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馆藏｜从陕北看世界——哈佛燕京图书馆斯诺特藏之二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于1936年访问陕北，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重要领袖，深入观察红军与苏区社会，写成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风行一时。1939年，斯诺为了推进工合运动，再次访问陕北。斯诺在陕北获得了一批珍贵的红色资料，作为其写作的素材。1957年，斯诺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将六七十份资料赠予哈佛燕京图书馆。尘封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些从未被整理公开的资料近期由哈佛燕京图书馆馆员马小鹤、王系着手爬梳，并写成系列文章由“澎湃新闻”独家刊发，以期为学界及大众提供一种新的历史资料与历史观察。   

图1 《时论》第一期封面

哈佛燕京图书馆斯诺特藏中，有的是一张布告，有的是几页的一份报纸，也有一些小册子，或几十页的刊物。其中有一份相当罕见的刊物是1936年7月21日红色中华社油印出版的45页的《时论》第一期（图1）。

封面上面斯诺手写英文Reprints，大概是因为这期《时论》收录的是电讯和其他报刊的文摘，斯诺称其为reprints（转载）。

封面左侧竖写“海德同志一份”。海德，当为乔治·哈特姆（George Hatem，1910-1988），后起了中文名字“马海德”（图2）。他是美国医生，1933年抵达上海，留下工作，1936年，宋庆龄得悉中共中央拟“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遂推荐斯诺与马海德前往。马海德后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一直在中国工作。

图2 马海德与毛泽东

《时论》第一期目次（图3）为：

西南抗日

苏联报纸对西南事变的评论

西南当局两个通电

西南军事行动的分析       宇清

谁是内战的挑拨者？       章乃器

英国在远东之政策   （苏联《太平洋季刊》）

苏联新宪法草案

法国人民阵线

法国人民阵线政纲

法新阁组成

法新阁大政方针

图3 《时论》第一期目次

一、西南抗日

西南抗日，即西南事变，又称两广事变。两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矛盾由来已久（图4），1931年两广几近独立，九一八事变后，双方妥协，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合称西南两机关，两广保持半独立地位。1936年5月12日，蒋介石的老对手胡汉民因脑溢血逝世，两广实力派失去重心。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欲取消西南半独立状态。6月，“南天王”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全国督促中央抗日，与蒋介石抗衡。西南事变可谓西安事变的前奏。

图4：1934年陈济棠（左）、李宗仁（中）在广州阅兵典礼检阅台上

1.《苏联报纸对西南事变的评论》（图5）

此文译自塔斯社莫斯科[六月]十一日电，报道伊士维齐亚报在《烟幕乎？激怒乎？》一文中的意见，认为日本正在挑起宁粤之间的内斗，希望宁粤内战，能否成功，目下尚难断言。

图5 《苏联报纸对西南事变的评论》

2.《西南当局两个通电》：“冬电”、“支电”

图6 《时论》第一期载《西南当局两个通电》“冬电”

斯诺特藏中另有一份“冬电”的油印本（图7）。

图7 斯诺特藏单张油印《西南政务委员会冬日通电》

《时论》所载“冬电”说明出自“（两广六月二日通电）”，《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6月4日第2版根据广州3日电，刊登了全文。（图8）“冬电”要求政府、党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著”。

图8 《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6月4日第2版“冬电”

图9 《西南当局两个通电》“支电”

《时论》所载“支电”（图9）说明出自“（两广六月四日通电）”，《南宁民国日报》6月6日第2版根据广州5日电刊登全文。（图10）“支电”是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领衔的两广将领要求中央响应西南两机关冬电，“迅予改颁军号，明令属部北上抗日”。

图10 《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6月6日第2版“支电”

6月6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将西南军队改称“国民革命军抗日救国军”，陈济棠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白崇禧任第四集团军正副总司令（图11），进军湖南。蒋介石一面急调两个军控制衡阳，以阻粤桂军北上，一面致电陈济棠，声称尽量避免冲突。

图11 发动两广事变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

斯诺特藏还有一张铅印的“铣（xian）电”（图12），6月16日西南两机构致电中央，斥蒋“诬抗日者为对内，指救国者为异动”，“然属部、属会犹希冀中央有万一对外之决心，故力求避免内战，下令一、四集团军所属少数入湘之兵，撤回粤桂边境，以待中央抗日之命令”。

图12 斯诺特藏“铣电”

