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思想全球流衍视野中的章太炎与五四一代

在谈论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拉长视线追溯其如何从晚清逐步积聚能量、瓜熟蒂落的过程，一般都会承认章太炎作为新文学运动“不祧之祖”的地位。显而易见，无论是五四时期大放异彩的新青年，还是在五四时期接受教育的新新青年，范围广大的五四一代多少都受到章太炎自成宗派的学术思想影响。章太炎与新文化运动的诸位领袖有直接的师生关系。民国初年至五四运动时期，章门弟子聚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北京大学。《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是清末的革命党人，与章太炎本来有旧。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则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章太炎的身影时晦时明，徘徊在新文化运动标志性的“一校一刊”背后。反孔批儒思潮与广义上的语言文字运动（包括白话文运动、汉语拼音文字运动和国语统一运动）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章太炎又显然是造出时势的先驱。这些凸显在历史表层的人际嬗递、观念承袭，喻示着五四新文化和清末新思潮之间不容否定的连续性关系。新事物的开创从筚路蓝缕走到江河奔涌、难以遏阻。

章太炎

然而，在历史展开的深层，并非总是呈现直线向上的发展趋势。特别是思想观念的更新，关涉政治与制度诸层面相当复杂的思想之社会化过程。怀特海说，精神的建筑物，“在工人还没搬来一块石头以前就盖好了教堂，在自然因素还没有使它的拱门颓废时就毁掉了整个的结构”，“思想往往要潜伏好几个世纪”。从近代思想的全球流衍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来看，章太炎与五四一代之间还有隐而不彰的深层次关联——他们都被人类思想近代化的命题所俘获，并且在同一片思想的土壤上反复耕耘。

所谓近代思想，这里指的是建构我们今天对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基本认知的那些思想，以及由于对宇宙与人认知的新旧转换，而在宗教、伦理、美学、政治社会思想诸领域引发的观念协商或革命。思想的近代化则指向接受近代思想的动态过程。16~17世纪，欧洲发生了科学革命。经过伽利略、笛卡儿、惠更斯、牛顿几代学者的努力，诞生了人类知识史上最伟大的成果——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及万有引力定律。这些基本的力学原理促进了天体力学、工程学和物理学的发展。它表明，自哥白尼以降，转变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世界图像的工作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一个物质宇宙的景象呈现在人类的眼前。而整个19世纪，“进化”成为“最翻天覆地而又无处不在的新观念”。19世纪的“进化”观念事实上是由哲学与经验上的“进步”（progress）思想，以及在西方有着漫长知识史、从宇宙星体演变逐渐导向生物种群起源的“进化”（evolution）学说结合而成。法国革命撼动了旧的秩序，工业革命的蒸汽机车、铁路电信网络创造出新的自然，人们似乎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社会进步。弥漫性的进步意识又启发了生物进化的理论，“在19世纪后期，当达尔文革命在生物学中取得了成功后，两个层次的进步观才综合成一种有关宇宙发展的贯穿性观点”。人无分东西，都开始面对“人从动物进化而来”，这个令人无比震惊的关于人类由来的事实。

本书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跨越大西洋、太平洋的英语、日语、中文三个文化圈的时空范围中，从斯宾塞为代表的“进化”思想和著述在全球的传播、影响出发，以章太炎为轴心，描绘了中国近代思想的某种全球史脉动。

