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科举与徐谓礼家族兴衰

原作者：吴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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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吴文化博物馆举办了“仕业——徐谓礼和南宋时代百态”特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物是“南宋徐谓礼文书”。透过文书及相关史料，徐谓礼家族的兴衰过程呈现在世人面前。

江南贡院旧貌 图源网络

徐氏家族历经三代人的积累，迎来徐邦宪的飞黄腾达，转瞬间又在下一代手上衰落。作为转折点的徐谓礼，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败家子”。恰恰相反，徐谓礼工作干练，在职场上如鱼得水，从基层科员升到地市级领导，在生活上又能营造出温馨的家庭氛围。如此聪明努力的徐谓礼，为何将家族带领入衰落的深渊？

纵览徐家的兴衰，况味其中的细节，既能一窥南宋科举之脉络，更能总结出经营家族的经验，启迪世人。

01

兴于科举：顺应天时与徐邦宪的才华

徐家的巅峰来源于徐邦宪。他以探花身份步入仕途，最终跻身省部级干部序列，奠定徐氏一族发展之根基。徐邦宪能够取得如此成绩，与南宋对科举的格外重视有莫大关系。徐家在顺应大趋势的前提下，才能快速腾飞。

隋唐以来，古人若想进官场并有较好发展，最主流的选择是参加科举。唐太宗在一次科举考试后，发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的感慨，对科举能吸引全天下的英才进入朝廷而欣慰。唐代诗人赵嘏更是用“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的诗句，直白描绘科举招贤纳士，吸引人才的作用。

唐代科举录取名额较少，竞争激烈。白居易二十八岁高中进士后兴奋地说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白居易这届科举考试，只有十几个录取名额，让天下渴求发展机会的士子颇感惆怅。数据显示，唐代共计282年，科举取士8455人，平均每年只有30人。

慈恩寺塔（大雁塔）旧照 图源网络

科举取士数量少的问题，到了两宋有极大改观。北宋前后167年，科举取士31985人，平均每年192人；南宋存在153年，科举取士49915人，平均每年326人。唐宋相照，每年录取人数近差以十倍。随着科举名额的不断扩大，考生考中的概率大大提升。背后原因无非北宋借鉴五代乱局，执行“重文抑武”国策，依靠文官集团加强统治。到了南宋，半壁河山沦落，临安孤悬东南，必须加大录取名额以笼络天下人才。

在此背景下，徐氏家族才敢下注让徐邦宪全力备战科考。徐邦宪最终是34岁考中科举，期间全情投入到科举备战中，不光对家庭的收入贡献甚微，恐怕在求学拜师、书籍购买等方面每年还消耗颇大。如果南宋科举名额与唐代相同，每年只有寥寥30人，徐邦宪还敢拿出一生的前途放手一搏吗？出身平平的徐邦宪，恐怕不会有勇气参加科举，更不会一直坚持到三十多岁，因为希望实在渺茫。徐氏家族在看不到回报的情况下，肯定会要求徐邦宪放弃科举，找个生计支持家用。

正是在南宋每榜数百甚至近千名额的激励下，徐邦宪这样的平民子弟才会积极投身科举。因为录取人数多，小门小户的徐家才敢对科举抱有期待。按照南宋的科举名额，徐邦宪只要在市县一级的文化圈中，崭露头角，就很有可能高中，踏上仕途。怀揣着梦想与希望，徐邦宪一直坚持到三十多岁，坚持到在金华一地声名鹊起，最终于绍熙四年（1193年），先在省试夺魁，接着在殿试夺得第三名，成为“探花郎”，以亮眼的成绩迈入官场。

《树下读书图》（局部）吴伟 明 故宫博物院藏

徐邦宪能科举入仕，还需要感谢宋代的另外一个科举政策——允许商户子弟参加科考。唐代统治者施行“尊农贱商”的政策，《旧唐书•职官志》记载：

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巧作器用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

明文规定工商人家不能参加科举。唐代商业繁荣，这一举措大大减少了科举覆盖的人群。典型的案例就是诗仙李白，一生倾慕政坛，却不见参加科举，颇为矛盾。郭沫若先生经研究发现李白此举貌似狂放，实则无奈。盖其家族乃碎叶富商，于理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宋代吸取前朝教训，放开了对商人的限制。宋英宗时，规定“工商杂类人等，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并解送”，商人子弟可以直接参加科举，甚至商人如有特殊才华，亦可破格参考。此举开创于北宋，却在南宋发扬光大。盖因南宋在丢失大片疆土的情况下，借助商贸获取税金良多，远超前代。在此背景下，南宋科举向商人家族倾斜，以期团结相关势力。

