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技术政治（下）：加速主义、超级个体与解放机器

加速主义的谱系——从艺术理念到宇宙技术

加速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的未来主义，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电力机器与传播技术的发展，一批艺术家思想家产生了对技术革新与机器速度的崇拜。20世纪初未来主义运动中的意大利作家马里内蒂，在1909年2月20日的《费加罗》报上发表了《未来主义宣言》。

“我们认为，宏伟的世界获得了一种新的美——速度之美，从而变得丰富多姿。一辆赛车的外壳上装饰着粗大的管子，像恶狠狠地张嘴哈气的蛇……一辆汽车吼叫着，就像踏在机关枪上奔跑，它们比萨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塑像更美。

我们歌颂声势浩大的劳动人群、娱乐的人群或造反的人群；歌颂夜晚灯火辉煌的船坞和热气腾腾的建筑工地；歌颂贪婪在吞进冒烟的长蛇的火车站；歌颂用缕缕青烟作绳索攀上白云的工厂；歌颂像身躯巨大的健将一般横跨于阳光下如钢刀发亮的河流上的桥梁；歌颂沿着地平线飞速航行的轮船；歌颂奔驰在铁轨上胸膛宽阔的机车，它们犹如巨大的铁马套上钢制的缰绳；歌颂滑翔着的飞机，它的螺旋浆像一面旗帜迎风呼啸，又像热情的人群在欢呼。”

未来主义作为一种激进思想，其政治立场却极尽反差。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后来融入法西斯主义，俄国未来主义全力支持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加入了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浪潮之中。

当代加速主义形成于英国，1995 年在华威大学，尼克·兰德（Nick Land）与几位同僚成立了控制论文化研究所（Cybernetic Culture Research Unit，简称CCRU），研究科幻小说、狂欢文化、神秘学与迷幻体验。借用德勒兹关于“游牧”的概念，控制论文化研究所设定为一个游牧型的学术组织，没有权力中心，也没有所谓的计划章程，这个短暂的学术团体仅存在了两年。

CCRU加速主义者受法国后结构主义转向影响——青年精神分析师雅克·拉康是欧洲控制论思想的早期探索者；德勒兹在《反俄狄浦斯》中希望解域化释放资本主义控制之外的流体（flux）；瓜塔里、利奥塔等哲学家已经将理论范式演绎为：信息、数据、编码、解码……

尼克·兰德认为，现代世界，技术与资本之间已经耦合为螺旋加速状态,技术-资本主义的势能犹如摆钟，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由于各种社会、政治阻力，并没有完全释放，也就是没有向“右”摆到极限，只有彻底地加速到一侧的极限，才能借助势能摆回另一侧的极限，完成“彻底的加速革命”，所以要让资本主义在加速中冲向最终的大灾难，“置之死地而后生”，通过加剧资本主义的矛盾引致其自我毁灭来克服它。近些年，尼克·兰德成为美国另类右翼的理论图腾。

2013年，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与尼克·斯尼斯克（Nick Srnicek）在“法律批判思想（Critical Legal Thinking）”平台上发表了《加速主义宣言》（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锐利地提出了当代左翼加速主义的政治纲领。

《宣言》中认为：人类面临艰难选择，地球生态将在资本主义肆虐下走向崩溃，必须提出有效地反全球资本主义方案——让左翼重新配置当代技术政治路线。加速话语可以理解为“抵抗”话语的反义词，《加速主义宣言》反对当代左翼阵营中的“圈地自萌”，搞身份政治与小社区自治是一种无效“抵抗”。当年，马克思为了彻底理解和改变他的世界，使用了最先进的理论工具和实验数据。资本主义曾经解放了生产力，如今却日益限制了技术的生产力。左翼应该与最先进的技术科学结合，冲破资本主义的限制。左翼夺回技术创新的领导权之后，将重组生产、金融、物流和消费的物质平台，将其导向公共价值。

逆练“超级个体”——朋克加速主义

伴随ChatGPT引发的AI Agent浪潮，“超级个体”成为一个流行概念。这个概念可以作为“数字游民”“斜杠青年”的AI进阶版。

“超级个体”可以定义为精通多项专业技能，脱离传统公司雇佣关系，独立完成商业变现的个体。这些个体大多掌握前沿技术，AI工具作为先进生产力，Web3工具塑造先进生产关系，流媒体或者Metaverse作为生产场域。跑通盈利模式的超级个体进而被称为“一人公司”。

