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情感时代》笺注

《情感时代：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与现代小说的兴起》，金雯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版，440页，95.00元

收到金雯大作时，我正在阅读一本小书《丰饶时代：18世纪英国文学背景》（The Age of Exuberance： Backgrounds to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作者唐纳德·格林[Donald Greene]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哥大英语系取得博士学位，后担任权威期刊《18世纪研究》[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主编）。2013年，我在该系访学时获赠此书——尽管它既轻且薄（全书连同附录、索引在内共一百八十四页），但作者立意高远、论述谨严且不乏理趣，正是我钟意的类型，须臾不离身畔。我随手拍图书封面发送，顷接金雯回复：她在写作过程中，颇有“一点点与《丰饶时代》对话”之意。一拍即合，仿佛两名同案犯擦肩而过，彼此心照不宣——此时哪怕多说一句，都是对十八世纪古典情感的亵渎。

很显然，金雯《情感时代：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与现代小说的兴起》所悬鹄的远不止于一部文学背景资料。从她“弁言”部分对本书写作框架的概述来看，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着重梳理情感史，对标似为洛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的《存在巨链》；下编重在文本分析，从理查逊、菲尔丁到斯特恩，与瓦特（Ian Watt）的《小说的兴起》选裁合若符契。再从行文风格看，与美国当代文论家倪迢雁（Sianne Ngai）的《丑陋情感》（Ugly Feelings，国内学界或译《负面情感》）又颇为相近——该书“导论”被收入新版《诺顿文学批评理论文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2018），与亚里士多德、朗吉努斯等先贤同框，堪称学者的无上荣耀。但正如倪迢雁本人所言，她的著作并非一部完整的情感史，而只是一部论文集，其主要目标“更多是理论意义上的探索”。在我看来，同样是理论探索（金雯声称，借鉴黄梅《推敲自我》，她“试图将‘现代主体’的问题精确到‘内心’概念的生产，并与‘虚构真实’概念相关联，对现代欧洲小说的兴起做出新的阐释”，192页。以下引自金著，仅标页码，不再另注），《情感时代》的科学性、体系性及实用性貌似更胜一筹。

刘意青教授在《情感时代》“序言”中写到，相对于上编的观念史梳理，下编对十八世纪中后期几位小说大师和作品的“情感”分析极为好看，也“最接地气”。刘老师是文本细读派，对于她的观感和结论，我完全同意。与此同时，我想补充的是，其实金雯上编的观念史和学术史梳理（包括情感术语辨析）也同样精彩。因为本书设定的主题宏阔，甚至不无“翻案”之嫌（要将具载书册的“理性时代”一变而为“情感时代”），一旦核心概念定义不清，或前后乖违，必定令人头目昏昏，莫知所从。洛夫乔伊在《存在巨链》中开宗明义，引入“观念史上一个有教益的反讽”：即“被一代人所引介的、有利于与之相适合的倾向和哲学兴趣的原则，常常证明它无可怀疑地包含着一种相反倾向的根源——它靠着其隐藏着的含意而成为它有意要维护的zeitgeist[时代精神]的摧毁者”。以“浪漫主义”为例，洛夫乔伊于1923年宣称该术语是“文学史和文艺批评的丑闻”，因为其概念含混不清，学者对它的涵义所给出的描述甚至完全相反。为了补救这一无序状态，这位观念史学家建议学者讨论时采用复数形式的“浪漫主义”（Romanticisms），以避免无谓的争论。

事实上，论及内涵之繁杂无章，“启蒙思想”与“浪漫主义”相较似乎不遑多让。长期以来，进步主义者对启蒙哲人（philosophes）大唱赞歌，并试图在美国革命与启蒙运动之间寻找某种延续性；保守人士则将启蒙运动视为“极权主义”的代名词，认为该运动的管理理性（managerial rationality）将某种“被管制的生活”强加于整个社会，这就无可避免地把社会变成了“普遍的集中营”；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狂热的后现代解读甚至断言，“启蒙理性主义并非通往自由、民主的工具，恰恰相反，它是压迫和暴力的工具”。正因为各家门派意见相左，杂然纷呈，迟至1985年，波考克（J. G. A. Pocock）在《教士与商业》一文中无奈宣称，“关于英格兰启蒙运动的史料编纂至今仍是空白”。与之相应，罗伊·波特（Roy Porter）在《创造现代世界》中直接建议，将“启蒙运动改为小写……最好使用复数（enlightenments）”。