在此背景下，两宋社会常有“父商子仕”的现象，亦即长辈经商致富，子弟科考入仕。比如，南宋商人黄汝楫经营有方而财富颇丰，全力支持子弟参加科举，最终五个儿子全部高中进士，留下“五子登科”的佳话。

贡院 图源：中国科举博物馆官微

徐谓礼家族也是“父商子仕”的受益者。根据《武义方志》相关文章披露：

徐邦宪祖父百一府君为衢州人，从事盐业经常来往于台州、温州、丽水和婺州之间，习见武义风俗敦庞，土田饶沃，又闻吕东莱诸儒，讲道于明招山。就命儿子徐鉅（字广财，行五八公），负笈从游于吕祖谦等。因此徐鉅落籍武义，并于1164年冬月，迎接其父母百一府君等至武义同居。不久徐鉅荣登宋淳熙十一年甲辰科（1184）卫泾榜进士，初任固始县主簿。因病辞仕（《井徐宗谱》）。

相关宗谱清代修订，时代所隔甚远，内容可能存在讹误。例如，徐邦宪的墓志铭显示其父叫徐梦良而非徐钜，撰写者是当事人，不太可能会将其父名字弄错。虽然姓名有误，但徐父拜师吕祖谦，专心学问，用心科考，由商转仕的经历大致可信。《宋史》记载徐邦宪擅长经济，“徐谓礼文书”显示他在多地任职期间善长清理账簿。种种迹象表明徐氏家族有经商传统。徐邦宪在南宋吃到了政策红利才能顺利步入仕途，如果换在一代之隔的唐朝则会变得入仕无望。

徐家的经商传统不光给了徐邦宪、徐谓礼科举考试的经济基础，还奠定了其行政才华。父子二人仕途生涯中有较多的地方经历。南宋对地方官的考核中，钱粮赋税等经济方面的征收是重点项目。从《宋史》的记载看，徐邦宪在地方成绩卓异，获得好评，得到中央的重点照顾。仔细观察“徐谓礼文书”的考评，徐谓礼在地方尽职尽责，收获从同僚到上司的一致认可，最终不断升职。这都表明家族的商业因子，对两人的仕途起到助推作用，也表明商业家族在南宋政治中的地位。

《画唐十八学士图卷》（局部）赵佶 北宋（传）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科举制度不完善，讲究名声，考生会献作品于高官名士，希望打响知名度，增大科举命中率，这类举动被称为“行卷”。比如，《全唐文纪事》记载：

（罗隐）尝以《谗书》上郑尚书，上蕲州裴员外，上太常房博士，上秘监韦尚书，可谓汲吸于遇合矣。唐世士子，温卷求知，即贤者不免如是。

罗隐是晚唐大诗人，他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诗句闻名后世。他为了中科举，向郑尚书、裴员外、房博士、韦尚书等人不断行卷，可惜十数次参加科举不中，自嘲为“十上不第”。《全唐文纪事》举其例子，表明当时行卷成风，谁都不能免俗。

北宋年间的科举也比较讲究人情与立场，比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

晏元献为童子时，张文节荐之于朝。召至阙下，适御试进士，便令与试。公见试题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赋，乞命别题。”上极爱其不隐。

晏元献是指北宋名相晏殊，他通过张文节的推荐，以神童之名，直接参加殿试。宋代将神童视作祥瑞，张文节举荐对方，彰显北宋进入盛世，含有皇帝圣明，天下太平的意味。因而晏殊敢明言换题，不怕落第。可见北宋时期的科举还残留着前朝的人情往来。

到了南宋，科举少讲人情，考生全凭才华。秦桧权倾朝野，两次干预科举，想让儿子、孙子高中状元，都未能如愿。第一次是绍兴十二年（1142年），秦桧直接向主考官打招呼，要求把儿子秦熺点为状元，被拒未果。第二次是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秦桧将孙子秦埙放到殿试第一的位置，宋高宗出面拒绝。以秦桧的权势都不能保送子弟中状元，其他人更没胆子干涉，保证了南宋科举的相对公正性。这样公平公正公开的条件下，没有背景的徐邦宪，只有用远超他人的才华，才能一举夺得探花的宝座。

《探花及第图》团扇 王文锦 清
绢本设色，首都图书馆藏

徐家出身底层，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徐邦宪编写家谱时只能上溯三代。中国古代重视宗法门第，大族的家谱能够向上追溯十几代甚至几十代。徐家只能上溯三代，表明他们不是文化世家，没有记录家族谱系的传统，且早年生活艰难，无法识文断字，勉强记忆祖辈三代。