从自由职业者、斜杠青年到数字游民、超级个体，都是打工人的毒大饼，新自由主义在不断建构愈发极端化的个体成功叙事。彻底自由流动的劳动力，不再集体争取公共福利与社会保障，以个体才华自驱制造利润，这是最有利于新自由主义的劳动力市场。

这些叙事吸纳了1960年代青年文化革命的遗产以及对当代社畜班奴的厌恶情绪。诚然，大多数白领劳动者并不能顺利转型为数字游民或超级个体，这需要面对风险的勇气与独当一面的能力，辞职躺平游荡一段时间后积蓄耗尽，重返写字楼，好比60年代嬉皮史的浓缩版。

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至今，公共福利已然萎缩，劳动回报率压缩到极致，超额利润的行业岗位缩水；反社畜，反班奴，裸辞狗屎工作，自然成为最大公约数的青年意识形态。躺平，就是对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大拒绝。当政治不再提供公共解决方案，工作并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核心家庭无法适应快速更新的青年文化。从传统体制——如国家、公司、家族中剥离，放弃交涉需求，彻底丧失公共性，同时，意味着重建另一种公共性的可能。

PPT原作者：VION WILLIAMS

数字游民-超级个体清醒地意识到，新自由主义雇佣关系对生产力的制约以及对生命力的消耗，故而洗尽班味，游民上岸。从德勒兹的理论出发，数字游民-超级个体，是旗帜鲜明的解辖域个体，在陈旧关系中探寻逃逸动线，重新装配的自己的生产关系（web3）与生产场域（流媒体-旅居办公），利用最先进的生产力（AI）发掘创造潜能。

如果排除资本再生产的创业路线 ，这种解辖域力量能否导向平台合作主义或者反资本主义的技术政治？或者说：逆练“超级个体”，何以可能？

假设，有技术政治意识的超级个体通过web3/AI技术掌握独家数据，避免巨头数据垄断，多元技能的超级个体之间组成创业社区，解放创造力，以平台合作主义的模式驱动项目，同时在全球各地建立民主自治的数字游民社区网络，进而从个体数据主权拓展为全民数据主权，推动全民UBI。是否是一种未来路径？

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与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两位思想家在本世纪初期合著了《帝国》（Empire）、《诸众》（Multitude）、《共同体》（Commonwealth）三部曲，提出“帝国”与“诸众”这两个概念，帝国是指一种超越⺠族国家的数据资本主义统治模式。诸众是指处于“帝国”秩序之中同时反抗“帝国”统治，超越身份政治界限，分布式联合协作的历史主体。

进入信息资本主义之后，劳动者的劳动对象与劳动产品，主要是以数据为载体的视频、图像、文档等形式的非物质性产品，这种劳动形态可以称之为数据劳动，数据劳动成为价值的主要来源，数据劳动的社会化工人可以称之为“创作者”。数据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来源于创作者的具身技能，如数据标注、语义规范、软件交互（刷短视频、社交媒体、网购下单等等）。web2互联网巨头榨取每个人的数据劳动成果，收集储存在中心化服务器中，并设置壁垒，售卖广告，以及对用户收费。

当前的web3行业所倡导的用户数据主权理念，正是对web2数据封建领主模式的拨乱反正。通过非对称加密、零知识证明（ZKP）等区块链技术，市面上已经存在很多的web3产品，保护用户隐私，规避巨头对数据劳动的剥削，塑造个体数据主权。

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通过海量数据来进行训练，这些数据集一方面来自wiki、reddit、科研论文网站等人类集体知识结晶，一方面来自第三世界廉价工人的数据标注劳动，还有使用GPT的用户对模型的交互反馈。正因为AI是全人类集体劳动与智慧遗产的结晶，AI也应该如OpenAI官网的愿景那样：造福全人类，而不是成为少数人的特权。

当个体数据主权能够普及和落实，将进化为全⺠数据主权。全⺠数据主权观念认为:数据被社会共同创造，那么一切数据价值只能被社会地共享。因此，所有互联网、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等科技巨头，通过采集全民创作者数据劳动产生的超额利润，都应该以合理方式分配给全民。

全⺠数据主权支持全民基本收入（UBI）。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全民基本收入中国研究报告》：全民基本收入（UBI）是由政府或其他公共领域机构向所有公民或居民定期提供的固定现金资助。是一种具备全民性、个体性、无条件性特征的固定现金资助方式，其设计初衷之一在于增进社会公平，缩小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和其他方面的差距，提升社会整合程度。

