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父亲林藜光不在的岁月里：怀念母亲李玮

网上读到王启龙先生《佛学家林藜光学术与生平杂考》，引用了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提及她与钱锺书先生一家在巴黎的留学生活部分：“巴黎的中国学生真不少……与我们经常来往的是林藜光、李玮夫妇。李玮是清华同学，中文系的，能作诗填词，墨笔字写得很老练。林藜光专攻梵文，他治学严谨，正在读国家博士。”王先生继续写道：“杨绛先生所说的与他们过从甚密的林藜光夫妇，如今的学术界大概都不知道是谁了。尤其是林藜光，这位曾经让旅居中国的爱沙尼亚籍梵文大家钢和泰男爵（Staël-Holstein）大加赞赏，也让其导师——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P.Demiéville）非常器重的中国学者，今天知道他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

杨绛先生提到的“清华同学”李玮是我的母亲，她是四川成都人，出生于清光绪三十五年（1909）。1929年，母亲为看望姐姐而来到厦门大学，其间结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父亲林藜光。1930年，她考入清华大学国文系，1934年毕业后，赴绥远（今呼和浩特）任中学教师。1936年4月赴法国巴黎与父亲成婚。翌年4月生下了我，由祖母取名林祖希（后由母亲改为林希）。母亲遵循传统妇女的原则，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

我成年后曾听母亲说，靠父亲那份微薄的工资是请不起保姆的。就这样，在我出生后没几天，母亲就不得不下床料理家务，落下子宫脱垂的终生疾患。每天除照顾我外，买菜做饭、打扫房间都由她一人承担，一切都打点得井井有条。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年，生活虽然不富裕，但也还算安稳。

然而，好景不长。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翌年6月，德国又闪击荷兰和比利时，接下来就轮到法国了。1940年夏，当德军逼近时，巴黎市民纷纷踏上逃难之路。父亲担心他所任职的东方语言学校南迁，决定全家南下。当时公共交通已基本瘫痪，大部分时间只能步行。父亲推着我那破旧的儿童车，车上堆放着他的手稿。因当时我才三岁，父母不得不轮流抱着我。在一封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7月20日写给友人的信中，母亲对那次逃难的经历有这样的记述：

于六月十一日始离巴黎出走，但是时南行铁路已不通车，不得已乃徒步登裎（希儿坐在他的小车上，大家告诉他我们去旅行去）；同行尚有二三友人；行至埃唐普（Etampes），距巴黎五十公里，始搭上火车，然以行军关系，火车迟迟不能前进，数日后始达昂古莱姆（Angoulême）；到此，车便不能通行矣，距目的地——波城（Pau）尚远也，遂留此间。在此得遇数青田商人，得其帮忙不少，殊令人心感。现在此城外沙朗特（Charente）河畔一乡人家赁屋数间小住，河畔风景清幽颇舒疲劳；此间为德军占领区；回巴黎尚容易，现已通车，不日又将作返巴黎计矣。回忆此次出走沿途所受困苦虚惊，不啻一场噩梦也。……鄙怀阅报知欧陆战事影响中国抗战前途，殊可忧也。

前不久，在整理父母当时写给友人的书信时，才发现父亲曾在一封信的边角上将艰辛的逃难历程概括为十个字：“力尽知儿重，途长恨稿多。”

后来随难民潮回到巴黎时，母亲在致友人的书信里写道：

我们又回到巴黎了。早知道他们是不抵抗主义，何必多此一行呢！……回到巴黎来反而有点惆怅了！巴黎一切依旧：参天的铁塔，巍然的华表，可爱的公园都保持着他们固有的庄严和美丽，只是在八月的太阳暖照之下，巴黎显得十分萧条，出走的居民还有好些没回来，街车是绝了迹，偶尔听见隆隆的声音，无非是异国的飞机掠过占城。黄昏出去散步，看见家家掩着大门，路断人稀的情况，感到无限凄凉，使人想念祖国，想到老杜的“国破山河在”，但愿祖国抗战到底，抗战胜利！

说到生活方面，巴黎比从前差多了：一切粮食、油、肉、蔬菜都很缺乏，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听说冬天一到还要恐慌咧！德军占领时期最缺之者，食物之外则为燃料，而巴黎冬季又甚长也！

对那漫长的、苦不堪言的岁月，母亲有许多辛酸的回忆。她每天都得到附近的菜市场排队买菜。那年头物资十分匮乏，有些法国家庭妇女还会对她投以冷眼，甚至互相嘀咕：“这个安南人和我们争食来了！” 这里提到的安南，是当时尚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中部地区，具有歧视性含义。那几年的冬天奇寒，燃料又奇缺；因天天下厨房，母亲双手长满了冻疮，但她总是尽最大努力，保证一家三口每天的盘中餐。为了支撑父亲繁重的研究工作，为了照顾幼小的我，为了生存，她什么都能忍受，默默地操劳着……不仅如此，在父亲长达十年的研究工作中，母亲还成了他事业上的好助手。