好在金雯在爬梳史料的过程中始终头脑清醒，详略得当，并未被学界习见的门户之争及浩如烟海的“人类科学”知识弄得晕头转向（乔治·艾略特笔下的老学究卡苏朋则是典型的反面教材）。书中论及情感研究史，涉及生理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若干学科（比如在讨论斯特恩《项狄传》时，作者一口气列举了巴伐利亚化学家斯塔尔[Georg En Stahl]、瑞士生理学家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苏格兰生理学家怀特[Robert Whytt]和法国医生伯都[Theophile de Bordeu]等科学人士的思想学说，289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前人的论断：观念史的研究在范围上比哲学史更为宽泛，因为“这些观念或观念群的研究不仅涉及哲学，还涉及其他各种学科，涉及宗教、文学、艺术等各种文化现象”。当然，观念史这部分内容也未必要照着哲学史的写法平铺直叙，相反可以借助文学艺术样本进行“并举对观”（diptych），如论述菲尔丁由表及里的人物描写手法时，将其与由法国画家勒布伦（Charles Le Brun）和英国画家霍加斯（William Hogarth）开创的人物画艺术相对照，“用视觉形象向读者暗示现代人应该如何观看人物外表及人物所处的环境，如何融汇对现实景观的临摹与理想化想象”（253页）。或许，正如英国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说，当历史学家在寻求某种观念或假定其在某种哲学或宗教体系中的最初起源时，他应当着力寻求它在文学艺术中的表现，“正是在文学中，人类具体的见解才得到其表达。因此，当我们希望发现一代人的内心思想时，我们必须考察文学，特别是在它的较为具体的形式中进行这种考察”。

这也是本书“亮点”之所在。无论是对于“罗曼司”“哥特小说”等文学样式历史演变的考察，还是对“英国病”“活力论”（vitalism）等人文科学术语的溯源探究，金雯一方面能够做到“上穷碧落下黄泉”（傅斯年语）式的史料考证，一方面又能结合西方启蒙思想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文学艺术作品条分缕析，并且往往能将下编的案例与上编的观念巧妙结合，遥相呼应。比如“情感的建构论”一节提及十七世纪解剖学家威利斯和十八世纪切尼医生“都对忧郁的情感机制做过解释”（79页），后文在“启蒙时期忧郁观”一节则通过《项狄传》的疾病书写，对上述两位科学人士的观点从文化社会学角度（308页）和生理学（脑血管与神经系统）角度（310页）进行了深入阐发。上编提及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道德感”包含“浓厚的情感因素”（64页），下编则以葛德温《政治正义》及沃尔斯通克拉福特小说为例，论述真正的道德感（“善感性”）需要在关注自身感觉（its own sensations）和经由想象力感他人所感之间“达成平衡”（381页）。这样的前后照应，真正践行了“理论联系实际”，堪称样板。金雯在演讲报告中时常提及其学术研究的“有用性”，或即此之谓也。

刘意青老师在“序言”中除了认同《情感时代》“十分精到”的概念解析，还特别提到她本人在关于十八世纪苏格兰文艺复兴的相关著述中，曾言及弗朗西斯·哈赤（奇）森（Francis Hutcheson）对道德美学的探究，结果在“金雯著作的第一编第二章中看到对道德哲学和美学的探讨”，内心喜悦可想而知。和刘老师感受相似，我在阅读本书过程中也不断经历“似曾相识”的智力碰撞和惊喜，可谓名副其实的“悦读”——古人有“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之说，而我则不揣简陋，选取数例与读者诸君分享。这些杂感随想，仿佛浪漫派的“断章”，毫无章法可言，于金著亦无所发明，恐怕只能算是笺注或补白而已。疏漏之处，尚祈诸君见谅。

