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论坛丨新时期文学与我们的时代

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2018年11月15日，由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上海戏剧学院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论坛·文学学科分论坛——文学与时代”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本次活动由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栾梅健教授主持，王安忆、陈思和、程光炜、丁晓原、文贵良、周玉宁等知名作家与学者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文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尝试为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思想力量。

四十年的小说创作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从文学创作者的角度就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创作阐发了自己的观点。王安忆认为，自新文学发端以来，过去的四十年是一个稳定的时代，职业作家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持续性写作”则成为一种文学写作方式。时至今日，反思过往，类型小说的缺失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的问题所在。对此，王安忆立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将视点拉回到五四时期，从左翼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对立开始讲起。

在王安忆看来，担负启蒙责任的左翼文学占据了文学史话语的主流，我们所要纪念的新时期文学则是在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学脉络当中稳健发展，带有知识分子化的对现实的批评、对民众的救赎等依旧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的主题。但在这一脉络当中，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则被排除在主流之外。如此，未曾承担“社会任务”的小说在文学史上的中断，使得中国的类型小说尚且处于孕育阶段。故事在小说中消亡了，于是在过去四十年的新时期文学中，自我经验支撑着作者创作小说。当生活走向平稳之后，自我经验的缺失使得小说从社会走向学院，“小说本身是世俗讲故事的活动，进入到学府后则承担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故事，然而责任感则逐渐从这些故事中抽离了。小说是世俗的，跟你我他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脱离了日常生活的故事很难与读者产生共情，非常损失。”王安忆不无担忧地说。除此之外，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介入或多或少对创作产生消极影响；而从西方获得对于现代化的崇敬与想象依旧是当下的问题所在。国际奖项的评选为作者、读者提供了一种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然而这一价值判断背后似乎并非仅仅只有文学的因素。因此王安忆认为，文学创作者和接受者需要以警惕与批判的眼光来对待“国际奖项”与其评选机制，不要“迷信”，避免随波逐流。

新时期初期文学的“现代文学传统”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程光炜教授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角度切入，重返新时期文学初期的历史现场，就现代文学对改革开放后作家创作产生的影响进行了一番深入的探讨。

在程光炜看来，十七年红色经典作品质量的参差不齐、西方文学作品与中国文化和心理的隔阂，使得新时期初期的青年作家师法于本国现代文学作家。与此同时，在历史语境的影响下，彼时的文学创作者热衷于“去政治化”的创作，与十七年文学不同的新的审美意识由是产生，而现代文学则能给其以营养。再者，新时期初期的青年作家以“创作纯文学、优美的新时期文学作品”为己任，怎样创作贴近中国人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的小说成为他们思考的问题。师法于前人小说创作手法，从非主流作家身上汲取营养似乎成为一条路径。在上述原因的作用下，中国现代文学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紧接着，程光炜以贾平凹师法于沈从文，王安忆师法于汪曾祺，铁凝师法于孙犁等为例，再次以丰富的史料佐证了现代文学对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文学的影响。

“与其谈论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不如说是现代作家及其作品打开了新时期文学创作者心灵的天窗、文学的天窗。这次历史相遇，使不少青年作家免走了很长一段弯路，思想见识和文学趣味很快回调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水准上来，这个当代文学史的罕见的洼地，就这样被滚滚向前的时代思潮迅速填平了。”

散文报告文学——与时代同行中的价值生成

作为“七七级”大学生，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常熟理工学院丁晓原教授则切合自身的经历与体验，以报告文学为考察对象，从非虚构的角度切入，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进行了一定的梳理。

在丁晓原看来，过去四十年的报告文学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是诗与思的结合；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在时代的影响下逐渐走向内敛；而到了新世纪，随着新闻媒体的转型，报告文学不再依赖原有的载体，转而关注非虚构叙事本身。紧接着，丁晓原以徐迟的代表作《哥德巴赫猜想》为例，说明报告文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到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与此同时，丁晓原认为报告文学也承担着记录历史、存储记忆的功能。或许没有绝对的真实，但历史的蛛丝马迹在文学中得到了保留。与知识分子化的小说创作相似，报告文学也积极地介入、批判、反思时代，对此，丁晓原提出，发掘报告文学背后的意义与价值是文学批评者在研究时着力的方向。

辉煌的文学时代

与丁晓原相似，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亦是“七七级”的一员。作为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亲历者，陈思和带领与会者回到彼时的历史语境中去体悟改革开放与文学的相互作用。

从卢新华《伤痕》的发表到刘心武《班主任》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陈思和还原了新时期初期文学产生的历史样貌，以打破人们对于文学史的单一想象。 “新时期的文学不是个人产物，而是在时代的影响下完成的”，陈思和感慨道，“旧的理论体系崩溃，新的理论体系尚未产生，以卢新华为代表的作者或许无意间触碰到了时代的痛点，于是文学讲述出了整个时代。所以在时代转型期，文学起到了独一无二且无法忽视的作用。” 紧接着，陈思和以寻根文学代表作家的创作为线索，讲述了八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文学的样貌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

“过去的四十年是中国文学健康成长的四十年，但对新时期文学深刻研究的缺少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问题所在。随着媒体的发展与转型，我们必须意识到文学需要与同时代的齿轮相吻合。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有限的，研究当下、研究同时代文学，把这个时代人们最需要的东西揭示出来，这是我们文学研究者需要做的。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核心是解放思想，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去创作是当代文学书写者应当坚守的理念。”

多元共生的文学景观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文贵良教授主要从翻译文学的角度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文学作以研究。

晚清以来，翻译文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尽管战争年代以及“文革”时期，翻译作品相对较少，但整体来看，翻译文学的数量呈现递增趋势。改革开放后，翻译文学可谓占据了文学市场的半壁江山。翻译者的身份，也从晚清、民国时期的“兼职型”（兼具作家、翻译家双重身份）转而为改革开放后的“专职型”翻译家。在文贵良看来，“作家”“翻译家”双重身份的分离对于作家创作而言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作家或许能更加关注创作本身，并不断追随创作手法的更新。与此同时，文贵良对晚清以来的翻译文学进行了梳理。以鲁迅《域外小说集》为例，晚清民国时期的翻译者主要以“文学趣味”为导向进行翻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灰皮书、黄皮书则以国家意识形态为导向影响翻译者的文学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引导翻译工作的因素经历了从“文学趣味”到“市场需求”的转变。就“市场”对文学翻译工作的影响而言，利弊相依。

与外国文学“走进来”同步，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也加快了走出国门的步伐。对当代文学的持续跟踪翻译、外籍华裔作家在文坛上的活跃等现象对于中国文学被世界所接受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文贵良看来，中外文学的交流与互动或许会碰撞出新的火花，而这一新元素将会为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理论与创作的互动

《文艺报》理论部编审周玉宁老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四十年的积累，思想界启蒙的不断发展、写作界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的层级进步，使得当下的文学写作俨然呈现出枝繁叶茂、形态各异的局面。但全新的阅读方式——“智性阅读”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在周玉宁看来，“智性阅读”一方面体现在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读者的阅读行为愈发理性；另一方面，写作空间的扩大化提高了写作难度；外加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造成阅读时间严重缩水，如此种种使得当代文学创作者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这是一个开启智性阅读的时代，这个时代也孕育着新型的写作人才，适应着新型社会的到来，所以智性阅读的开启意味着全新的写作和阅读，也许对社会进步会有进一步的影响。”周玉宁以对未来文学创作与阅读活动的积极展望结束本次论坛的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