UBI的议程，在AIGC的冲击下更显紧迫。随着AIGC（AI-Generated Content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技术发展，文字、图片、视频、游戏、代码皆可由 AI 自动生成，知名如MidJourney、GitHub Copilot 、 Jasper等产品。此前的用户生成内容模式（PGC、UGC）逐渐被AIGC模式替代，那么我们面对的未来，可能是一个数据劳工逐渐失去榨取价值、成为弃民的时代。

量子力学中，电子原本在固定的轨道运行，当电子受到扰动，电子在不同能级间释放或吸收能量，分子中的价电子就会跃迁到激发态。这种跃迁产生的激发态，可以类比技术政治向未来发散的多元路线。

回顾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展历程，每次技术跃迁，形成的窗口期，先锋创作者会获得一定主导权，去有意识地设计技术与社会的交互模式，同时代的社会创新模式也会与同时代的前沿技术产生耦合，进而塑造科技生活的未来。

家酿电脑俱乐部。图片来源：https://www.neoteo.com/homebrew-computer-club-1975/

1960-1970年代，NASA的阿波罗计划催化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技术突破，这使得微型计算机成为可能。1975，家酿电脑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在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成立，这个俱乐部走出了苹果、微软公司的创始人。俱乐部经常在地下车库与酒吧组织非正式聚会，倡导家酿/精酿啤酒的理念，回归小型、独立、多元化、个性化的风格。成员在聚会中交换部件，组装个性化计算机，组织创意活动，使用计算机玩游戏，尝试邮件、文档、群组等的功能，成为个人电脑-Person Computer（PC）的起源。计算机的象征转型与技术路程是由嬉皮-工程师群体在军工学-公社-俱乐部团体之间的复杂历史互动中共同建构的。所谓：“有技术跃迁，就有超级个体。”

《人民计算机公司》创刊号。https://www.digibarn.com/collections/newsletters/peoples-computer/peoples-1972-oct/index.html

同时期极客文化圈认识到个人计算机个体赋权和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潜力，网络共享可以弥合在种族、阶级、性别不平等中的劣势。通讯期刊《人民计算机公司》（People's Computer Company）在创刊号中写道：

"Computers are mostly used against people instead of for people; used to control people instead of to free them; Time to change all that - we need a... Peoples Computer Company."

“计算机过去总是针对人，而不是服务人；控制人而不是解放人；是时候改变这一切了——我们需要一个......人民计算机公司。”

1960-1980年代，在网络基础协议、操作系统、浏览器几个层面是一种群雄逐鹿的局面，美国与欧洲的都有关于现代互联网的技术路线竞争。借助TCP/IP协议，诞生于美国军工学联合体的ARPA网，融合了反文化运动、嬉皮公社的组织模式，借鉴了开放共享、社区互助、灵活协作的运作理念，成为兼容性更强的网络技术路线。

1990年，日内瓦欧洲物理粒子中心（CERN）工作的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通过Internet实现了HTTP代理与服务器的第一次通信，最早提出了万维网（WWW）模型，构成了现代互联网的关键技术。当下，Lee博士对当前web2互联网的数据垄断模式深恶痛绝，带领MIT团队研发开源分布式平台Solid，致力于推广数据主权，让互联网回归“自由平等”的初衷。

现代商业互联网产生了web 2的种种弊端后，衍生出了赛博朋克（Cyberpunk）运动。Cyberpunk由cyber（网络）和punk（朋克）组成。cyber的词源是cybernetics（控制论），控制论奠定了冷战后定量社会科学与信息技术时代，也成为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哲学根基。朋克则是起源于二战后英国工人阶级社区的亚文化，躁动反叛的青少年追求个性解放，通过音乐、服饰、街头行动反抗一切统治权威。治理与反叛，两个矛盾的概念纠缠在一起。赛博朋克的内核是朋克反抗治理术，探索另类技术和在地组织，去反抗生命政治与数字极权。另一方面技术治理模式同样会对另类创新模式进行模仿、挪用、调试、收编……

另类模式与治理术，在治理与反抗、庙堂与江湖间的博弈形成了技术社会史的螺旋上升，螺旋结构辩证横向展开，是对治理术的逃逸与收敛。本轮Web3-AI社会-技术跃迁，正是面向数据劳动创作者打开的历史缝隙。正如齐泽克所言：革命只在历史的缝隙中，“逆流”发生。

结合上文对数据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当数字游民-超级个体这种解辖域力量导向平台合作主义或反资本主义技术政治，将构想出一种朋克加速主义（P-Acc）的技术愿景：

