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休闲，工作就是徒劳的

【编者按】

普林斯顿大学古代哲学博士泽娜·希茨在《有思想的生活：智识生活如何滋养我们的内在世界》一书中，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出发，遵循一种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辨传统，通过文学、图像、故事和案例来展示她眼中真正的智识生活是什么样子。在她看来，智识生活可以培育人的内在价值，找回人之为人的尊严，重启自由思考的能力。很少有体验能像智识生活那样让人备感充实，而这种智识生活来源于纯粹的学习、必要的闲暇以及沉思。希茨得出的结论看似习以为常，但值得一读的原因是，她曾有虚无的心历路程，她从更深层次的视角来分析智识生活，她的真诚或许可以帮助迷茫的读者。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摘发书中部分内容。

在研究基本形式的智识生活和背离这种生活的表现时，我们将工具性追求——我们为达到目标所做之事——与目的或者说本身就有价值的追求区分开来。我们也开始探讨特定追求如何能塑造和构建我们的生活，意识到某些活动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并塑造了我们的根本导向。如果我们仅仅围绕着一些工具性追求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如赚钱或伸张正义，会发生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的终极目标必须是我们为了其自身而追求的，否则我们的行为将毫无意义而且徒劳。显而易见，如果不能实现自己的小目标，我的行为就是徒劳的。如果我收拾好游泳袋，穿上鞋子，拿上钥匙，开车来到游泳馆，结果却发现游泳馆已经关门，游泳这一目的无法实现，之前的一连串行动也都成了枉然。同样，如果我们的终极目标不是我们为了其自身而追求的，那么我们的许多行动甚至大多数行动似乎也就成了徒劳。假设游泳馆开门了，我能进去游泳：我为什么要游泳？游泳是为了身体健康。只有身体健康了，我才能好好工作，而我工作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果腹、解渴、安居、消遣和锻炼身体—而所有这些都使我得以工作。

我已经描述了一种枉费心力的生活。如果我工作是为了赚钱，然后把钱花在维持生活上，接着又让我的生活围着工作转，那么生活就变得毫无意义，我会陷入为工作而工作的旋涡。这就像是买完冰激凌后立刻卖掉，然后又用换来的钱去买冰激凌（然后再卖掉……如此循环往复）。这和为了赚钱去工作，然后在去领工资的路上被从天而降的铁砧砸死一样悲惨。如果不能在最后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那么这种行动就毫无价值。为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工作之余一定还有聊以自慰的事——得享休闲。我们工作是为了得享休闲，如果没有休闲，工作就是徒劳的。休闲并非仅是消遣，消遣有时是以工作为目的的——在开始新的劳作之前放松或休息一下。相反，休闲是一种内在空间，享受休闲可以被视为我们所有努力的终点。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沉思—观察、理解和体味世界的活动—才是最终令人满意的利用休闲的方式。

尽管亚里士多德关于生活目标的思考启发了一种悠久的思想传统，但作为人类终极目标的休闲并不要求花费太多钱财，也无须按照乡绅的标准生活。休闲可以发生在片刻之间，也可以发生在长期停顿的一段时间；它可以与人类的某些体力劳动共存并带来成效。一度塑造了美国人精神文化的“伟大书籍阅读运动”就是在工人阶级中首先开始的。在工人协会中，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寻求思想的成长，希望成为内心生活充实的人。

多明我会修士A.G.塞蒂扬日在其为思想爱好者编写的经典手册《智识生活》中声称，智力劳动仅需占用每天两小时的闲暇时间，因此，它是可以与工作和家庭生活兼容的。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世俗人士阿诺德·贝内特在《悠游度过一天的24小时》一书中说，每天花半小时集中精力思考，再加上每周进行三次90分钟的严肃阅读，这就足够了。我认为贝内特和塞蒂扬日是对的—实际情况甚至可能超出他们的想象：一个人可以以休闲为目标，并富有成效地充分利用它，无须完全从事一种智力劳动职业。你可以在片刻之间，或者在长时间的停顿中，抑或在平静地回味一天的经历时，品尝休闲的滋味。到野外度周末，会重新激活你那被日常忙碌的生活所掩盖的洞察力。尽管自古以来人们对体力劳动存在偏见，但体力劳动可以让人能够自由沉思或思考，其他形式的劳动则不然。这就是为什么木工活、园艺活或打扫房间能让人感到快乐，而用笔在纸上勾选、在办公室跑腿或思考复杂但琐碎的问题却不能感到快乐。

