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俊川评《铸以代刻》︱铅字在1873

十九世纪下半叶，由西方传入的铅字排印，在不长时间内取代了雕版印刷和传统活字印刷，成为此后一百多年中国的主流印刷技术，对出版业发展和新思想传播产生巨大影响。对于这一重要变革过程，过去的研究难称完备。中华书局今年出版的苏精先生《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一书，则以详实、细致的研究弥补了缺憾。

苏精长期研究以基督教传教士为主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铸以代刻》即通过对数百万字的基督教会档案资料爬梳整理，用十二个专题详尽再现了从1807年起到1873年止传教士推动中文出版“铸以代刻”的历程，从印刷史研究看，是这一领域难得的一部既重史实，又富史识的著作。

《铸以代刻》内容浩博，其填补研究空白，纠正前人缺失之处甚多，读者自能领会。由于对铅字在中国传播、接受的历史抱有兴趣，我也曾关注过相关问题，在此想为苏先生提出而受限于体例未及详论的“1873年是西式活字本土化开端”这一论断补充两个例证，藉以表达对他这一卓见的钦佩。

苏精将十九世纪西式活字印刷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一，从基督教传教士来华到鸦片战争前的讨论与尝试时期；二，从鸦片战争到同治朝，西式活字进入实用阶段并奠定在华传播基础的准备与奠基时期；三，从同光之际到戊戌变法期间，西式印刷在华发展与本土化时期。在这一时期，“西式活字获得加速发展的机会，同时也有中国人开始自行铸造活字。中国印刷出版业者一项新的标榜是以西式活字和机器排印，中国人在这时期中取代传教士成为西式印刷在华传播的主力。到十九世纪结束前，西式活字已经明显取代木刻成为中文印刷的主要方法，并且连带引起近代中国图书文化在出版传播、阅读利用和典藏保存等方面的变化”（导言，第3页）。

因遵守取材于基督教传教士档案的体例，《铸以代刻》的研究集中于前两个时期，即传教士主导使用西式活字印刷中文的六十余年。对第三个时期，在说明上述铅字本土化的表征后，作者只提出“1873”这个年份，作为西式活字本土化开端的象征，而未继续讨论。1873年的象征性在于，中国人买下传教士在香港经营的中文出版重镇英华书院。

从中国人对铅字的接受史角度观察，1873年确实是重要年份，除了国人购买英华书院外，前前后后还发生了其他几起重要的“象征性”事件，推动着铅字取代雕版的进程。

在介绍这几件事之前，先要讨论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即在中国，活字印刷古已有之，一直与雕版印刷并行使用，而且无论成本还是效率，活字都具有明显优势，却始终未能取代雕版，实现印刷技术的自主革命，其中原因何在？多年来，学者们从经济、技术、文化等各个角度做过分析，单独看也言之成理，但放在“铸以代刻”的背景下，则无法解释为何同为活字，也具有同样局限性的铅字，却在短时期内淘汰了雕版。

在《铸以代刻》卷前的《代序：中国图书出版的“典范转移”》中，邹振环先生就此提出一种观点：“活字印书至少需要几万字的字范，从技术经济学角度来看，成本过高，对于印刷量不大的书籍，反不如用雕版印刷合算。这也是活字印刷从宋代印本文化形成以来，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取代雕版印刷的原因。”（代序，14页，注①）

细思此论不合情理。确实，一家印刷机构若要采用活字印刷，需要置备活字等印刷设备，预先付出一笔成本，如果只印一本书便行废弃，当然成本有些高，但活字是长久、反复使用的，可以印多种书，这项成本在长期营业中也就逐渐摊薄，使排印的综合成本远低于刻版。而且若排印《红楼梦》这样的大书，即使活字只使用一次，雕刻数万枚活字与雕刻七八十万字木版的成本孰高，也是不言自明。从单位成本看，书的印量越小，分担的成本越多，“印刷量不大”的书籍若使用雕版，才会让成本“过高”“不合算”。同时邹先生的说法也不符合古代印刷实情，因为在出版小印量书籍时，古人首选活字印刷。若论书籍的印量之小，莫过于家谱，一般只印数套、十数套，现存家谱绝大多数用木活字印刷，便是明证。