徐家兴旺的头号功臣，当属宋代的科举。没有开明的考试制度，一个财力无多，又缺底蕴的家族，很难脱离底层命运。正是在宋代崇文抑武，大开科举之门，徐家才获得崛起的契机。

02

衰也科举：徐谓礼的无奈与奋斗

宋代统治者吸取唐末五代藩镇割据以及世家干政的教训，宋太祖与宋太宗制定了重文抑武的国策，通过大兴科举，开放大量名额扭转风气，让“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该政策贯穿两宋三百年，得到彻底执行。

《宋太祖坐像》（局部）佚名 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最顶尖的人才多为科举网罗。赵宋一代，文化上最高之成就公认的有理学、文学、书法等领域。其中理学宗师张载、程颢、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人皆是进士。最杰出的文学家范仲淹、苏轼、欧阳修、王安石、陆游、文天祥等人也是进士。书法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除了米芾外其他三人也都是进士。

在这种氛围下，科举对人才要求很高，需要拥有极高的天赋。天赋就像身高、智商，即使父母都是大高个、高智商，多数孩子的身高、智商也会回归人群均数。此乃人类作为一个群体的必然结果。因而徐邦宪的天分无法遗传给徐谓礼，在徐谓礼的墓志铭中，清晰地记载道：

（徐谓礼）少受经（徐邦宪）膝下，刻励□学，志世其科，不偶用

很明显徐邦宪非常关注后代的教育，将儿子放在身边，亲自教导。可惜徐谓礼天分有限，加上徐邦宪去世太早，未能得到良好的教学，最终“志世其科，不偶用”，难以走通科举道路。

宋代科举不仅讲究天分，希望吸收最杰出的人才，也讲求平衡，注意调节地域与阶层的矛盾。过分倚重读书人的天分，会让学术家族掌握考试内容，批量生产读书种子，垄断科举名额，极大地威胁和制约皇权。这种情况，在科举诞生以前有很多例子。比如，东汉以五经取士，后期出现了很多以文化立本的门阀。最典型的是汝南袁氏，他们先以明经入仕，之后掌握《易经》的解释权，垄断了五经中的一家，掌控上升渠道，最终四世五公，代代都出高官，门生故吏更是遍布天下。

唐代科举制度不完善，也容易出现垄断名额的学术家族。比如，晚唐的苏州归氏，从咸通十年（869年）到景福元年（905年）的三十多年间，出了五位状元，分别为归仁绍、归仁泽、归黯、归佾和归系，其中归仁绍与归仁泽是兄弟，归黯是归仁泽子，归佾与归系是归仁绍子，表明归氏家族掌握考试内容，把控科举名额，接连涌现状元。

江南贡院旧貌 图源网络

有鉴于前代教训，宋朝不断改进科举制度，企图从根本上杜绝学阀家族的出现。比如，实行“封弥”和“誊录”制度，“封弥”就是用学号代替应试者姓名籍贯，防止考官徇私舞弊，“誊录”就是由书吏重抄卷子，避免考生在卷子上留记号以及考官通过辨认笔记，串联作弊。

除了在试卷上下功夫外，宋朝还不停改变取士基本标准，变更考试内容。比如，北宋前期，科举考试注重辞藻声律，文章越是佶屈聱牙，用字越是生僻难懂，就越容易中进士，该模式有利于家中藏书众多的高官子弟、文化世家。为改变风气，平衡朝堂，提拔布衣学子，欧阳修在嘉祐二年（1057年）改变评判标准，务求文章平顺，言之有物，条理清晰。该榜录取了大批人才，文学方面有苏轼、苏辙、曾巩，理学方面有程颢、张载、吕大钧，政治方面有曾布、吕惠、章惇，军事方面有王韶，民间常常称为千年第一名榜。二苏来自四川眉州，属于偏远地区，若非欧阳修的变革，他们可能与父亲苏洵一样，蹉跎多年。

《谱图序稿并诗》（局部）欧阳修 北宋 辽宁省博物馆藏

这种变更考试内容，平衡进士来源的政策，宋代施行了多次。王安石的科举改制，则大刀阔斧地罢明经、诸科，专以进士取才，考试内容则去虚务实，以经义和策论为主，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实干型人才。

徐家的兴起源于科举平衡政策，徐家的衰落也是因为这种平衡。徐邦宪高中进士前，徐家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家族，受到朝廷青睐与扶持。徐邦宪成为有影响力的高官后，徐家完成身份转变，成为朝廷防范的对象，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压。