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休闲是不存在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利用它。获得生活必需品可能就已经让人彻底累趴下了。如果一个人不得不从事一份遭受剥削的工作，就更是如此。在《马丁·伊登》中，杰克·伦敦这样描述主人公马丁：他如饥似渴地自学，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使自己配得上所爱的女人。慢慢地，他的钱花光了。于是他去一家洗衣店工作，每周工作6天，每天需要连续工作14个小时。

电影《马丁·伊登》剧照（2019）

此前，他每天只睡5个小时。在做这份工作后，他有信心在工作之余继续阅读。但是，在洗衣店干一天活之后，他已经疲惫至极，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读书。一个星期后，他甚至没有精力来思考了：“他脑子里再也装不下宇宙及相关重大问题了。他那广阔而巨大的心灵走廊完全关上了，像个隐士被封闭起来。”这样过了三周之后，马丁又开始喝酒，此前他已经戒酒好长时间了。在喝得醉醺醺时，他意识到洗衣店的工作将他的想象力、温暖、好奇心与美感统统赶走了。杰克·伦敦的叙事虽然是虚构的或者说半虚构的，但它非常贴近某些人真实的生活体验。例如，乔治·奥威尔曾写过他在巴黎一家酒店厨房里的工作经历，他那个层次的员工每周工作80到100个小时，没有时间去思考，也无法赚钱来养家或改换工作。他们把生命浪费在令人疲惫不堪的工作上，喝酒和睡觉成了唯一的避难所。芭芭拉·艾伦瑞克这样介绍她作为两班倒服务员的经历：“我向自己保证：我一点儿都不觉得累，尽管这可能只是因为‘我’已经没什么力气感知疲劳了。”也可以想一想记者詹姆斯·布拉德沃斯最近报道的亚马逊仓库里装卸工的故事。一连数天，布拉德沃斯都需要长时间地走动或奔跑，不仅受到全天候的电子监控，还因上厕所和生病而受到惩罚，更因为轮休被取消或者强制性加班而导致日程安排往往带有不确定性。所有这些都令布拉德沃斯不知不觉感到疲惫不堪，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感到很累。他和工友们本来会限制或回避的短暂快感也变得极度诱人。他的一位工友说：“这份工作让人想喝酒。”

休闲可能会毁于由别人设计的苛刻工作条件，也可能会毁于忙碌的生活强加在身上的焦虑感，虽然这种焦虑并非源于自己的过错。休闲还可能毁于强迫性行为，这种行为会占据我们的思想和意识。休闲也可能毁于自己的选择。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描述了哲学式的休闲，将其与成天泡在法庭里或进行其他形式的社会活动的体验进行了对比。对于一位哲学家（一个闲人）而言，重要的不在于：

他们是花一天还是花一年时间，只要能找到正确答案即可。但是，另外的人——法庭上的人——说起话来总是匆匆忙忙；说话时一只眼睛总盯着计时器。此外，他不能随意就他喜欢的任何话题发表看法；他的对手就站在他面前，手握强制性权力，而他还需逐条读出誓词，且必须遵守誓词中的承诺。

匆忙紧凑的法庭生活受到他人要求的催促和限制，显然是教育和选择的产物，而非从外部强加的经济环境的产物。

当今社会也不乏与柏拉图的法庭自愿奴役相似的例子。想想劳伦·斯迈利在2015年的文章《闭井经济》中所描述的城市技术人员的世界。这些打工者许多在家办公，独自一人生活。为了节省时间，他们大量使用App（应用程序）来处理用餐、购物和做家务等日常事务。如今的马丁·伊登们是收入微薄的快递员、送货司机和清洁工，他们必须同时打几份工，才能勉强应付生活必需品的开支。但是，他们所服务的那些城市技术人员之所以节省时间，并非为了悠闲地沉思默想或培养全面发展的业余爱好，而是为了工作更长时间。斯迈利这样描述一位技术人员：她通过外包自己的私人事务和家务劳动来节省时间，每节省一个小时就能为她的公司多赚1000美元。因此，她每天工作11个小时，通过App上的服务功能来帮她跑腿，做头发，打扫卫生。

