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坠落的审判》相比，《芭比》真不算什么

今年1月，夺得2023年全球票房冠军的美国影片《芭比》虽然获得最佳影片在内的8项提名，但却失去了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女主角这3个重量级提名。连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都站出来，为《芭比》的导演格蕾塔·葛韦格和主演玛格特·罗比鸣冤叫屈。

很有趣的是，这两部片子都是女导演兼编剧，还有女主演，年龄还都差不离。

于是，我倒要看看，她们究竟孰优孰劣？

剧情对比：悬疑故事下的观影体验

《芭比》写的是直白的女性主义主题，一个女性通过自我反思夺回虚拟世界统治权的故事。形式则是穿越加上歌舞，真人加上玩偶，除了色彩鲜艳以外，很难让人有观影愉悦。

《坠落的审判》则通过悬疑的外壳包装了一个夫妻关系的主题。骨子里虽然依旧是女性主义的内涵，但其主旨却非常丰富，给人良好的观影体验。

《坠落的审判》开头，功成名就的德国女作家桑德拉，在阿尔卑斯白雪皑皑深山里的一幢小木屋里，接受女学生采访。正在阁楼上装修的法国丈夫塞缪尔显然不乐意，打开音响循环播放一首烦躁的音乐。被捣乱的采访进行不下去，女学生告辞。双目失明的儿子丹尼尔也被烦躁的音乐困扰，带着导盲犬出了门。不料，等他回来时，父亲已经死在家门口的雪地上了。

这是一个悬疑味道浓重的故事外壳。塞缪尔的死亡，究竟是他杀还是意外还是自杀？迷雾重重。先是木屋外墙上的三滴血迹，究竟是塞缪尔在阁楼上被重物击打滴下来的，还是他坠落时撞击外墙造成的？然后是塞缪尔U盘里的夫妻吵架录音，究竟该怎么理解塞缪尔死亡前一天录音记录下的这场激烈的争吵？最后是丹尼尔经过一个周末的独自沉静后向法庭的陈述。

观众跟着警官、律师、公诉人、法官，不断地抽茧剥丝，试图还原真相。但是最终我们才发现，这是导演茹斯汀·特里叶设置的圈套。她通过这个悬疑故事，揭开了这对夫妻之间长久存在的心理问题。

这种典型的悬疑故事结构，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紧紧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具有很强的娱乐性。相比较《芭比》简单、直白的穿越故事结构和歌舞电影形式，《坠落的审判》显然高人一筹。

深度对比：夫妻关系的复杂与脆弱

桑德拉与塞缪尔是一对与常人相反的“女强男弱”的夫妻。多年之前，本应去接孩子的塞缪尔因故去不了，便委托他人代劳。被委托者迟到，孩子在自行回家的路上被车撞伤，双目失明。为此塞缪尔陷入自责的痛苦中，夫妻关系出现裂痕。

后来，塞缪尔的小说写不下去，一筹莫展，不得不辞去教职，回到家乡的深山里隐居，专心创作。可是，没有了经济来源的塞缪尔不仅无法把装修完工，而且写作也陷入停顿。于是，他逐渐把怨气撒到了妻子身上。

在一场争吵中，塞缪尔抱怨桑德拉剽窃了他的作品，抢去了属于他的一切。而桑德拉对于把失败归因于他人的懦弱行径也予以回击。言语争执最终演变成肢体冲突。第二天，便发生了塞缪尔坠楼的事件。

从法庭的不断举证中，我们慢慢看到了这样一个现实：事业无成的塞缪尔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而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妻子桑德拉，把她当成阻挡自己的障碍，困在抑郁的情绪里无法自拔。而强势的桑德拉却没有注意到丈夫心理的变化，只是一味迁就丈夫，以为搬回他的老家就能解决问题。直到酿成惨剧，桑德拉才醒悟过来。

这个故事所反映的，恰是社会现实中非常普遍的一种心理现象：懦弱无能者总是喜欢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环境和他人，而把自己打扮成无辜者。这种现象在夫妻之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甚至兄弟姐妹之间，都并不鲜见。为了沉溺于痛苦，自己给自己创造出条件，使其痛苦变得合理化，一步一步让自己再也走不出来，同时把错误强加于他人之上。这种自卑情结，正是《坠落的审判》讲述的这个悲剧故事的核心。只不过，现实中这样的故事多数发生在女人身上，而《坠落的审判》反其道行之，写了一个自卑的男人。这就很有新意。

反观《芭比》，无论芭比还是肯，都是一个概念的符号，既无人物的个性，又缺少思想的深度，实在平淡、浅薄，令人乏味。

广度对比：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

除了深刻反映夫妻关系的现实困境之外，《坠落的审判》还涉及父母与孩子的关系、社会舆论与个人的关系、还原真相的法律意义等问题，具有广泛却绝不杂乱的丰富内涵。

《坠落的审判》中双目失明的孩子丹尼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又是坠楼事件最重要的证人。一个孩子，因为父母的失职导致双目失明，见证了父亲的惨死之后，又被法庭强迫走进了父母关系的残酷现实中，实在令人心寒。经历这样一次家庭变故的孩子，注定终身留下阴影。这个视角，本就可以独立拍摄一部电影。