我以为，研究传统活字印刷为何未能取代雕版，应重点关注两个综合因素，一是古代知识更新迟缓带来的“藏版”需求，二是活字版的便捷印刷地位给受众带来的心理影响。

雕版印刷术应用以来，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发展日渐停滞，知识更新缓慢，导致传播思想与知识的印刷技术也随之停滞。一部书，往往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里都有相当规模的读者，这使无论是私人著述的家刻本，还是商业出版的坊刻本，都需要保留版片以备随时印刷。版片既是知识载体，又是重要的可传承财产，中国出版史上的“藏版”传统由此形成，也构成雕版印刷的一个优势。古代活字印刷无法保存版片，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竞争力。实际上，这也是制约西方活字在中国更早普及的重要因素。铅字最终取代雕版，与打制纸型和电镀铜版等配套技术传入中国是分不开的，没有这些近代“藏版”技术，铅印也不会那么迅速地淘汰雕版。

另一方面，无论古今，社会对印刷的需求总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专业、复杂的主流印刷，用于印制正式发行的、流传广泛久远的出版物，如古代的雕版、近现代的铅印和当代的胶印；一是快速、简单的便捷印刷，用于满足日常生活中的印刷需求，如古代的木活字、近现代的蜡版油印和当代的桌面打印。二者相辅相成、一显一隐，构成完整的印刷体系。古代活字印刷属于便捷印刷技术，多用来印制临时性、一次性、局域性的印刷物，其印成品往往被认为不正规、难以传世，抵消了它的成本和效率优势。这就像我们今天写出一本书，总要找出版社到印刷厂印出来，而不会选择自己在家里打印一样。著书立说在中国是被列为“三不朽”的盛事，写作具有神圣感，出版具有仪式感，成本和效率并非首要追求。

总之，活字印刷迟迟未能取代雕版印刷，是古代出版业对印刷效率和成本不够敏感、活字技术未能完善、社会心理排斥等综合因素造成的。要实现“铸以代刻”，必须满足这样几个条件：社会出现大规模知识更新，需要出版大量书报，迫切要求提高印刷效率、降低成本；活字印刷质量提升，产生新的“藏版”技术；社会抛弃对活字印刷的成见，将它与雕版同等看待和接纳。1873年前后，正是这些条件同时具备的时刻。

从《铸以代刻》可以看到，在1868年姜别利离开中国之前，铅印技术已经相当完善，美华书馆铸造六种型号的铅字，从大到小形成系列；字体经过多次改良，渐趋美观，符合时人审美习惯；电镀铜版技术也已引进，可以长久保留版型，随时铸版印刷。就像苏精指出的那样，“在这段时期，西式活字已充分具备了和木刻竞争的技术与生产条件”（导言，第3页）。

从需求方面看，“从同、光之际到戊戌变法期间,中国内外势的变化日亟,知识分子渴望获得及时讯息并表达意见,但传统木刻无法满足新式媒体大量而快速生产的需求,这让西式中文活字获得加速发展的机会”（导言，第3页）。西式活字的效率和成本优势，正好迎合了新知识大量涌入中国带来的新式媒体出版需求。1872年《申报》在上海创刊出版，可看作铅印技术本土化的又一个“象征性”事件，为苏先生此论增添注脚。

在《申报》之前，清代虽然也有《京报》等类似报纸的连续出版物，但内容简略，篇幅不大，用木活字排印勉强可以应付，但印刷质量实在不敢恭维。若用雕版，一个熟手工人一天最快能刻一百多字，根本无法达到每天按时出版报纸的要求。而且报纸内容庞杂、信息量大，从成本考虑，需要使用尽可能小的字号，这也是雕版不能胜任的工作。因此，《申报》从创刊起就采用铅印，並对铅印的优势深有体会。1873年12月13日《申报》头版发表《铅字印书宜用机器论》，号召出版业使用机器铅印。其文略云：

