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扫黄打非”进基层：村村都有巡逻队，人人都是宣传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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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11月21日报道，20日上午，云南省腾冲市猴桥口岸，出入境车辆依次进入中国边检站的一座白色房子内。1分钟后，传送带将车辆送出。此时，中国边检人员在一排电脑上认真检查白房子里传送过来的透视图像，只见车辆内部结构纤毫毕现，所带物品如在眼前。

据介绍，这套车辆检查系统可以呈现3D图像，使检查对象不留任何死角。“不要说一本书，就是一张纸，在电脑上也能看出来。”一位边检人员自豪地说，随着新技术的应用，猴桥口岸近年查获的非法出版物数量大幅下降，只在2015年发现一起夹带淫秽书刊的案件。

云南位于祖国南疆，与多个国家接壤，中外交流频繁。为了应对复杂的意识形态形势，确保国家文化安全，近年来，云南省大力推进“扫黄打非”进基层，通过强化技术措施、建设基层站点、创新宣传形式等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

据了解，这套办法被概括为“五进、六无、七有”。“五进”即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景区；“六无”指无非法出版物公开摆卖、无出版物游商地摊四处兜售、无非法出版物储藏、无地下窝点非法印刷、无有害网络信息传播、无未成年人进网吧；“七有”指有工作机构、有办公场所、有管理制度、有责任书、有村规民约、有工作台账、有宣传阵地。“五六七”发挥了巨大威力，使“扫黄打非”在基层实现了有人抓、有人管、有成效。

“扫黄打非”工作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但长期以来，“扫黄打非”在基层缺乏抓手，不仅导致信息不灵通，而且容易使案件积压、进展缓慢。以云南省为例，2016年全省“扫黄打非”进基层的站点仅有309个。而这一数字到今年11月份，已经达到了16338个，实现了“扫黄打非”基层站点在全省行政村和社区的全覆盖。

就在距离腾冲猴桥口岸大约1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猴桥民族小学，全校200多名学生全部是傈僳族。著名的史迪威公路从学校旁边穿过，直通印度支那半岛。边境两边的大客车、大货车日夜不停地穿梭往来。这里既是抵御境外有害思想文化渗透的最前沿，也是展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基层的阵地。这里的小学生个个都知道“扫黄打非”工作是干什么的，一名小学生对记者说：“‘扫黄打非’就是不看不买不健康的图书、不听不传不健康的信息。”在教室的墙上展示着学生们以“扫黄打非”为主题的手抄报。

校长陈维国说，该校是全国“扫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与附近的海关、边防、公安、工商等建立了联防协作机制，学校负责宣传“扫黄打非”工作和收集上报相关信息线索。孩子们对宣传工作的热情很高，成立了“红领巾宣传队”，每到“六一”儿童节，就去黑泥塘、灯草坝等边境傈僳族村寨，用傈僳语向村民宣传“扫黄打非”知识。一位六年级的孩子说，“我和老乡说，看到从境外过来的有害出版物一定要打‘110’”“如果有人来传教，一定要让村干部知晓”。为了增强宣传效果，孩子们还自编歌舞和“三句半”。

在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县，不少社区、市场、学校周边都能看到带着红袖箍的大妈在巡逻。她们是“扫黄打非”志愿者，对自己的周边环境最熟悉最敏感，谁敢卖盗版光盘或者违法书刊，一定难逃大妈的法眼，对基层的涉黄涉非现象产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

“扫黄打非”工作要具备坚实的社会基础，就必须赢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把“扫黄打非”的故事讲好的确不容易。今年8月，云南的所有州市都出现了一则公益广告，三个小故事给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个故事讲述了一名来自贫困山区的大学生，因沉溺于网络色情而耽误学业；第二个故事讲述了一个美满家庭，因丈夫沉溺于非法出版物走上犯罪道路，导致家庭破碎；第三个故事，则讲述了云南从2016年起开展的“扫黄打非”进基层的故事。全省有近240万人观看了公益广告，社会反响良好。

现在每到赶集日，云南各地“扫黄打非”部门就带着印有宣传资料的折页、手袋、扇子、帽子等，免费给群众发放。这些小物品对老百姓来说不仅非常实用，还能在日常使用过程中起到潜移默化的宣传效果。

11月6日晚，云南省首届“扫黄打非”进基层文艺汇演在普洱市红旗广场上演。晚会以表演、歌舞说唱、小品、快板等艺术形式，鲜活展示了全省16个州市在推进“扫黄打非”工作中的感人故事。

灵活多样的宣传手段对于讲好“扫黄打非”故事、争取群众支持，发挥了很大作用，群众的举报积极性明显提高。2017年7月，一位群众举报在某教堂看到从境外流入的非法宗教出版物，使案件得到及时查处。这位群众就是在基层站点的日常宣传中了解到什么是非法宗教出版物以及遇到涉黄涉非情况如何进行举报。

2017年，云南省扫黄打非办向上级上报的线索中有17条来自基层的示范点。基层的监管功能开始有效发挥作用。

云南省“扫黄打非”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扫黄打非”进基层要进得去、留得住、推得开、有成效。下一步，要着力抓好基层站点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保证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原题为《村村都有巡逻队 人人都是宣传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