母亲擅长诗词，在苦难的岁月中，她曾以作诗填词来抒发对故国的思念、排解心中的郁闷。以下抄录写于1940年除夕的一首诗：

《卅年除夕》（此处“卅年”即“年三十”）

关河万里苦栖迟，

惆怅天涯又岁时。

郁郁客怀空荏苒，

悠悠乡梦总参差。

经年故国音书断，

落日孤城画角悲。

沧海横流殊未已，

东归何日问程期。

我成年后，从母亲的只字片语中获知，那年头如同行于暗无天日的隧道，不知何日能走到头；父亲的健康又每况愈下，令母亲十分担忧。因操劳过度，且营养失调，加上对祖国和家乡亲人的思念，父亲终于1945年旧病复发，住进法国西南部高山上一个偏僻的疗养院；其间，母亲前往探视。关于这段凄楚的经历，母亲曾留下这样的记述：

去冬卧病医言积劳成疾，须迁地疗养，乃于今年正月初旬赴ISERE省一高山（ST HILAIRE-DU-TOUVET）之疗养院将息焉。四月初玮赴院省视藜光。见其形容消瘦；心窃忧之。然偶与余谈及学问犹神采奕奕。未敢疑其有他也。居七日以春假将满，凄然别去！四月二十八日晨忽得医院来电谓藜光病革。当日即与戴密微师搭车赶赴ISERE，翌日下午三时余始克抵院。就知藜光已于是日黎晨舍玮及其爱子溘焉长逝矣！呜呼痛哉！

父亲终告不治，病逝于1945年4月29日，享年仅四十三岁，离二战结束只差两天……

父亲病逝后不久的一天早晨，汪德昭先生的夫人李惠年女士曾带着儿子欧瑞前来慰问。记得客人进屋后，母亲正在我们平时吃饭的那个房间里扫地，她低着头，边扫边强忍抽泣……我当时只有八岁，不能感受母亲撕心裂肺的巨大哀伤，但这凄楚的一幕却留在我内心深处，并伴随了我一生。母亲是坚强的，此后漫长的岁月，我只有一次见她流过泪。

母亲毕业于清华大学国文系，这一资质使她于1945年经法国教育部聘请，接任父亲在东方语言学校的教职，并一直执教至1952年归国前不久。其间，母亲撰写的论文《王国维的生平与作品》[Wang Kouo-Wei(1877-1927):Sa vie et son oeuvre]于1948年在巴黎大学获通过。还记得当时我上小学五六年级，有一两次生病了，但母亲要去东方语言学校授课以挣钱养家，无法在家陪我。她事先给我买一份画报打发时间，然后再锁门离开。从住处至那所学校步行需走半小时，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接替父亲的教职后，每天都能打起精神去工作。

我上中学后，也是每天一个人回家，做完作业就在家等母亲傍晚回来。有时，她会给我一点钱以便放学后去买一块面包，只当是下午吃的点心（goûter）。父亲去世后，我和母亲待在一起的时间少了许多，但慈母的心始终守护着我。自那时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现在年事渐高，忆起往事，对母亲总是那样感念不忘。

父亲病逝后不久，有一位法国梵文学者曾登门拜访，希望母亲出让先父遗留的一些已经绝版的学术书籍；这位访客还表示，愿以美金高价支付。但母亲予以婉拒，因为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将先父所有的学术书籍都捐赠给祖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至1951年间，受新中国影响的中国留学生和爱国华侨成立了“巴黎中国学生会”，宣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并组织各种相关活动，如学唱革命歌曲、排练国庆节演出、成立华侨子弟中文补习班以及后来的夏令营等。母亲在学生会任干事，并有长期教学经验，主动承担起该补习班的授课工作。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同年9月，我国特命全权大使伍修权在联合国对美帝国主义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他义正辞严的演说在海外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中引起极大的反响，大家奔走相告，感到从来没有这样扬眉吐气！母亲感受也是如此。这进一步增强了她早日回国的决心。自此，她加紧攒钱，以便购买我们母子二人回国的船票。

1952年11月10日，母亲和我由海路启程归国时，随行托运了装满父亲书籍的两个大木箱。抵京后没几日，便从天津海关提出那两箱书。

这些学术书籍共一百册，于1953年2月20日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那一天，母亲终于了结了自己的这桩心愿。

令人欣喜的是，父亲林藜光逝世七十年后的今天，这批图书并没有被人遗忘。北京大学法语系的研究生导师孙凯老师于2016年春写给我的信中提到：“我是林藜光先生遗书的受益者，如果没有林藜光先生遗留、您母亲李玮先生馈赠北大的那批图书的滋养与加持，我的博士论文（尤其是‘佛陀多语说’部分），是无法完成的。”