鸦片战争后，主要来自英语世界、科学革命以降积累了两三百年的天文学、力学、地理学、生物学的成果涌入中国，建构了章太炎在内的一代青年学子的基本西学素养。斯宾塞的进化论综合了从科学革命到生物进化学说的诸般成果，提炼出从宇宙地球的生成，到生命的诞生、人类文明及其诸表象之演进的整一性进化脉络。戊戌时期，章太炎参与翻译《斯宾塞尔文集》，建立了斯宾塞推崇的、基于机械论（mechanic）的宇宙图景，并接受了以进化为轴心的人类文明认知。甲午战争后，明治日本成为知识界吸纳西学的重要渠道。章太炎1899年之后三赴日本，东京的学术圈构成他清末十余年知识更新的主要推手。明治初期的日本，英学盛行，斯宾塞成为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最受欢迎的外国思想家。1880年代后，美国、德国的崛起撼动了英帝国的文化权势，留美、留德学人陆续返回日本，也带来了新的时代问题和知识视野。一方面，1880年代之后的英美社会学在整体继承斯宾塞理念的基础上，以心理的进化主义和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社会进步的价值，来纠正斯宾塞遵循宇宙自然法则的自由放任主义。章太炎在日本阅读、译介的社会学著作多少都受到这波潮流的影响。心理的进化主义辅助他反思近代科学所构造的物质宇宙，从理论和革命实践两个层面来思索社会的动员和再造。另一方面，井上哲次郎1890年留德归国，为日本确立了输入德国哲学的方向。以井上哲次郎为中心的东京哲学圈构成章太炎“转俗成真”、衔接佛学与叔本华哲学的重要中介。明治时期的“现象即实在论”也成为章太炎“齐物平等”之政治哲学的对话对象。德国直觉派的哲学，叔本华“意欲的盲动”，及唯识佛学将森罗万象的世界视作“阿赖耶识”这一本体幻出的世界，在在促使他根本怀疑物质宇宙的实存性。哪怕在“随顺进化”的变通立场上，他也对进化的结果必达于至善至乐的终局进行了批判。“俱分进化”意味着章太炎对近代思想的理解逐渐掘进深层。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清末即接受了弥漫思想界的进化学说。同章太炎一样，他们理所当然建立起“道之变”与进化的紧密关系，并作为宗教、伦理、政治社会之进步革新的根本依据。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开篇《敬告青年》中即曰：“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之《创造进化论》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则以“宇宙间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迁即进化之途”，推导出“道德彝伦”同样应遵循“道与世更”的原理。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热烈呼吁政治变革，“理之创于古者不必其宜于今也，法之适于前者不必其合于后也”，其根本的笃信亦在于“斯固天演之迹、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国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

除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身上体现出昂扬的“进步”气质外，在五四时期普通知识阶级的思想建构和知识精英的思想展开这两个层面，同样能看到章太炎与五四一代都被人类思想近代化的命题俘获并耕耘同一片思想土地的样貌。

说到五四时期普通知识阶级的思想建构，在层出不穷的普及进化常识的著作中，不得不提《进化：从星云到人类》（Evolution: A General Sketch From Nebula to Man）这本书。该书是英国作家约瑟夫·麦克布（Joseph McCabe，又译为“麦开柏”）于1909年刊行的一本普及型的小册子。在1922年新文化运动的氛围中，由二十出头的郑太朴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不断再版，直到1951年。该书在培育一代新青年的近代教养方面功不可没。聂绀弩回忆说，相较于严复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马君武所译《物种原始》及《新青年》杂志，《从星云到人类》“是最懂的，很薄的一本小书，给了我很多知识”。

译者在例言中说：“进化一语，传入中国亦已几十年，近来更通行为口头禅；但对于此语能有明确之观念，十分清楚其意义者，恐还不多得。”麦开柏在正文开篇则说：“进化一语……五十余年前，这种科学上的真理，即在很有思想的人听了亦震惊者，现在已悬于小学生之口。”将中英两种语境、不同时间点的表述稍微进行时间换算就会发现，1850年代，“进化”亦是“震惊”欧洲知识界的新锐话题，但到了50年后的1900年前后，“进化”作为常识，已“悬于小学生之口”。中国在距五四“几十年”前的清末虽已传入进化学说，严复译的《天演论》也名噪一时，“进化”逐渐“通行为口头禅”。但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普通知识阶级对于“进化”的意义还不“十分清楚”。这和胡适1914年旅美后的观察是一致的，“达尔文《物种由来》之出世也……历半世纪而未衰；及其东来，乃风靡吾国，……廿年来，‘天择’‘竞存’诸名词乃成口头禅语”，然“今之昌言‘物竞天择’者，有几人能真知进化论之科学的根据”。换言之，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工作，就包括普及关于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由来与演化的近代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年青一代和全世界一起，开始以科学的方式探索宇宙自然、生命与文明的奥秘。因为“进化”观念之后，“无论那个学者，没有不把他作为研究之南针。古物学者要渐渐的把原人之进化史发见出来；言语学者，亦想把世界上所有各种言语编成系统表，明其进化之来源；至宗教艺术，社会制度各方面，亦均可从之看出其进化之点”。

麦开柏回顾进化思想的进化历程，谈到英国的斯宾塞，“伟论杰作，层至叠出，把进化论推广至宇宙间所有一切”。《进化：从星云到人类》从原子聚合、星云谈到太阳及诸行星的诞生，由冷凝过程主导的地球进化史讲到植物、动物从低等到高等的进化过程、人类的由来，并且展望了人类文明的未来。其布局和内容大体模仿斯宾塞1857年创作、后屡经修改的《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当然，该书增加了一些斯宾塞之后的知识，比如孟德尔（Gregor Mendel）的遗传学说。而1898年时，章太炎正是在进步哲学、进化学说全球流衍的时代氛围中与曾广铨合译了《斯宾塞尔文集》，其中就包括《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并由此建构了以进化为轴心的知识图景。这就意味着青年章太炎和新青年聂绀弩相似，都在经受近代全新宇宙观和社会观震慑后，重构自身的思想世界。就这个意义上讲，章太炎（及晚清一代）和五四一代之间，就像在平行空间的同一块土地上耕耘的人，是彼此的另一个自己。