除了身份的转变外，科举内容的变革，也对徐家有深远影响。徐邦宪科考时，浙东学派兴盛，徐邦宪恩师吕祖谦更是编写《近思录》，点明科考方向，徐谓礼科考时，程朱理学大兴，占据主流地位，增加了徐家考中的难度。在主客观因素影响下，徐家从徐谓礼开始，逐步没落。

徐谓礼生在一个走上坡路的家族，加上幼子的身份，衣食无忧，受尽宠爱。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父亲长兄接连去世，家族振兴和崛起的重担，就落到了年幼的徐谓礼身上。面对这种局势的变化，徐谓礼起初想凭借自身才华，以及家族学问和人际关系，参加科举考试，企图复制父亲的仕途。但是科举很讲究基本功，更考验天赋，还要加上一定的运气。家庭的剧变，令徐谓礼无法安心学习，更没有充足的时间积累素养，熟读儒家经典，达到科举要求。

《香林挥翰图》（局部）佚名 南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为了安抚高官豪门，减少他们的抵触情绪，皇权在通过变换科举录取标准，平衡各方势力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了另外一条经验，以类似推恩令的方式，允许高官子弟、亲戚、幕僚，通过门荫的方式，进入官场延续富贵。这种荫官可以不通过科举考试，减缓高官的抵触情绪。门荫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

嘉定癸酉春仲……尚（书）左（选）六七八九品，名籍案京朝官以上二千三百九十二员，有出身九百七十五员，致仕补官五百二十九员，遗表补官九十二员，大礼荐奏补官六百二十三员，奉表补官五十二员，推恩补官五十员，门客补官一十一员，特授文学补官二十一员，摄官补官二员，袭封补官二员，宗室过礼补官二十四员，纳粟补官三员，三省补官八员。

嘉定癸酉是宋宁宗嘉定六年，即公元1213年。“有出身”是指通过科举入仕。在2392名京朝官中，考试当官的有975名，占比40.8%，其余为各类荫补官，共计1417名，占比59.2%。可见荫补在当时具有重大影响力。

在此背景下，徐谓礼走门荫捷径，是有迹可循的。大哥徐谓仁，仰仗父亲的光芒，当上从九品的迪功郎，具体看管台州当地仓库，明显是延续家族经济特长。徐谓礼在墓志铭中提到，徐谓仁最后的官身是主簿，估计是从八品。这种父亲居高官，儿子接受门荫的情况，是宋代的常态，比如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时，其长子范纯祐恩荫入仕，追随父亲左右。徐谓仁未留下后代，需要徐谓礼将幼子过继，以承香火，徐谓礼二哥早夭，除了留下徐谓义的名字外，未能留下更多痕迹。

《范仲淹画像》佚名 明 南京博物院藏

除了客观局势逼迫，徐谓礼也有主动接受门荫的内在原因。首先科举需要下苦功夫，打持久战，古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可见进士难中。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登科进士平均年龄为35.6岁。徐谓礼自觉才具不足，也无法花十数年光阴，深耕儒家经义。因而徐谓礼宁愿少奋斗十几年，直接门荫入职，踏足官场。这背后反映了，徐谓礼骨子里面，并未将科举当做唯一的出路。

南宋朝廷除了用门荫安抚外，还允许在职官员参加贡举考试，考试地点设在当地官府的办公厅举行，被称为“锁厅试”。《文献通考》载：“凡见任官应进士举，谓之锁厅试”，《宋史》则有“凡命士应举，谓之锁厅试”的记录，《却扫编》云：“祖宗时，有官人在官应进士举，谓之锁厅者，谓锁其厅事而出”。宋代对高官子弟的厚待可见一斑。然而在这温情脉脉的背后，是皇权的温水煮青蛙策略。文书显示，徐谓礼当官期间，兢兢业业，用心履行职务。在三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徐谓礼连升十一级，将全副精力用在实事上。在徐谓礼的每任考评上，都有“不曾应举若试刑法”的语言，表明他被繁琐的职务纠缠，实在没时间没精力，抽空温习教科书为锁厅试做准备，也就没办法中进士，复刻父亲的道路。

在徐谓礼选择门荫的那一刻，就注定家族的衰落。因为世人更看重考试出身的官员，轻视门荫，认为进士官员凭真才实干，出将入相，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相反门荫官员，靠投胎，没真本事，做人做事，都要与祖上比较，干得好应该，干不好就是虎父犬子，有辱门楣。况且宋代门荫官受到限制，存在职场天花板。例如，徐父曾高中探花，只用十年时间，就当到丽水市市长，官居五品。徐谓礼为官三十年，只当到六品。这些为徐家的衰落埋下伏笔。

