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庚子事变：用跨国史料研究跨国事件

撰文：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900年发生的“庚子事变”，中国历史学家又称为“义和团运动”或“八国联军侵华”。

在过去几十年它一直被视为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高潮之一。最近几十年，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以及研究者视角的调整，对庚子事变的研究也有了一些新认识。

就大历史而言，庚子事变是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的一个历史必然。追随着西方的工业化运动，一方面中国迅速跟上，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另一方面，工业化运动确实给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带来极大困扰，因此反工业化、反现代化，也成为十九世纪晚期中国社会极具代表性的思潮。如果单从历史主义分析十九世纪两大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可发现过去的研究将他们视为反帝反封建的一个高潮，从大历史上的角度观察，自然有其道理。

急剧的工业化，特别是国际资本像列宁所分析的那样严重过剩，必须凭借资本输出才能拯救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内部问题，于是便出现了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日本要求清朝政府允许日本臣民到中国各通商口岸自由办厂的一幕。

▲“注意，伙计们，一起拉，但是不要比其他人用力。”（《电讯报（副刊）》）

进而，东西方的剩余资本潮水般涌入中国，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使得铁路快速兴建，矿产资源大规模开采。这也促使中国新兴的资本家阶级迅速成型，而大批农民相继脱离土地沦为中国第一批无产阶级，实际上成为中国式“羊吃人运动”的牺牲品。从这个观点看，“义和团起山东”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描述。“后发的”德国在获取山东地区的经营特许权之后，确实在迫不及待地将权力运用到极致。

伴随着西方资本、商品东来的，除了大炮、战舰之外，还有大批传教士。尽管传教士向中国民众传播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知识、新道理，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传教。这就在信仰层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问题。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民教冲突不断蔓延、发酵，直至“不到三月遍地红”，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衍生出震撼世界的庚子事变。这确实是当时的中外知识精英们事先都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大问题。

庚子事变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重大改变。对中国而言，先前几十年的经济改革、体制调整，乃至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全归无效。庚子事变后，中国痛定思痛，开始了新征程，新政、宪政、共和、革命，一系列巨变改写了中国历史。

就世界而言，庚子事变并不只是中国的，也不只是当年出兵中国的那八个国家的，而是全世界的，是全人类共有的教训。庚子年，全世界瞩目处，无疑是北京，是东交民巷。很显然，庚子事变是跨国别的大事件，因此研究这样的事变，不仅要有广阔的历史视野，而且必须尽可能地使用跨国别的历史资料。如果只是自说自话，就很难得到相关方的认可，离真相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远。

▲ 官方礼物：联军为报复清朝利用义和团的“排外运动”，给端王载漪送上漂亮的首饰（项链、锁链和手链）。图中枷板上写着：杀人犯、刽子手。（《电讯报（副刊）》）

过去一百多年，中外史学家对这一跨国别历史事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档案之主要部分也大致公布完毕，要为这一事件扩充史料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很多研究者早就将视角移向私家收藏和当年各国各地的报刊杂志。私家收藏可遇不可求，而各国各地的报刊杂志因为数量太大，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几十年前中国史学会主持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义和团》发掘了一些，后来的出版物也有一些补充。但是直截了当地说，对当时各国舆论的收集情况至今仍然不是很理想。用傅斯年的话说，“史学就是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个新课题的成功与否，不仅要着眼于视野、分析，而且要看能否有新的史料发现、能否用新的史料说明新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海外史料看庚子事变》就显得格外珍贵。

这本书是《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之新的一部，资料全部来源于法国、英国、意大利三国的近十种画报。这三国都是庚子事变重要的参与国，英国和法国，更是积极介入，深度套牢。它们不仅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军队参与这场事变，而且先后派遣了一大批随行记者。这些画报除了画师手绘的一些精美作品外，还充分利用了那时刚发展起照相技术，留住了庚子事变这个重大事件的许多非同一般的侧面、瞬间。这些图片对于构建十九世纪晚期的中国历史具有不可小觑的价值。

至于随图文字，多为西方记者当年的现场观察、思考，从今天的立场看，或许有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但毕竟是洋人的视角。这对于重建那场跨国别历史事件的真相，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对于矫正中国传统文献的疏漏、误记，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