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在福岛，追寻答案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2月26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宣布，将于28日开始对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进行第四次排放。澎湃新闻记者持续追踪排海动态，并前往福岛县当地探访。

从东京乘坐特急列车，不到3个小时就抵达了福岛县南部的磐城，汤本车站里十多个穿校服的少男少女嬉笑打闹，角落的便利店人来人往，小候车厅里充满了烟火气。靠墙的书报架上一片蓝色，插着十多张不同的明信片，印着福岛县海上活动的介绍——冲浪、环海骑行、海滩瑜伽……和旁边长凳上读报的老人攀谈，问日本核污水排海对这些海上活动是否有影响，爷爷注视着我说：“没关系哟。”

此后一周行走在福岛县各地，向路人或直接或间接地问及核污水和核电问题，回复不一，有说“不清楚”、“担忧”等。由于当地少见外国游客，我经常被问从哪里来，介绍来自中国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台湾？”说明从上海而来，也有福岛人好奇地问上海当地对日本料理的态度。

采访的第一站来到了福岛县南部的磐城市，磐城市的汤本拥有丰富的温泉资源，几乎每家旅馆都可“泡汤”。出乎意料的是，预订住处时已有好几家旅馆客满，只能选择一家较小的传统日式旅馆，房间没有单独卫浴，一楼设有公共的温泉澡堂。负责澡堂清洁的大叔正坐在大堂休息，我向大叔打听附近渔港的情况，他突然来了兴致，谈到自己酷爱海钓，去过福岛不少渔港，并介绍了附近渔港的情况。听闻我们想要出海，第二天他带来自己私藏的鱼钩和钓鱼杂志送给我们，并建议先去最近的小名浜渔港看看。

小名浜渔港不大，清晨的海边坐了不少垂钓客，一位头发花白的爷爷坐在小马扎上，一手吸烟一手把着鱼竿，不时和渔民打招呼。他告诉我，在这里钓鱼20多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在这一带活动的基本都是几十年的老相识，互相很熟络。

我们在渔港逢人便热情打招呼、行色匆匆地寻觅采访对象，屡次被问“从哪儿来、来做什么”。有几个穿着防水连体衣的渔民正在聊天，我们凑上去加入，并试探性询问了一对老夫妻，能否跟他们一起出海捕鱼。夫妇俩说，捕鱼结束还有第二份工作要做，便匆匆走了。我们转而和旁边渔船的父子俩攀谈，最初他们不太搭话，埋头整理渔网。在我们表达了对海钓和出海的浓厚兴趣，提出想要乘船出海看捕鱼后，戴着棒球帽的松原答应了请求。

次日早上4点多，我们赶到渔港等待，看着好几只船陆续出港，还不见松原父子的身影，打电话无人接听，越来越担心被爽约，开始盘算预约海钓的替代方案。过了一会，他们开着一辆小皮卡到了，给我们递来救生衣，船驶向大海。

澎湃新闻记者正在拍摄。

一开始在甲板上轻松地闲聊，但随着船驶向海的深处，海浪汹涌，眩晕感袭来。即使提前吃了晕船药，我也只能一直靠在船舷上不得动弹，我们的摄影记者还在坚持拍摄收网捕鱼的过程。我尽量望向远方，试图让自己精神一点，否则就浪费了在船上的对话机会。但是或许不适感已经挂脸，松原一边拉网一边问我是不是晕船了，说他儿子开始出海的第一周也晕船，而我已经说不出话来。

父子俩收了四五张网，收获了十多只伊势龙虾，不到一个小时就返程了。船靠近港口时，有渔协负责收集检测样本的工作人员，还有几个街坊邻居站在岸边，远远看到我们几个陌生面孔连声问“是什么人”。直到船停下，岸上有人发现我的脸色不对劲，关心我的身体状况。而我听到渔协工作人员嘟囔“如果是记者的话就不好了”。

在小名浜渔港，随船出海。

上岸后，天色亮起来了，我们在谈话中两次提到核污水，空气凝结、回应寥寥。为了缓解气氛，我们买了咖啡和早餐送给松原父子，而他们则执意要将几只当天捕捞的伊势龙虾送给我们，装在泡沫箱里，并用海水淋湿的报纸盖在上面保湿。我们逛过附近的水产市场，知道这些龙虾价值不菲，但也的确很难拒绝父子俩的热情，过意不去便邀请松原父子一起吃午餐，一方面想要答谢，另一方面也想更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

在渔港边一家以水产刺身为招牌的餐馆，我和另一位同事不约而同点了熟食，而松原父子都点了鱼刺身盖饭。松原看着我们的餐食说了一句“你们不吃刺身呀”。我突然反应过来，猜想他会不会认为我们担心当地水产的安全。我们边吃边聊家常，但感觉始终没有让他们放下防备。于是吃完后之又厚着脸皮请求去他们家里，看一看如何手工编织渔网。距离渔港15分钟车程就到了他家，新建的别墅显得很气派，院子里停着两辆车，其间是鹅卵石铺的步道，装饰精致，可以看出他们一家人生活非常富足，冲破了心目中朴素渔民的刻板印象。

