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究如何照亮现实？见证上海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他们如是说

岁月的长河中，四十年不过沧海一粟，但放诸当下，也可以让一座城市实现质的跨越。

11月16日下午，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召开改革开放四十年周年研讨会。这一与改革开放“同龄”的研究机构，全程见证并参与了上海的改革开放。

参会者们回忆间，也勾勒了上海过去四十年的巨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工业基地走向全球城市，从全国改革开放的“后卫”到“前锋”。

过去四十年无疑是属于上海的光荣岁月，其成绩离不开学术支持。发言中，学者们也探讨了怎样的政策研究才可以照亮现实。

掀上海经济发展讨论序幕

1980年10月3号，《解放日报》头版文章甫一出街，就犹如一枚炸弹投入上海舆论场，引发了一场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大讨论。

这篇题为《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的文章，道破了上海改革开放初期的窘境，作者是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后更名为应用经济研究所）的沈峻坡。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开始对外开放，全国经济体制逐步转轨，但上海城市内部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工业发展也越发显得困难。

上海迫切需要重新确立经济发展思路。1978年毕业进入部门经济研究所的朱金海提到，1981年，研究所向中国社科院申请了课题《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随后全员投入了研究。

这之后，1984年，上海市政府和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课题组共同形成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报送中央，这份文件提出上海的经济发展必须实行战略转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提纲是上海社科院参加，主要是部门所的（同志）。”座谈会现场，中共上海市委原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主任张广生也为历史补充了细节。《提纲》中诸多观点让他至今印象深刻，如提出以GDP代替工业生产总值作为考核标准，通过逆向技术改造上海工业等。

他还回忆，自己曾参与起草上海行政性公司改革文件，当时就许多问题曾向时任部门经济所所长徐之河请教，后者为此又专门提供了两本美国的公司法著作，这在当时非常稀有。

1985年，国务院批复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明确上海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充当“开路先锋”的历史责任，同年还批复了《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开始。

“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在上海改革开放具有里程碑意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应用经济研究所所长干春晖说，“部门所就此成为上海改革开放重大战略研究的先行者。”

“不要说抢先一步，半步就成了”

过去四十年，在每个新的历史性窗口前，上海都会提前做好政策储备，这背后就一直有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的身影。

在19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面向21世纪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中，该研究所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近年的上海建设科创中心、自贸区建设等战略研究中，其亦贡献了重要力量。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的洪民荣认为，部门研究所总能开风气之先，在于敢为人先的勇气、团队合作精神和宽容创新的环境。

“在我们学科建设和决策咨询的议题选择上，很多的研究都是领先一步。”洪民荣说，“部门研究所自身体制改革上也走在了前面。”

这也是座谈会上许多学者共同的想法——一个研究机构，只有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才能持续为城市乃至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历史社会发展当中，不要说抢先一步，半步就成了，回头看研究所40年的发展取得的成绩，基本点在这里。”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的杨建文说。

实践出真知，骑自行车走街串巷

回忆历史，不少学者也总结，唯有踏实的实践调研，政策研究才能不断落地生根。

洪民荣回忆，自己刚到部门研究所工作时，有半年时间在莘庄调研，这个毗邻上海虹桥机场的乡镇，当时还很偏僻，接下来他又在崇明、松江两个郊区各待了半年。

也有老学者回忆，当时交通工具还不发达，道路不拥挤，从社科院到军工路，从军工路到徐家汇，那么远的路，都是骑自行车，一路走街串巷。

上海社科院院长张道根认为，应用经济所之所以诞生许多成果，与那代学者的作风息息相关，他们不仅有长期的知识和经验积累，同时也非常熟悉上海的历史和现状。

在张道根看来，当下是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时代，现实对治理的需要、对理论的需要、对经济学者的需要依旧迫切，“更需要我们主动地积极为上海、为国家提出有用的真知灼见。”

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于信汇表示，上海社科院要为当下的改革开放再出发服务，如果不了解上海实际、发展的阶段、发展的特点，甚至是上海基本文化、基本品格，这些就无从谈起。

“讲大的是责任心、是治学态度，讲小的也是基本的品格，所以（前辈）这些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要继承的、要发扬的。”于信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