家，能处理的问题是有限的。”

对于此问题，强制医疗所政治部主任梁凯介绍，目前他们已向省政府递交建议书，请求协调地方政府并拨付专项资金，用于解决精神病人回归社会所需，“我们的设想是，由省里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组成专项资金，然后再协调社区，共同处理好精神病人回归社会的问题。”

而让这些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和家人团聚，甚至自食其力找到工作，一直是魏朝辉和宋等红的期望，也是他们的工作动力所在，“我觉得我们是在做善事，为社会减少不稳定因素，帮助他们找回属于人的尊严。”

（原题为《暴力精神病人并不平坦的回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