一、与“情感”对应的英文词有很多，包括affect，motion，feeling，passion等。从文论和文学研究的角度来分析，affect和emotion往往形成对立双方，affect指未经意识整合或意识过滤的主观感受，emotion已经转化为概念的感受。（60页）

笺注：金雯列举的“情感”同义词中，源于斯宾诺莎《伦理学》的“affect”一字学界歧义最多，未知可否统一译为“情动”？“passion”最初意指被动的情感，后引申为“心灵的激荡”，即休谟所谓“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如笛卡尔论希腊神话悲情女主美狄亚（“我知道更好的路，却追随那更坏的”）。“passion”另有义项指“受难”，此前有人将吉布森（Mel Gibson）主演影片“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译为《基督的激情》，误（当作《基督殉难》）。另外，同义词列表可以考虑增补“pathos”——古希腊经典政治语篇劝说模式往往包含信度（ethos）、情感（pathos）和逻辑（logos）等三个维度，黑格尔在《美学》讲义中将这种情理交融的统一体称为“pathos”，朱光潜先生译作“情致”，王元化先生后改作“情志”（借自刘勰《文心雕龙》）。我在“‘翻译’斯宾诺莎：乔治·艾略特《撩起的面纱》中的情感书写”（2023年厦门大学“情感转向”研讨会发言稿，未刊）一文中对上述词语辨析稍有展开。参见苏珊·詹姆斯《激情与行动：十七世纪哲学中的情感》“导论：激情与哲学”。

二、《蜜蜂的寓言》将人类社会比作蜂巢，认为个体被基于自爱的纯粹“激情”与“需求”所驱动，但整个社会仍然能够有序运作，“娴熟地管理每一个人的恶德，将有助于造就全体的伟大及世间的幸福”。（143页）

笺注：曼德维尔这部“毁誉参半”的作品断言“私人恶德成就公共福利”，然而正如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一样，后世对他们的评判大抵基于误读，以致谬种流传。为今之计，恐怕需要为之正名。事实上，曼德维尔的观点在当时并非离经叛道（书中提出的劳动分工和自由市场理论对苏格兰启蒙哲人哈奇森、休谟、斯密皆产生深刻影响），斯威夫特教长尽管在兴办慈善学校问题上曾与之激辩，但在一些经济学著述和政论中仍“部分赞同”其学说。像牛顿一样，曼德维尔在法国名声大噪，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伏尔泰的鼓吹（参见拙作，《蜜蜂的寓言：奥尔科特的工作伦理与情感经济》，《澳门理工学报》2021年第3期）。

三、法国拉法耶特夫人（Madame de La Fayette）的名作《克莱芙王妃》（La Princesse de Cleves, 1678）和英国女作家曼莉（Delarivier Manley）的《新亚特兰蒂斯》（New Atlantis，1709）是现代长篇小说的先声……对“内心”真相的探求不断延续，成为贯穿17世纪末女性作家的“情爱小说”（amatory fiction）的核心线索。（188页）

笺注：《克莱芙王妃》被称为法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小说”。由于小说是匿名发表，它的作者引发了广泛猜测，最后聚焦于两位著名作家：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和拉罗什富科（1613-1681）——二人恰好是情人关系。小说中的女主为摆脱公爵纠缠，宁愿选择“孤独以终老”。对于这一抉择，拉法耶特夫人无疑极为赞赏，正如她在小说结尾所说：“她的一生，虽然相当短促，但却留下了不可企及的精神力量的榜样。”这种精神力量，是此前的骑士小说、宫廷小说以及情爱小说等难以企及的高度，因为它代表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时更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同时，这种侧重描绘“精神真实”的笔法也为法国现代小说传统（从巴尔扎克、司汤达到福楼拜）奠定了基础。后世最能得其精髓的是十八世纪小说名家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其代表作为《危险的关系》——这两部相隔百年的文学名著，“同法兰西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密切相关，为法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做出了杰出贡献”，开西方现代小说之先河，因此颇值得玩味（参见拙作，《“危险的关系”：〈克莱芙王妃〉与古典时期的爱情》，《文艺报》，2021年10月13日）。