中国之刷印，尚藉人工，西人之刷印，则用机器。以机器代人工，则一人可敌十人之力，若改用牛，其费更省。近日上海、香港等处中西诸人以此法刷印书籍者，实属不少，其功加倍，其费减半，而且成事较易，收效较速，岂非大有益世之举哉！……试以本馆之新闻纸而论，每日八板，纸大且薄，若以人工刷印，力颇难施，因购机器全架，每日刷印四千张，仅用六人，不过两时有余，即能告竣。诸君之欲以铅字集印书籍者，曷为惜此区区机器之费，以致旷日持久，不能成功哉！古人有言，成大功者不惜小费，诸君曷不详细三思之。本馆原不必效丰干饶舌，但至圣训人“君子成人之美”，故不敢惮烦，为诸君借箸而代筹也。诸君其采纳焉。

由此可见铅字的效率和成本优势，非雕版能望其项背。只有这样的技术，才能满足知识爆炸时代的巨量出版需求。

报刊印刷是晚清刚刚产生的新需求，而对那些习惯了刻本的中国作者，此时若要采用铅印，还须尽快克服活字印本不正规、不体面的成见。从现存书籍实物和《铸以代刻》提供的印书目录看，在光绪之前，主动采用铅印的中国人很少，不能不说有成见存在。甚至在铅印已大行其道，雕版奄奄一息的民国时期，仍有人认为铅印“不雅”，雕版才算正规，所以王揖唐为其父出版《童蒙养正诗选》，在铅印一册后，又原式改用雕版再印一次；陈垣撰成《释氏疑年录》，也选择雕版刊行。他在给陈乐素的信中说：“（《疑年录》）现写刻已至六卷，未识年底能否蒇事。辅仁本可印，但不欲以释氏书令天主教人印。佛学书局亦允印，但要排印，我以为不雅。给商务，商务亦必欢迎，且可多流通，但我总以为排印不够味。脑筋旧，无法也。”（《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三联书店，2010年，1107页）此时已是1939年，成见依然存在，遑论同治年间。铅印要从便捷印刷技术升级为主流技术，还需要有力者为其“加冕”。  

同样在1873年，一项重大的官方出版行动为改变成见提供了契机，这就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属的京师同文馆建立印刷所，首先用铅字排印了《钦定剿平粤匪方略》《钦定剿平捻匪方略》两部大型官书，随后几年又排印了列朝圣训和御制诗文集。

同文馆建立印刷所，按丁韪良晚年回忆，是光绪二年（1876）的事。而根据《铸以代刻》引用的教会档案（274页），1872年5月，北京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经由总税务司赫德购买两副活字，并要求英华书院代为从英国进口整套印刷机具。这些活字在1872年底铸造完成，于次年运抵北京。可见当事人的回忆也有不准确的时候，这是《铸以代刻》纠正前人之误的又一例。

1873年6月20日《申报》刊登《京都设西法印书馆》消息说：

现闻京师己开设西法印书馆，其馆在武英殿衙门前，由香港英华书院购置大小铅字两副，其价值计二千余金，黄君平甫亲赍之至京师，呈于总理衙门。兹者总税务司赫公、丁君韪良先生又在上海美华书馆代办第一号正体铅字暨字盘、字架一切物件及机器印书架二架，已由轮船寄送至京，想不日可以开工。所雇印书、摆字，皆四明人。

此文对同文馆印刷所的创建言之更详，也说建成于同治十二年，但其馆舍实际上不在武英殿前，而是在东堂子胡同总理衙门东侧。

印刷所厂房设备建造安装好后，先于八月开机试印，排印了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董恂集句的楹联集《俪白妃黄册》四卷。此书使用了大中小三号铅字，即购于英华书院的台约尔字（美华一号字）和香港字（美华四号字），购于美华书馆的改良柏林字（二号字，《申报》消息谓“一号正体字”，不确），书名页题“同治癸酉年同文馆集字版刷印”。董恂自序说：“同治癸酉孟夏，游朗润园，时落成未久，奉教集古句为八言联，恂以谫陋辞，不获，遂集以应教……同人见而嘉之，适同文馆购集珍铅字自海上来，怂付刷印，装就各携数册以去。佥以为是役也，一以藉试新字，一以便偿书债，一举而两善备焉。”《俪白妃黄册》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官方机构使用铅印机器印刷的书。

