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茬”大学英语教材多年的前教师施兵，又通知多家高校纠错

曾自称从各类大学英语教材中挑出大量错误的前北京林业大学英语教师施兵近日又有新动作。

11月初，他依据近年整理的《大学英语教材质量分析报告（2017版）》和《大学英语四级真题出错调研报告》，就勘误之事通过邮件通知了教材出现错误较严重的38所高校及10家出版社。施兵近日告诉澎湃新闻，目前25家单位通过电话或邮件回应，有的表示将反馈给作者，有的称会纳入修订考量。

此外，一个月前，施兵还以“多次提醒，仍不认错”为由，将2014版《西方文化读本》和2015版《大学英语新题型水平测试下册》两本大学英语教材的总主编訾缨、史宝辉告至北京海淀法院，并获受理。法院传票显示该案案由为“产品责任纠纷”，将于12月12日开庭。

施兵踏上“教材纠错”之路已有五年，曾得到教育部回复，广受关注。今年11月18日，他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教材事关公共利益，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他呼吁政府部门从制度上防错、纠错，成立诸如全国教材抽检复查办公室的机构，并加强教材编撰者的专业水平建设和敬业精神培养。

多年前因“找茬”大学教材受关注，今又通知多个高校及出版社纠错

施兵为高校英语教材“找茬”始于2013年底。当时还在北京林业大学担任英语教师的施兵发现，学校图书馆里许多英语读物有错。

翻阅了近100本大学英语教材和相关书籍后，他发现有问题的不少。他对澎湃新闻说：“大部分高校的英语教材由各自英语教师自主编写，所以种类特别多，也容易出错。”

2015年，施兵将自己整理的一份近30页的《大学英语教材质量分析报告》递交教育部和中纪委，直揭名校教材纰漏和错误。同年10月23日，教育部高教司回复：已经将此质量分析报告下发相关出版社，正在起草十三五教材建设指导意见，规范“谁都能编教材”的情况。

此后，施兵继续整理出了《大学英语教材质量分析报告（2017版）》以及《大学英语四级真题出错调研报告》，再次寄送给了教育部等部门，希望推动整个行业教材从立项、编写、出版销售到课堂使用的规范化。

2017年6月，施兵收到告知书，被告知从7月开始，他就职了8年的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不再与他续聘。他告诉澎湃新闻，自己目前处于无业状态，靠兼职维生。2018年5月13日，施兵曾在自己的个人认证微博上发表声明称，“本人决定放弃大学教材纠错，今后不再过问。”

不过，今年11月上旬，施兵再次行动。

他依据自己整理的《大学英语教材质量分析报告（2017版）》和《大学英语四级真题出错调研报告》，就勘误之事通过邮件通知了38所高校及10所出版社，包括长江大学、曲阜师范大学、重庆大学、贵州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山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湖南工程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等。施兵说，截至目前，华南农业大学、陕西科技大学、天津大学出版社等25所高校和出版社通过电话或邮件予以回应，有的表示将反馈给作者，有的表示会纳入修订考量。

11月19日，《大学英语语法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年) 一书的主编，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退休教师何高大向澎湃新闻证实，他近期回复了施兵，被指错教材“正在修订”。他表示，非常钦佩“纠错者”科学求真的精神，并承诺一旦修订出版，将按相关出版规定，向施兵支付稿酬。

除了邮件告知高校和出版社纠错，今年10月10日，施兵还以消费者的身份将2014版《西方文化读本》（以下简称“《读本》”）和2015版《大学英语新题型水平测试下册》（以下简称“《新题型》”）的总主编訾缨、史宝辉告上法庭。

施兵在向北京市海淀区法院递交的《民事起诉状》中写道：訾缨、史宝辉担任总主编的2014版《读本》为教育部教学改革示范教材，内容错误120处；而另一本两人担任总主编的2015版《新题型》为北京林业大学立体化网络化系列教材、拓展课程教材，内容错误90处。“这两本教材不仅在北京林业大学校内课堂使用，而且在社会书店等公开渠道销售。虽经原告多次提醒，至今拒不认错。为提高全行业教材编写者的质量意识，教育警醒大多数，特此起诉。”

在该起诉状的末尾，施兵还附上了两本教材的勘误表。例如，施兵指出，《读本》中“第81页a witnesses去掉es用单数”，“第182页 censure the information（审查信息），审查应为censor，censure意思是斥责”；而在2015版《大学英语新题型水平测试下册》中“第60页the sue of the materials（使用原材料），使用应为use不是sue”，“第176页star a car（发动汽车），发动应为start不是star”。

为此，施兵提出：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和违约赔偿责任各1元、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责任1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1元，并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11月18日，施兵对澎湃新闻称，2017年8月自己在北京王府井书店发现，《读本》与该书最新2016修订版同时在架销售，他先后找了多个部门反映，在投诉无果的情况下决定起诉。

施兵称，法院已受理他的起诉，11月15日他拿到了法院的传票，该案将于12月12日开庭。他出示的北京海淀区法院送达的传票显示，该案案由为“产品责任纠纷”。

“既然是产品质量纠纷，那起诉的对象应该是生产者和销售者，即出版社和书店。”21日，被告的訾缨针对此事回复澎湃新闻称，市面上同时流通着新旧版的教材，主要是因为书籍质量达标，出版社只能建议书店下架旧版，而不能强制召回。

訾缨表示，出版物的质量应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把关，诉状中的两本书里错误没有施兵罗列的那么多，“语言是动态的，有三分之一都可以商榷。”

訾缨还称：“他（施兵）购入《新题型》时知道这本书因四级题型改革已经不再重印再版，同样，购入《读本》时，经过修订的第二版也已经出版了，所以他的行为属于知假打假。”

着眼源头，呼吁从制度上防错、纠错

“教材事关公共利益，要对得起广大学生，对得起专业。”施兵说，“全国每年新出版的教材上千，还不包括正在课堂和图书馆使用的旧版教材，所以要呼吁政府部门从制度上防错、纠错。”

此外，施兵称，他也关注到目前对于“市场流通中的错误教材”并没有相应的处理办法。他建议，可以设立教育、文化市场执法和出版三方联动机制，打破“只扫门前雪”条块分割的僵局。由教育部设立教材抽检办总公室，协调全国各区各片的分支办公室抽检教材。

对于如何从源头上预防教材出错，他认为，“国家重大项目的招投标，资格审查应从严，成果验收从严，并督促相关高校加强教师队伍专业水平建设和敬业精神培养。”

施兵说，下一步，他将更加关注高校图书馆在架的那些服务学生的教辅类书籍以及社会教培机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