03

科举与徐氏家族兴衰原因

自隋代发明科举取士以后，科举逐步成为官场用人的主流。顺应科举的家族，可以保持长久的兴盛。不顺应它的家族，可能短期获利，可从长远来讲，将不可避免的衰弱。科举兼顾了公平与效率，瓦解了学术门阀，破坏了世家大族的土壤，消解了阶层壁垒，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实现了“寒门出贵子”的心愿。科举制堪称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不仅享誉国内，在国际上也绽放光彩。

连中三元铜镜 明代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藏

徐邦宪顺应天下大势，积极投身到科举洪流中，通过数十年的寒窗苦读，先后拜在陈傅良、吕祖谦等大儒门下，最终在绍熙四年（1193年），人生三十四岁时高中探花，完成鲤鱼跃龙门的惊人一跳。科举中第是徐氏家族发展的一大步。

徐邦宪凭借出色的成绩，起步就是秘书郎一职。秘书郎掌管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图籍，属于正八品。这个职位能参与到朝廷大政方针的讨论中，更是能够时常与皇帝保持接触，是一个相当清贵的官职。由此徐邦宪成为天子近臣，颇受皇帝的赏识与信任，让他能直言敢谏，捋权臣韩侂胄虎须，为今后的发展铺平道路。

开禧三年（1207年），韩侂胄遭到清算，徐邦宪作为其反对者受到朝廷的重用。次年，在吏部担任郎官兼太子侍讲，接着又转到工部任侍郎兼临安知府。吏部掌管人事权，是朝廷里面最重要的部门，工部也是非常重要的实权部门，太子侍讲更是能够直接亲近储君，保证皇权交替后，自身能够平稳过渡，不会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原因而失势，临安知府相当于今日北京市长，地位非常紧要。此时徐氏家族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蒸蒸日上，达到顶峰。

徐谓礼没有明白家族长盛不衰的秘诀是走科举道路。徐邦宪逝世后，他选择门荫入仕，在十九岁那年，就获取从九品的承务郎官身，得到了“新监临安府粮料院兼装卸纲运兼监镇城仓”的职务，比徐邦宪提早十五年参加工作。粮料院就是掌管文武官员俸禄发放的机构。徐谓礼起步于此，表明他深得家学精髓，在经济事务方面有特长。

按照宋代的制度，官阶易得，职务难求，徐谓礼虽有官阶，却需要待在家中，等到朝廷的正式文件通知，才能上任履行职务。他在居家期间，遇到了两次升官：第一次，宋宁宗的“祥瑞之日”，给他升了一次官，还有一次新皇帝登基，全天下官员又升了一级。这五年，他待在家里不干活，官已经升了两级，纯属躺赢。

《徐谓礼文书录白印纸》南宋 武义县博物馆藏

“徐谓礼文书”显示，他为官三十一年，先后经历十三个职务，或在中央，或在地方，累计晋级十一次，最终还只是一个地市级官员，与父亲相比差得太远，无法重振家族。归根究底就是徐谓礼未能顺应大势，没有走科举正道，企图走捷径，抄近道，走了门荫旁途。

徐家科举之路断绝，徐谓礼的后代还可以门荫入仕，可都是些于史无载的小官，没有太多成绩，更没有资格让子孙门荫。等到宋元易代，本朝积累的政治人脉几近崩溃，不复往日。元朝立国多年后才开科举，徐家此时一无应试传承，从前的政治依靠又烟消云散，一代名门就此无可挽回地衰落。

《观榜图》（局部）清 梁亯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徐邦宪、徐谓礼不同的入仕道路，可以看出徐氏家族没有长远眼光。徐家踏上科举的快车道，有侥幸成份。未能深刻认识科举在中国社会的地位，更没有坚持诗礼传家，做科举榜上常客的准备。因而家族先顺科举兴，后失科举衰，在科举开辟的阶层流动中，上下起伏。

04

结 语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封建时代读书人最需要关注的就是人才录取制度的变革。科举制度在今人看来是当时最为合理之安排，局中人却限于本人视角，常常有其他判断。

科举取士不讲门第出身，不论地域贫富，将所有人放在同一起跑线上。徐氏家族起于微末，靠短短三代人的努力就攀升到政府的高层，体现出科举的公平与公正。家族天赋的回归平庸，门荫入仕的诱惑，对科举投入的不坚定，科举录取标准的流动性，又让徐氏家族乱花渐欲迷人眼。最终因科举投入不足等原因，整个家族在徐谓礼努力的带领下无奈回归平凡。

家族想要长久兴旺，掌舵人必须看清时代的大趋势并紧紧跟随，方可增加家族不掉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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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南宋科举与徐谓礼家族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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