有趣的是，《俪白妃黄册》四卷排印完成后，董恂又续集了四卷楹联，但他没有继续在同文馆用铅字排印，而是在十一月付诸雕版。刻本《俪白妃黄册》封面后有牌记说：“八册统成于同治十有二年。前四册先于秋八月以集珍铅字刷印，旋付剞劂，于仲冬月与后四册一并开雕，次年三月既望讫工。”这部书的两个版本有力地说明，至少对同文馆的领导者董恂来说，铅字印刷尚未被认可，他心目中的最佳印刷方式仍是雕版。

但总理衙门王大臣奕䜣对同文馆印刷所的作用有更多考虑。同治十一年，奕䜣担任总裁的《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和《钦定剿平捻匪方略》纂修完成，按例需要刊刻，而不巧的是，内府刻书处武英殿在同治七年被火焚毁，这两部书合计七百三十三卷，它们的刊印是一项大工程，需要另筹善策。据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京报》，恭亲王奏称“前办《方略》进呈本，本应送交武英殿照缮本开雕，臣等现筹办法，另行附片具奏”。其附片《京报》未载，但所筹办法现在知道，就是由同文馆印刷所用铅字排印，提出这一建议的，是《方略》提调兼纂修朱智和许庚身，部署这一工作的，则是军机处。

翁连溪编《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 下》录有一则同治十二年军机处档案：“再，准办理军机处方略馆咨开‘剿平粤匪捻匪方略改用集字版刷印，所需粉连纸、毛太纸奏请敕臣采买陆续解交、价银作正开销’等因。因津市价昂无货，又于上海觅购，陆续运解，前由轮船运到粉连纸七千九百五十刀、毛太纸二千七百刀，已解送总理衙门照收。”此折未署奏者，按身份及事由，其人当为直隶总督李鸿章。

两书排印用时两年有余，至光绪二年（1876）二月告竣，首先颁赐王大臣及各部尚书、侍郎。现在的书目均将两《方略》的印行时间定为同治十一年，可那时同文馆印刷所尚未建立，这是以序定年造成的错误，应更正为“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二年铅印本”。

《方略》的印刷得到朝廷认可，同文馆又被赋予更重要的任务。从光绪二年到七年，同文馆奉旨排印了清朝各皇帝的御制诗文集和圣训计二千多卷，这让同文馆成为事实上的内府印书处，铅印也藉由印刷这些大部头的御制书得以正名，登上皇家出版的大雅之堂，成为正规、专业的主流印刷技术。皇家率先使用铅印，当然会改变国人对活字印刷、铅字印刷的认识，加速铅印取代雕版的进程。

同治末年，朝廷用铅字印刷官书的大背景，是经过传教士多年努力，中文铅印技术渐趋完善，足堪大用。不过回头看，也有很大的偶然性。首先是负责雕版的武英殿失火焚毁，不得不另筹计策；其次是管理同文馆和纂修《方略》的大臣恰好都是奕䜣。他负有刊刻《方略》的责任，又熟悉西方事务，能就近利用同文馆的铅字和机器，也许还怀有满人常见的那种喜爱新奇事物的秉性。设若《方略》由其他大臣纂修，他们未必知道同文馆新购置了铅字；即使由同样管理外交事务和同文馆，并最早接触铅字的董恂纂修，以他对铅印的态度，也未必会采用这个办法。在朝廷做出决定的背后，想来还有不为人知的故事，但无论如何，在使用铅印方面，清廷走在中国社会的前面。

在1873年，中国人收购英华书院，《申报》创刊成功并倡导机器印书，朝廷决定采用铅字印刷官书，同文馆印刷所成为事实上的皇家印刷所，这些都是铅字本土化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要给“铸以代刻”提出一个“象征性”时刻的话，1873实在是个恰当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