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评｜3.9万元彩礼“红线”划出了什么

江西崇义县近期出台“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礼遇机制，推进婚俗改革，通过给新人家庭提供子女入学、交通出行、健康体检等正向激励，为爱“减负”。

根据当地公布的政策，男方给女方的聘礼、礼金为零或不超过3.9万元即为“零彩礼”“低彩礼”，而“零彩礼”“低彩礼”夫妻的子女（含农村户口）持礼遇卡可在学前、义务教育阶段，在全县范围内按照第一顺序择校入学。

将彩礼和入学优惠政策绑定，这一招足够新颖也足够吸引眼球，所以新闻一出就迅速登上热搜。但也因为这一政策的逻辑跳跃过大，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彩礼和子女入学到底有什么关系？

而这其实也关联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备受吐槽的天价彩礼，是怎么产生的？究竟应该怎么治？

治理天价彩礼的迫切性

近些年来，天价彩礼的话题频频引发热议。近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黄振华教授及其团队发布的《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在调查的119个村中有超过四成村庄存在“剩男”婚配难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一大原因就是，部分省份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婚姻市场存在“天价彩礼”现象。

例如，鲁西南某县城的彩礼数额从2020年的18.8万元一路攀升到2023年的“3个9万9”，额外还有在县城买房、买车的要求，相当于正常农村家庭两个劳动力外出打工5—7年的积蓄。

在一些引起社会关注的案例里，人们也不难发现天价彩礼造成的恶劣影响。2019年江西某市，男方为凑够彩礼22.8万元、“打金子”钱3.5万元、见面礼4万元而借债，女方得知后表示反悔，最终因为退婚退钱产生纠纷，酿成悲剧。更值得注意的则是新闻里的一句话，“22.8万元彩礼在鸿塘镇（新闻发生地）属于中等水平”。

在一些经济并不富裕的地区，由于男女比例失调等多重因素，一路走高的彩礼不仅造成农村男女的婚恋困难，还时常造成纠纷甚至是恶性伤害事件，可见天价彩礼的治理确有其迫切性。

2020年民政部印发指导意见，强调开展对天价彩礼、低俗婚闹等不正之风的整治；2022年8月，八部门联合发布《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要求有效遏制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在部分地区持续蔓延势头。

今年2月1日，最高法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新规针对借婚姻索取财物、结婚后“闪离”等情形彩礼纠纷如何处理等情形加以明确。目前，治理天价彩礼已经形成了全国层面的共识。

从这个角度看，江西崇义县推出的“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礼遇政策，也是一种移风易俗的努力，其初衷值得肯定。

治理天价彩礼，到底难在哪儿

客观来看，彩礼的形成受到风俗习惯、城乡结构、收入模式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是在历史积累中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比如，无法忽略的一个现实就是，天价彩礼高发的地区往往是一些省市的农村、乡镇，由于人口流动、外出打工的便利，部分区域的青年男女比例存在相当程度的失衡，彩礼也是这种比例失调在经济层面的反映。

加之彩礼的存在根深蒂固，尤其是在一些相对封闭的、受到传统观念深重影响的乡土社会里，让普通家庭完全抛弃彩礼，这在观念上的冲击过大，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

所以，整治天价彩礼，其实也需要对彩礼抱有某种“了解之同情”，理解其现实的根源，制定阶段性目标，循序渐进地解决问题。类似的情形，其实也包括人情攀比、大操大办等。

目前允许彩礼但限制金额，成了很多地方采取的治理方式。江西抚州就规定，彩礼不能超过具体地区村民人均年收入的三倍；四川凉山则规定，彩礼最高不超过10万元。

虽然这些“限高”的彩礼金额仍不低，但对于民众来说相对容易接受一些。加之制定了标准，让民间彩礼的金额更有据可循。但是，彩礼标准如果制定得过于随意，完全和当地的基本状况脱节，其实也就失去了指导的意义。

有网友也提出疑问：江西崇义县制定的3.9万元“低彩礼标准”，从新闻报道里并不容易看出具体的依据是什么。是否和家庭年收入相关？还是依据经济发展状况？无论如何，彩礼标准的确定还要有科学性，不能脱离当地的实际情况。天价彩礼当然需要治理，但也是个精细活，在一纸通知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彩礼和择校关联是否公平？

江西崇义县出台的“零彩礼”“低彩礼”家庭子女可优先择校，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争议点就在于以往彩礼治理集中于金额本身，而现在则向其他的公共资源蔓延，尤其是格外敏感的教育资源。

其实这背后的逻辑并不难懂。彩礼某种程度上是夫妻一方向另一方提供的“保证金”，用以保障未来的生活水准，教育支出当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如果要治理天价彩礼，那么公共资源也要做出更大的倾斜，为民众生活提供更多的保障，降低彩礼本身的存在价值，这当然是一种能够逻辑自洽的思路。

但对教育资源的分配来说，公平却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则。因为上一代人的彩礼金额，让下一代接受的教育资源有所区别，这是否合情合理，还值得商榷。也难怪这套规定显得格外扎眼，让一些人觉得无法接受。

另一个问题则是可行性。彩礼是有私密性的，如果关联了过多的公共资源，人们为了冒领，有可能让明面上的彩礼转化为“台面下的交易”，去虚假申报所谓“零彩礼”“低彩礼”家庭。

就像有网友提出的，人们可以不用彩礼的名义，而用改口费，或是给房产、汽车、金银细软等实物的方式，变相地抬高彩礼。

这就有可能造成某种隐患：非但没有降低彩礼，反而给一些家庭可乘之机，通过隐瞒真实状况，占到了公共资源的便宜。当地部门如何去识别、认定“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恐怕也是个考验。

当然这些只是舆论的担心，但当地确实也有必要听取意见，更好地完善规定、堵住漏洞，不至于让政策初衷悬空。

总之，对天价彩礼的治理，既要多尝试、多总结经验，也要认识到城乡差异的现实性。将治理与引导相结合，真正通过思维理念、社会习俗的改变减少天价彩礼的存在空间，才能让婚俗改革的成果更加扎实和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