有技术政治意识的创作者通过web3/AI技术掌握自己的数据劳动成果，避免巨头数据垄断，多元技能的创作者之间组成创业社区，解放创造力，以平台合作主义的模式驱动项目，同时在全球各地建立民主自治的数字游民社区网络，进而从个体数据主权拓展为全民数据主权，推动全民UBI，促进社会公正。

如朋克一样，释放进击性（aggressive）、逃逸性、否定性的能量，破坏旧有的技术-资本再生产结构，即兴且日常地创造另类技术路线的可能性，让社畜蜕变为数字游民：

在AI领域内，创造更多帮助普通创作者的技术接口；在web3领域内，创造更多促进数据主权，协助社区自治的产品，而不是炒币的金融游戏。并且降低劳动者使用这些工具的门槛，如智能手机一样简易普及。让更多劳动者夺回自己的数据生产资料。

普及技术政治意识，建立平台合作主义、公共社会学、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人类学等可持续性理论的媒体平台。

通过上述环节解放后的创作者，打破学科壁垒、开源协作共创、鼓励跨界融合、创造新型合作形式与社会关系网络。探索去（弱）资本化的创业模式，采用平台合作主义的模式，开发替代性科技基础设施，进而加强上述环节的正反馈。

与此同步，在全球各地建立民主自治的数字游民社区网络。这是项复杂艰巨充满争议的创业过程，涉及后殖民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家庭-社会劳动分工的回报，在地民族社区的融合，处理旧有的权力关系。要在日常实践中，设计社群共同体与多物种居住者协调的公共生活艺术。

计算机解放/梦想机器（Computer Lib/Dream Machines ）是 Ted Nelson 于 1974 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以双封面平装本印刷，以表明其“双向链接”的技术特性。在这本独立出版物中，Ted Nelson想象了计算机对人类社会的革命性变化，预言了未来互联网一些基础功能。https://walkerart.org/magazine/counter-currents-are-na-on-ted-nelsons-computer-libdream-machines

那么，AI、web3、Metaverse可能成为当代社畜的解放机器么？

技术哲学家许煜，在《许煜：启蒙运动终结后，会开始什么？》提出关于对加速主义的理解：在物理学中，速度是一个矢量，包含速率和方向。速度是位移除以时间，速率是距离除以时间。加速度是速度除以时间。改变速度不再着眼于速率，而是改变速度方向，成为一种更激进的“加速度”主义方案——不再受限于资本主义技术迭代速率，而是多元宇宙技术带来的矢量速度，通向复数化的未来。

“可以改变速度方向，而不是仅仅改变速率的大小。从时间和技术发展的方面为技术赋予新的框架和方向呢？这样，我们还可以想象未来的分支化（bifurcation），这种分支化不再走向末日，而是从末日的方向分离出来，形成许多分支。但是给技术提供新的框架意味着什么？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通过系统地反思和研究认识论及知识型的问题——在多元宇宙技术的启发下，或者简单地说，在那些历史上有迹可循且依然有效的技术多样性的启发下——思考该如何重新配置现代技术。”

行文至此，经历了从当代人工智能、区块链到早期计算机与互联网的技术旅程，希望能够探索一种面向未来的技术政治视阈，不再只是去缅怀被遗忘的、失落的历史可能性，更是在具体的当下创造未来。这篇文章屏幕面前的读者，操作着键盘、鼠标、液晶屏、个人电脑、手机、VR……的创作者们，这些数据劳动工具都凝结着，技术社会史中的历代创作者对技术治理的逃逸与收敛，每个技术物件都是诸多社会力量与政治愿景参与建设的结果。这些技术物件在今天成为一种数据劳动工具，不仅意味着劳动者被纳入一种新的技术治理体系，同时意味着每位创作者对数据劳动工具用途的能动性。当每个创作者能在每个细微的日常生活与集体行动中有意识的使用自己手中的工具，都将形成微小的速度转动矢量，无数微小的转动矢量合并后，将塑造指向未来新技术矢量，新矢量转动朋克加速主义（P-Acc）的轮盘，带领我们通往复数化的未来。

参考资料：

https://www.chaincatcher.com/article/2106392

https://mp.weixin.qq.com/s/PXhmtWMgmoqOKSWHSr3LxA

https://science.caixin.com/2023-03-29/102013411.html

https://vitalik.eth.limo/general/2023/11/27/techno_optimism.html

https://36kr.com/p/2548576393435267

https://www.douban.com/note/683380852/?_i=9018651UAxdjDM,9018681UAxdjDM

https://www.vintagecomputer.net/PCC.cf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19817

https://foresightnews.pro/article/detail/41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