四、理查逊本人也是情感丰富之人，而且显示出18世纪常见的“忧郁”（melancholy）的症状，他的朋友英国医生切尼（George Cheyne），即《英国病症》（The English Malady，1733）的作者，将理查逊描绘为一个“疑病性忧郁症”患者（hyppo）。（206页）

笺注：据鲍斯威尔记载，约翰逊博士嘲讽戈德史密斯时常佯装“多愁善感”，仿佛染上了“英国病”——该词最初指代复辟时代感伤剧或滥情剧中矫揉造作的人物形象：他们因生活过度舒适导致倦怠麻木，甚至故作“忧郁”，无病呻吟。后来的批评家将其引申为：在社会失范（anomie）前提下，由于文化身份错位（displacement）而引发的忧郁、焦虑以及失语。伊格尔顿在《民族主义：讽喻与承诺》（“Nationalism： Irony and Commitment”，1988）一文中曾列举斯威夫特、康格里夫、伯克、戈德史密斯等名人，认为上述爱尔兰杰出之士无不罹患此病。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文学史一般认为戈德史密斯代表作《荒村》是“一首怀旧的田园诗”，这明显又是“误读”——事实上，“《荒村》结合了奥古斯都诗派风格与感伤主义情绪……是对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和严峻的反动”。从根本上说，戈德史密斯的“失语”症，一如斯威夫特的政坛失意，从根本上说乃是英国人种族偏见造成的后果。约翰逊等人嘲讽戈德史密斯的“英国病”，其实准确的表述应该是“病英国”（参见拙作，《戈德史密斯的“英国病”》，《中华读书报》，2021年7月23日）。又理查逊以描摹女性心理见长（对手攻讦他“气质阴柔”），约翰逊博士断言《克拉丽莎》一封书信中包含的“人性心理知识”远胜于菲尔丁全部的小说（参见刘意青，《女性心理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页）。

五、拿17世纪詹姆斯一世的表妹阿尔贝拉·斯图亚特（Arbella Stuart）为例来说明18世纪中叶的时代特性：阿尔贝拉身世不幸，曾写下大量信件自述生平，她深知自己的信件很可能被拦截，落入不当的人手中，特意构建了一种“遮蔽性修辞”（rhetoric of concealment），在书信中穿插不同的字迹，建构不同的人格，起到迷惑读者掩盖自我的作用。（225页）

笺注：犹如互联网的敏感词过滤，拦截私人书信是十七世纪通行的做法。当时最富盛名的书简作家是塞维涅夫人——“夫人之尺牍实为一种日报（Journal）……写当日之新闻，报告其女以城中、宫廷中、军中所发现之事实”，然而作者并非兴之所至，随意涂抹，相反，其题材多为“有意为之的选择”，其风格则属于西塞罗所谓“考究的随意”，或如文学史家居斯塔夫·朗松在《法国文学史》中所言，是“苦心经营的漫不经心”（calculation of carelessness）。遭受财政大臣富凯事件牵连后（从他家中搜出与塞维涅夫人往来数封“情书”，一时流言四起），女作家受到警告，益发诚惶诚恐，因为书信被拦截和被强拆的可能性很大——诚如伏尔泰所言：“邮政大臣倒是从来不拆私人书信的，除非他需要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参见拙作，《书信里的政治：塞维涅夫人的朋友圈》，《上海书评》，2023年5月25日）。

六、所谓“世情小说”，是对特定社会的礼仪、谈吐和风俗及其展示的“道德和社会意味”进行具体描绘的小说，也是对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举止谈吐问题的思索……伯尼（Frances Burney）的第一部小说《伊芙琳娜》（Evelina，1778）以匿名形式出版。（374-375页）