在互联网时代，舆论对案件的关注必不可免。不同的观点，一定会尽其所能，渲染到极致。就连公诉人和辩护律师都未能幸免。每一个人都从各自立场出发，对证据作出有利于己方的解读。正如侦查警官在法庭上说的：“没有证人，也没有人认罪，我们必须进行解读。”导演茹斯汀·特里叶在接受采访时也说，“法庭里的每个人都在讲一个故事，都在创造一种叙事，而一切都离真相很远。”在这样强大的舆论之下，人们的判断力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从而丧失公正和客观。

影片结尾，法官作出了无罪判决。请注意：本案法官并没有认定桑德拉无罪，而只是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不对案件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断。这就是著名的“疑罪从无”原则。很多人总以为，法律一定会还原案件真相，判决一定非黑即白。但这只是美好的愿望，相当多的案件最终既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犯罪，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无罪，只能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宣告无罪。

在《坠落的审判》里，真相最终无法查明，但每一个人，从法官到公诉人到辩护人到旁听者，再到所有的电影观众，都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就是《坠落的审判》给出的不同寻常的法律意义。在这一点上，《芭比》要逊色很多很多。两者远不在一条水平线上。

表演对比：好莱坞与戛纳的距离

《坠落的审判》的主演是德国演员桑德拉·惠勒。她在影片中的表演获得电影界的一致认可，获得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她饰演的桑德拉是一位知性、独立而克制的职业女性。事业有成，充满自信，哪怕在繁杂的环境下，也能戴着耳塞工作，不受干扰。所以在遭受警方调查，遭受公诉人攻击时，她仍然能够保持十足的理性。桑德拉·惠勒把角色内心的痛苦和喜悦很好地通过微妙的表情传达出来，与此同时，也能宣泄出非常强烈的情绪，同时让这些情绪层次分明，毫不凌乱。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被丹尼尔赶出家门，在深夜的汽车里哭泣的场面。周末结束庭审时，法官宣布，为了保证下周一丹尼尔的作证不受干扰，周末期间任何人不得与丹尼尔谈及庭审情况。回到家以后，沉默的丹尼尔要求桑德拉离开，让他一个人安静过周末。于是，作为母亲的桑德拉不得不离开。在车里，桑德拉控制不住情绪，失声痛哭。从那句伤心的玩笑话“坐在车里哭总比在地铁上哭要好”，到后来精神崩溃的痛哭，桑德拉·惠勒把此时角色对孩子深深的歉疚表露无疑，令人心碎。夫妻之间隐秘的真相暴露在儿子面前，又被儿子赶出家门，让在法庭上和公众面前那个知性、独立、坚强而克制的职业女性形象顿时碎了一地。就凭这段表演，桑德拉·惠勒也值一个奥斯卡影后的奖杯。

再反观《芭比》的主演玛格特·罗比，能有这样令人落泪、令人震撼的表演吗？豆瓣网友说她“全程尬聊”一点也不错。

这就是好莱坞与戛纳的距离。前者执迷于电影的商业化和娱乐化，而后者则更加专注于人性和艺术的深度。

导演对比：影像和声音的妙用

《坠落的审判》的主角之一是盲人孩子丹尼尔，所以影片非常注重声音的作用，从盲人的视角看问题。印象深刻的有两个例子。

一是两段音乐。片子开头时塞缪尔大声播放的是纯音乐版“P.I.M.P”，显得杂乱、烦躁，显然是与楼下的采访捣乱。但是桑德拉安之若素，无以为意，意味着夫妻之间的不和谐。然后，片子里有多次丹尼尔弹奏钢琴的镜头，演奏的是弗拉门戈风格的“阿斯图里亚斯传奇”。从不熟练的弹奏，到熟练的弹奏，插入这个曾经和谐的三人家庭的照片、母亲的电话声以及电视里的画面，完美地表现了不同情境下这个双目失明孩子内心的紧张、失望和欣喜。

二是警方在法庭上播放的桑德拉和塞缪尔争吵的录音。这是整个案件中最重要的证据。从法庭播放的音频开始，插入闪回的画面，然后在争吵高潮时突然又切回音频，让旁听者既身临其境，又保持着一定的间离，搞不清楚最后究竟谁打了谁。直到桑德拉承认是自己打了塞缪尔之后，我们才得知真相。接着，所有人又意识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塞缪尔始终打开手机在悄悄录音，显然就是故意激怒桑德拉。整个经过就是塞缪尔做的局。他用这段录音证明了自己在这家里受到的压制。这样的男人，真的令人不寒而栗。

如此妙用声音来强化剧情的段落还有很多。除此之外，影片的摄影也值得夸赞，尤其是其中大特写的运用。《坠落的审判》中大特写镜头很多，演员脸上一颦一笑，一个抽动，一个眨眼，观众都看得很清楚。夫妻之间、母子之间那些隐秘而复杂的情感和心理，也通过这些精妙的镜头语言，完美地展现在银幕上。

仅从这些影像和声音的运用来看，茹斯汀·特里耶导演的全局把控能力是很强的。她能自如地调动各种手段，完美地讲述了这个极有深意又极具震撼力的故事。她当得起最佳导演这个称谓。

而《芭比》在导演的作用方面，却是平庸得很，根本找不到一个亮点。

同为女导演，年龄相近，但从这两部电影上看，差距是巨大的。奥斯卡评委们并没有搞错，在《坠落的审判》面前，《芭比》真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