从章太炎1898年翻译斯宾塞的《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到1922年《进化：从星云到人类》中译本的出版，张开双眼、无比惊异地获悉宇宙与社会由来、演变的“真相”，始终是趋新知识人推开近代思想之门的首堂必修课。以至于类似的译作一浪又一浪涌来，重复但又新鲜。1911年11月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上海创刊《进步》杂志，到1917年与《青年》杂志合并为《青年进步》杂志为止，《进步》共出版64册，是民初颇有影响力的综合性刊物。在发刊词中，杂志主编范祎（号皕诲）指出：“今吾国之所谓更始，所谓革新，大都属于事实，而思想之陈旧，仍为三千年老大国民之故态；宜乎十年来之进步虽有可观，要皆骛形式而乏精神。”促进社会的思想进步乃是该杂志的根本事业。从第1期开始，《进步》杂志在“译著”栏分7期连载了紫宸达旨、健鹤润辞的《学术进化之大要（译英国斯宾塞学术论）》。这篇所谓的斯宾塞学术论，事实上正是章太炎翻译过的《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

《斯宾塞尔文集》连载于《昌言报》，而《昌言报》脱胎于戊戌时期的名刊《时务报》。《斯宾塞尔文集》原拟登载于《时务报》。《时务报》第18期显示，其英文刊名正是“The Chinese Progress”。《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本来是为了解说刊物题旨而准备的。13年后，《进步》杂志再次用该文来解说“何为进步”。如果考虑到《进化：从星云到人类》一书再版到1951年，那么可以说，从宇宙到人类社会的进化历程是自19世纪中叶到1950年代的一百年间，知识界反复启蒙的思想主题。换言之，在近代思想的接受上，章太炎与五四一代之间并未出现断层与割裂。

至于五四时期知识精英的思想展开，不得不提的一本书则是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创造进化论》（Creative Evolution）。柏格森法文原著出版于1907年。到了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从陈独秀、李大钊到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等，已经几乎无人不谈柏格森。张东荪、金岳霖、张岱年代表“实在主义的进化思想”。张东荪1918年在《时事新报》上连载、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译著《创化论》（即《创造进化论》），1921年李石岑在《民铎》杂志上组织的“柏格森号”，都是思想界的现象级事件。中国知识界绍介柏格森学说之初，就根据莱曼·阿博德（Lyman Abbott）的判断，将柏格森哲学定位为“进步哲学”（The Philosophy of Progress）。有舆论直陈柏格森“影响于思想界之巨，达尔文而后，莫之与京”，甚至“二十世纪之文明，将必悬于柏氏掌握中”。从进步哲学、进化学说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理解柏格森，最是本色当行。

柏格森申明要以“真之进化说”取代“斯宾塞之伪进化论”（the false evolutionism of Spencer）。柏格森指出，19世纪下半叶建基于物理学的进化论表现出理性之专横——站在事物之外，以完成式的眼光、背离不断生成的事物来谈论进化，“斯氏以为物理现象之关系映乎人心，遂成思想；外界之法则，即为思想之格式，是观念纯为外物之映影也”。而以绵延、直觉、创造、自由意志为标志的20世纪的生命哲学，在柏格森看来才是足以取而代之、真正的进化论。

柏格森并不是横空出世的。柏格森哲学的评述者常目之“与叔本华之意志论所表著之思想相感通”。五四时期柏格森主义和尼采主义相当兴盛，他们都属于“非理性主义”及“唯意志主义”的阵营。他们都从叔本华悲观的意志论中转变出积极的、创造性的元素，通过对“自由意志”的信仰，为新的政治变革和社会改造提供思想动力。此外，柏格森的学说还明显继承了新拉马克主义的元素。拉马克主义认为用进废退是由环境的压力机械性地引发出来的，所谓“适应”并不指向动物的主观努力或意志。当然，它很容易被导向这样的认知。柏格森就说，这种努力（effort）暗示了“意识与意志”（consciousness and will）。他认为，在进化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只有新拉马克主义承认了关于进化的一种内在和心理学的原理”，而寻求进化过程中心理学性质的原因乃是新拉马克主义“一种最坚实的立场”。在强调内在和心理学的进化主义上，柏格森比新拉马克主义走得更远，所谓：“奋勉足以变易本能，创造形体者，必有更深之义焉，非四围境遇所拘，非每一身体所限。”由于极端强调直觉、本能、自由意志等创造进化的内在心理因素，柏格森断然否定意识起源于大脑，称：“心决非自脑而出……夫曰脑应于心，是心已驾乎脑而上之矣。”这也成为柏格森主义最为论敌所诟病的地方。