我们目前的“奴仆”阶级所服务的“主人”阶级同样没有空闲时间。奴隶是奴隶的奴隶。如今，在奴隶链条的顶端甚至没有善于剥削的乡绅—会写文章、解剖动物和思考政治的本质—而是社会地位更高的又一个奴隶而已。这个链条上更富有的人给自己强加这样的负担，就像我们当中许多享有特权的人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置于亚马逊仓库那样的全天候电子监控之下，甚至把自己在健身房的动态或对宠物的痴迷全都发到社交媒体上显摆。

相比之下，过去几十年来更常见的办公室工作本身可能极其乏味，但它显然为其他发展道路留下了内在空间。约翰·贝克在埃塞克斯的汽车协会做了多年行政管理的琐碎工作。在业余时间，他热衷于观察鸟类活动，以极具个人色彩的方式进行系统性的深度体察。他随身携带地图、观测镜和笔记本，骑着自行车跟在游隼的身后。结果他在1967年出版了《游隼》一书，表达了他非凡的诗意思考。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和弗兰克·奥哈拉分别是保险代理人和艺术策展人，他们在平凡且繁忙的工作生活中挤出时间来写诗。史蒂文斯声称，他“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写诗，在散步时会产生写诗的灵感。至少对史蒂文斯来说，挤出些许时间来写诗并非一种妥协。就在他去世的几年前，他曾告诉一位记者：“对诗人来说，每天接触日常工作有助于塑造个性。”弗兰克·奥哈拉的好友、诗人约翰·阿什贝利这样描述他：“他会抽空匆匆写下诗句—或者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办公室里，或者在午餐时间的大街上，甚至在挤满了人的房间里—随即会将其丢进抽屉和纸盒里，日后可能多半不记得了。”奥哈拉写诗的才能似乎已经融入他的现实生活，他发现了别人看不见的空隙和短暂的闲暇时间。

《有思想的生活：智识生活如何滋养我们的内在世界》

20世纪40年代，过度劳累的老师的守护神爱丽丝·科伯曾在布鲁克林学院同时教五个班。无论何时，白天她都在教书。到了晚上，她开始破译一种古老的语言—线形文字B，这种文字是19、20世纪之交时在泥板上发现的。对语言学家来说，它宛如一座珠穆朗玛峰，是一个似乎无法解开的谜。她是工人阶级移民的女儿，人到中年还未出嫁。她收集了这门已经消亡的语言的每个符号的统计数据，写在20万张字条上。由于战时和战后纸张短缺，她不得不回收任何可以找到的废纸来制作字条。这些字条后来都被收藏在旧烟盒里。一场疾病使她不幸早逝，打断了她的工作，但她已经为破译线形文字B奠定了基础。在她去世几年后，破译工作取得了激动人心的突破。

有时休闲表现为一种严格自律，近乎不可能实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在开疆拓土和积累声望之余，会与比萨的列奥纳多，即著名的数学家斐波那契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他自己也进行过长期的鸟类学研究，他撰写的关于猎鹰的专著至今仍然无可匹敌。其实，即使在你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状况之下，也仍然能出现可供沉思的闲暇。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曾写到过他在被关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时“内心生活的强化过程”。他指的部分是对所爱之人的深厚感情，以及对有尊严生活的形象回忆。他描述了树木和日落之美对囚犯来说是多么真切生动，还描述了囚徒不得不做出选择来抗拒周围环境中压倒性的非人化特征。

人类能够尽情地体味、沉思和享受，这种能力之强大，表明它们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内心。就像适度的徒步旅行和对学习的真正热爱一样，从理论上讲休闲可以在任何地方被发现和利用，但是，它需要特定的条件才能繁荣发展：自由时间、户外活动，以及大脑一定程度的放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