短短两天萍水相逢，与这对父子告别时仍心有不甘，直觉告诉我，他们还有心里话没有说出口。

福岛县经历过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和核事故的巨大创伤，至今仍未愈合。日本政府大额拨款全力推进复兴，媒体营造出支援福岛的舆论，在这样的氛围下，即使是对核污水排海持反对立场的福岛人，面对记者也显得很谨慎，多个民间组织和从事核科学相关研究的专家均以委婉的方式拒绝了采访请求。

丹治杉江是我们极力争取的采访对象，她是日本首起叫停核污水排海的诉讼原告代表。三次电话沟通后，她同意接受采访，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和诉讼的代理律师一起。由于丹治和律师的日程冲突，再三协调后丹治同意单独接受采访。我们驱车一个多小时赶到郊区的一座寺庙，丹治在那里的一处资料展览室做志愿者，我们交谈了两个小时建立了信任。她告诉我们之所以特别谨慎，是因为担心不客观的报道会激起过激的舆论，容易让更多日本民众远离核污水排海议题，但是她又希望让更多人知道福岛人的抗争。因此她再三强调，希望我们可以冷静叙述。

丹治在接受采访后驱车带我们去往双叶町和大熊町，探访辐射量超标的“归还困难区域”（即禁止居民返回居住的区域）周边，那里草木疯狂生长，人迹罕至，唏嘘之余感叹自然的强大力量，而人类是何等渺小。

一路上，放射性检测仪的数值不停波动。虽然我们出发前购入了防辐射服，但是担心过于引人注目一直没有穿，也觉得时间很短没有必要。丹治继续带我们参观了“东日本大地震与核灾传承馆”，她此前已多次到访，在馆外遇到工作人员时寒暄了一番，并介绍我们是“从中国来采访福岛‘复兴’”的记者。

福岛县双叶町“归还困难区”的荒废住宅已爬满绿叶。

生活在福岛县的居民，有人因一场毁灭性事故而坚定反核电，执着于向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追责，希望教训被铭记。有人认为应以复兴大局为重，试图去理解和支持政府的决策，期待一个新的未来。思考方式不同就出现了分歧，但是彼此心照不宣，因同为核灾受害者，一起面对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结束在磐城的采访后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北，来到了位于相马市的松川浦渔港，该渔港在相马双叶渔协的管辖范围，我们上门申请采访许可被拒，只能在外围观察，却意外遇到一个从韩国特地到福岛吃鱼的80多岁老爷爷，计划在福岛吃各种各样的鱼料理。他告诉我们，想在福岛吃鱼之后回韩国立即体检，看体内是否有放射性物质残留，如果没有则证实鱼没问题，如果有的话可以把他的身体用作研究，而他本人相信福岛水产是“安全的”。当地一家温泉旅馆的老板全程陪同他出行。这种“以身试险”的方式令人生疑，但由于现场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不乏一些警惕感颇高的渔民，担心媒体报道加剧日本官方宣扬的所谓“风评受害”，所以我们没能继续追问下去。

松川浦渔港，多只渔船到港。

除了与这位韩国爷爷的“奇遇”，我们还在浪江町的“希望牧场”巧遇一个波兰旅行团。旅行团的波兰导游说，很多游客对福岛感兴趣，因此将曾经受过严重核污染的牛牧场作为参观地点。游客们听牧场管理者吉泽正巳讲述在核污染区与牛相伴的故事，大受震撼。而我们在采访过程中能够明显感受到，吉泽的言语熟练如同演讲一般，甚至还将一些图片印制出来展示。在介绍的末尾，他发了一册制作精良的绘本，里面画的正是他的经历。令人惊讶的是，绘本作者是日本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森绘都。

这位牧牛人的故事显然已经吸引了广泛关注，他对家乡和牧场的感情令很多人动容。但是当我问到对未来的期待和规划时，他不再滔滔不绝，称其所在的浪江町没有可期的未来。这让我感到震撼，如果真的热爱这片故土，又怎会毫无期冀，一场核灾究竟给他带来多大的冲击。

为了接近核灾的核心现场，我们一直试图更接近福岛第一核电站，但其周边设置了通行限制，阻碍重重，途中还遇到警车巡逻跟随，有惊无险。最终我们去到了距离核电站不到4公里的海滩，想通过无人机拍摄核污水排海口上空的画面，但是当无人机接近核电站时，突然受到干扰失去控制，然后被强制返回。所幸拍摄到了一些画面，同事紧急在车上拷贝素材。此后又尝试其他路线，寻求直击核污水排海口附近海域，但止步于禁止通行的警戒线。

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4公里处的归还困难区。

最后临走前，我去了位于东京日本桥的福岛馆，里面囊括了各种各样的福岛产商品，当我和店员交流时，他表示能够理解中国民众对福岛产品的担忧，但在店里不能进一步表达个人观点，而是从柜台拿出一个彩绘红牛，是福岛县会津一带的传统工艺品，据称能带来好运和力量，将此作为礼物赠予，而我则在福岛馆购买挂耳咖啡给他作为交换。

在日本9天的时间，我们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对福岛的了解多了几分，同时也好奇于这座城镇的未来。在这个地方，很多问题既非科学可以评判，也非情感可以化解，我们在追寻答案的路上一直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