笺注：约翰逊对老友之女伯尼评价高得惊人（其中不乏个人感情色彩，正如他评判“理查逊挖掘的是生活的核心……而菲尔丁只满足于外壳”，因此他们的差异“就如同一个懂得如何造表的人之不同于一个只会看着钟盘识时的人”——究其根本，乃是因为理查逊当年曾使他“免于因负债而被捕”），甚至断言蒲柏的诗歌不如伯尼的小说，因为“写诗可以没有经验，而写小说则不能没有生活”。的确，正如文学评论家布拉德布鲁克在《简·奥斯丁和她的前辈》一书中所说，作为其风格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范尼善于运用不同的语言展现人物特点，这一点对奥斯丁启发很大。尽管如此，就创作理念和技巧而言，作为“后浪”的奥斯丁显然胜出一筹。像感伤主义文学大师理查逊一样，范尼和她笔下的女性角色距离太近，代入感太强，导致其笔下人物情感泛滥，动辄便泪如雨下；而奥斯丁则反对将人物感伤化，《理智与情感》中玛丽安娜这一形象的刻画便是对上述倾向的微讽。此外，范尼笔下男主形象太过完满，属于扁平化的理想人物，既缺乏性格发展，也令人难以置信，而奥斯丁笔下人物无论男女（如伊丽莎白与达西）皆有“成长”之变化和经历。由此，奥斯丁的作品不仅具有夏洛特·勃朗特所言“中国工笔画式的精准”，而且不乏曲折、发现与逆转等精妙笔法，这也正是感伤主义罗曼司向成熟现代小说过渡的显著标志（参见拙作：《简·奥斯丁的“文学教母”》，《文艺报》，2022年12月7日）。

当然，对于任何一部学术著作而言，无论立意如何高远，笔法如何精妙，结果总难免有缺憾之处。通读全书，感觉有两点可以稍加完善。首先，十八世纪固然是理性时代，但其实当时科学思想并未取得统治地位，各种怪力乱神之事四处散播，在文人作家笔下亦有所体现，如笛福对魔鬼学和超自然事物非常着迷，有专著记载各类鬼怪故事和“幽灵异象”（apparitions）；蒲柏在《夺发记》《群愚史诗》等诗作中不吝笔墨刻画女巫、“气精”（Sylphs）、“地精”（Gnomes）及宗教仪式“挽回祭”（propitiation）；时至1770年代，小说家斯摩莱特仍津津乐道伦敦城散布的关于“4月8日太阳消失”的神异预言——如此或有助于读者形成对于十八世纪的整体感观。其次，对于笛卡尔、洛克、休谟等人的哲学学说，也可以某一线索加以串联，使得读者对抽象的哲学学说产生具象化的理解。以洛克为例，尽管他在世纪初去世，但他的影响贯穿整个十八世纪——除了早期的德莱顿、蒲柏以及斯威夫特以外，中后期的理查逊从帕梅拉的视角学习并探讨洛克《教育漫话》中的育儿思想；伦敦地区治安法官菲尔丁训诫被捕获的盗匪时，曾援引洛克“白板说”（tabula rasa），希望罪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深受洛克观念联想学说影响的斯特恩在《项狄传》开篇（第一、二章）借主人公之口，高声称颂“睿智的洛克”（母亲在行房时联想到挂钟未上发条，从而确保了“气血顺畅”，否则传主本人以及这部文学杰作恐不免胎死腹中）——由此亦足见“康德和萨德同为启蒙时代伦理学之双重面相”（齐泽克语）。

最后，在我看来也是本书最大的遗憾，便是对斯威夫特有意无意的“漠视”——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曾因此饱受质疑（“只字未提”），曹波在《人性的推求：18世纪英国小说研究》中增补斯威夫特为“第二位重要的开创者”，洪涛在《〈格列佛游记〉与古今政治》中推许《格利佛游记》是“最早反思现代国家的伟大著作之一”，不知金雯以为然否？晚近以来，西方学界对斯威夫特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的研究愈发深入（格林在《丰饶时代》“前言”中遥尊他[以及蒲柏]为二十世纪荒诞派之鼻祖），认为斯威夫特像前辈斯宾诺莎和蒙田一样，是深刻的怀疑论者和悲观主义者（斯威夫特致蒲柏书信中有言，“把人定义成理性的动物[animal rationale]是错误的，它只不过是能够使用理性的动物[rationis capax]”），甚至是“反启蒙者（anti-Enlightenment）”。由是，如金雯副标题所示，讨论“18世纪启蒙思想与现代小说的兴起”这一宏旨，斯威夫特恐怕是一位绕不过去的人物。我在《“涂鸦社”的格利佛》（《书城》，2024年第2期）一文中对此略有铺陈，或可冒充《情感时代》之补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