章太炎与柏格森类似，经历过从拉马克主义到意志论、直觉论、心理学等思潮的冲击。清末中国知识界所接受的种群进化观念主要是拉马克主义的用进废退理念。章太炎将用进废退与肯定主观意志的传统思想相联结，肯定“心力”对于政治、社会变革的意义。章太炎流亡日本期间，凭借角田柳作、岸本能武太、远藤隆吉译介的本杰明·基德、莱斯特·沃德、弗兰克林·吉丁斯的作品，汲取重视人的内面价值和主观能动性、强调欲望和心理学因素的英美社会学之养料。并且，他通过以井上哲次郎为中心的哲学圈，已经了解到康德、费希特等以“活动”为要点的“直觉派”（Intuitionismus）的哲学，又最为倾心叔本华意志的盲动说。他将这种基于个人感知的认识论与唯识佛学相结合，以阿赖耶识和末那识的关系来解释“自我”的产生。他虽然持灭绝意志以寻求解脱的悲观心态，但因革命活动的需要，行动上却格外接近尼采所谓的张扬意志的“超人”。

1906~1907年章太炎在东京主持《民报》，发表《俱分进化论》《建立宗教论》《人无我论》等文。而1907年柏格森出版了《创造进化论》。换言之，章太炎和柏格森几乎同时以相似的思路和方式实现了对19世纪斯宾塞进化学说的反思和批判。这就是为什么五四之后思想界大谈柏格森时，章太炎颇有惺惺相惜之感。1921年1月，《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登载了两封章太炎与李石岑论学的书信。其中，章太炎专门论析了柏格森的重要概念“直觉”，并将之类比为唯识佛学的概念“藏识”。他说，“谈哲理者多云若者可知，若者不可知。不可知者，特感觉、思想所不能到耳。未知感觉、思想以外，尚有直觉可以自知也。是故伏断意识，则藏识自现，而向之所谓不可知者，乃轩豁呈露于前”，并由此赞赏“柏格森氏颇能窥见藏识”。

斯宾塞以牛顿力学原理建构的宇宙进化论，把人类视作遵循自然演化规律、镶嵌在宇宙万物中的一部分。达尔文基于自然选择理论的生物进化学说，揭示了人类的命运并不由自己掌握，而是充满机遇与死亡的不确定性。柏格森却认为，人类面对进化并不是无能为力的，相反可以通过当下的创造和自新，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因为未来是未被预定的，而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此即“绵延为万物之本，自由为创化之性”。19世纪下半叶进化论所昭示的人类命运的“不确定性”，在20世纪的柏格森那里转化为无穷的创造命运的“可能性”。章太炎与柏格森拥有相似的思想基底。召唤“直觉”，呼吁“创造”、革命，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和能动性也正是他们的共同诉求。而这些诉求构成了20世纪新文化憧憬新的政治和社会、建构新的文艺美学之鲜明特色。近代思想的全球流衍仍是观察20世纪中国新文化之走向时不可或缺的视野。

1915年，在民族“濒于绝境”的危急关头，李大钊号召“觉悟”，“本自由意志之理（Theory of free will），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适于所志，则Henri Bergson氏之创造进化论（Creative Evolution）尚矣”。1921年6月，郭沫若在东京和郁达夫、张资平、何畏、徐祖正等成立了酝酿已久的创造社，并决议出版《创造》杂志。郭沫若道出了这一团体的审美风尚，“我对于艺术上的见解，终觉不当是反射的（Reflective），应当是创造的（Creative）”，“真正的艺术品当然是由于纯粹充实了的主观产出”。194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把进化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无穷的“创造性”和“可能性”，章太炎和五四一代、和20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并肩同行。以章太炎的思想历程为轴心，足堪辐射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近代思想在全球某种流动变迁的面相。而一旦要追溯和辨析20世纪新文化的源流，梳理其与传统思想、与东西洋学术错综复杂的关系，章太炎以参与和思考中国革命为动力，汲取、反思两洋三语之思想世界的成果，对“道”的持续追问，是值得我们不断回顾、一再重访的所在。

（本文选摘自《原道 : 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彭春凌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