经孙凯老师介绍，位于法国东方语文学院（Inalco,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的多学科佛教研究中心（CEIB,Centre d'études interdisciplinaires sur le bouddhisme）于2017年初决定，将其年度学术讲座命名为“林藜光佛教研究杰出学者讲座”。这一动议由该中心主任、2016年曾在北京大学文研院访问的汲喆教授提出，并得到该中心学术委员会的一致赞同。该讲座每年邀请一位佛教研究的国际知名学者，在林藜光生前工作过的法国东方语文学院，就佛教研究的前沿问题做一次公开演讲。

汲喆教授在有关该讲座的中文介绍中，对林藜光著作有以下评语：

唯其研究古义深奥，更因其英年早逝，所学未免后继乏人，多年来在中国几被遗忘。所幸者，最近数年间中国学人开始注意到这位前辈的工作，其著作亦得以在中国影印出版。“林藜光佛教研究杰出学者讲座”在法国的设立，呼应了中国学界对林藜光的重新发现。

在此，谨向孙凯教授和汲喆教授深表谢忱。最后还应提到的是，法系东方学在父亲林藜光离世七十多年以后终于迎来了传承的曙光，一些有志于尽快建立一个法系东方学团队的学子正在茁壮成长，学成之后，必将为此一研究领域的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母亲于1953年夏分配到人民大学外交系法语教研室担任专修科法语教学工作；1955年，外交系从人民大学独立出来成为外交学院，母亲也随教研室转到该院，继续从事教学，后升为副教授。当时到外交学院学习外语的都是调干生，母亲能根据教学对象的特点而因人施教，工作始终兢兢业业；1957年春，她出席了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她曾积极参加下乡劳动，其间创作白话诗多首，其中两则写于1959年在密云劳动时，抄录如下：

《在密云参加秋收》

我来密云，秋收时节，

谷子已黄，玉米壮茁。

清晨荷锄，岗上割谷，

朝露未稀，晶莹欲滴。

日暮归来，清溪濯足，

夕阳衔山，谷风习习。

《摘棉花》

似花非花，比雪还白，轻盈朵朵枝头摘

汝是人间第一花，

价值不在香与色。

1969年，虽年事已高，母亲仍主动要求到外交部的江西上高“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至1972年方返京。其间曾赋诗多首，选抄两首如下：

《长岭风光一瞥》

环山池沼明如镜，

野阔天低山远近。

山光水色交相映，

晴日登高试远眺。

四山景色画难描，

菜花黄灿秧苗高。

《早起观日》

独上高丘观日出，

万千气象瞬息殊。

远山红霞近山雾，

此景只宜入画图。

自1979年4月以后，母亲不再上讲堂，转而参加几部工具书的增订、改编，其中有《法汉国际生活使用词典》《法语会话教材》（供本院专修科用）以及《法汉成语词典》，直至1990年，并于同年退休。此前，她曾于1984年和1985年分获高教部和外交部颁发的奖章和证书，表彰她为教育事业辛勤工作三十年；1990年又获《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颁发的“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年荣誉证书”。

母亲于1992年5月初病重住院。去世前几天，她已不能进食。一个早晨，当我喂母亲米汤时，她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我修得好啊……”自我懂事以来，最担心的就是母亲永远离开我的那一天，而这一天终于无法回避地到来了。母亲于1992年5月21日中午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一些生活琐事，从幼年的记忆中浮现眼前。1945年4月29日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毅然从深深的哀伤中站起来，接替了父亲在巴黎东方语言学校的教职，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她的勇气赢得了法国朋友的好评，他们赞扬她敢于独当一面（C'est une femme indépendante）的精神。母亲在该校执教，除解决我们母子在战后经济萧条时期的生存问题，还须严格计划每月开支，为的是攒下将来归国的费用，日子仍然过得很拮据。父亲去世后，母亲出去采购生活用品时经常带着我。作为亚洲人，我们可以凭证件到不同的粮店购买大米。当时我虽然还小，但毕竟是男孩子，且已经懂得自己应当帮母亲做点事，所以每次都带着一个大口袋往回背米。几十年过去了，母亲去世前一两年，曾几次对我说：“你父亲去世后，你才八岁就帮我擦地板了……”

母亲性格开朗、乐观，待人宽厚。在她的一生中，不管精神多么痛苦，不管生活多么艰难，她都努力自己排解，从不给家人增加烦恼，归国后长时间等待分配工作时如此，对待适应新环境和职业转轨等问题亦如此。母亲始终任劳任怨，勇于担当。她用一首五言诗抒发了自己的情怀：

《年近古稀欣然有赋》

古稀今不稀，

益寿达期颐；

但愿人长久，

高吟盛世诗。

谨以此文寄托对敬爱的母亲的无限思念，愿她在天之灵永远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