3．《西南军事行动的分析》（宇清）（图13）

图13 《时论》所载《西南军事行动的分析》（宇清）

西南事变在国内引起了极大注意。邹韬奋的生活书店创办的《永生》周刊呼吁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与中共的主张遥相呼应，在1936年6月20日第1卷第16期“读者之声”专栏刊登了宇清的《西南军事行动的分析》（图14），认为这次西南运动，决不是什么单纯的内战，也决不是什么反对中央的私斗，它是抗日救国联军的一支突起的军队。《时论》收录的即是此文。

图14 燕京藏《永生》周刊所载《西南军事行动的分析》（宇清）

4. 《谁是内战的挑拨者？》（章乃器）（图15）

图15：《时论》所载《谁是内战的挑拨者？》（章乃器）

《时论》所收入的章乃器之文也出自1936年6月20日的《永生》周刊。章乃器是救国会的领导人之一，后来曾与其它6位救国会名流一起被捕，被称为“七君子”。（图16）此文反驳了胡适在6月14《大公报》上发表的《亲者所痛，仇者所快》。胡适担心万一西南事变“抗敌救国的美名真成了掀动内战的烟幕弹”。章乃器则称：“西南冬电的主张，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会感动流泪”。认为“西南大多数的将士是纯洁的，是决心抗日的，而且永远不愿意被少数人出卖的”。《时论》显然比较赞同章乃器、宇清的意见。

图16 救国会七君子：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在蒋介石的分化下，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图17）脱离广东，投诚南京，第一军从粤边向南推进；第二军军长张达先是从韶关、英德退却，继而也不愿内战。西南两机关的反蒋元老肖佛成等也纷纷离广州，躲到香港。陈济棠见大势已去，7月18日宣布下野。桂系与蒋介石继续抗衡，不过最后也政治解决，并未导致内战。

图17 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

二、《英国在远东之政策》（苏联《太平洋季刊》）（图18）

图18 《时论》第一期《英国在远东之政策》

“苏联《太平洋季刊》发表：《英国在远东之政策》（见五月廿日《大美晚报》）对十五年来英国在远东政策的变化，作了有系统的叙述，对于我们极有价值。因为该文过长，特需摘录如下。”其实此文在《大美晚报》5月20（图19）、22、23、24日连载了4次。

图19 《大美晚报》1936年5月20日第2版《英国在远东之政策》

此文认为英国1935年对日转为强硬，只能说是苏联的一厢情愿。英国基本上仍然采取“政治绥靖”日本政策。而苏联承认了满洲国，并把中俄共管的中东铁路出卖给满洲国，以避免与日本摩擦。英国财政部派来协助中国币制改革的经济顾问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Ross，图20）个人对日确实比较强硬一些，但不仅《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外交部不赞成李滋罗斯与日本的冲突，而且后来公布的英国外交文件也证明外交部将其视为一头破坏英日关系的“公牛”。

图20 抵沪之李滋罗斯夫妇与欢迎代表

三、《苏联新宪法草案》（图21）

图21 《时论》第一期所载《苏联新宪法草案》

《苏联新宪法草案》当时有不止一种译本，从第30条翻译为：“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苏联最高议院（威尔科夫尼苏维埃[Верховный Совет]）”，可以证明，《时论》第一期用的是《中苏文化杂志》第1卷第2期（1936年6月）的译本。

图22 1936年7月南京中苏文华协会印行的张西曼译《苏联新宪法草案》扉页

四、法国人民阵线

法国人民阵线是1935-1938年法国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等左翼党派和政治团体为反法西斯、实行社会经济改革而组成的统一战线。1936年1月间，《人民阵线的纲领》发表，人民阵线在议会选举中大胜（图23），6月4日，组成了以社会党人为总理的第一届人民阵线政府，激进社会党也入阁，共产党仍在野，但表示支持。

图23 1936年5月，法国人民阵线领导人欢呼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胜利

1.《法国人民阵线政纲》（图24）

图24 《时论》第一期载《法国人民阵线政纲》

《时论》第一期所载《法国人民阵线政纲》出自国民党上海市执委会编的《上海党声》半月刊，1936年第2卷第11期（7月20日）。

这个政纲在政治方面，要求取缔法西斯组织，取消限制新闻自由的法令，保护工会活动的自由，尊重教育与信仰自由；维护和平，在国联机构之内，各国为集体安全而共同努力，制裁侵略者，普遍裁军，战争工业统归国有，废止秘密外交。经济方面，恢复因经济恐慌所减低之购买力，设立全国失业基金，缩短工时而不减薪，进行大规模公用事业的建设以减轻失业问题，修正农产品价格，停止财产扣押，将私有之法兰西银行改为国有之法国银行，改革赋税制度，主要针对大资产。

2.《法新阁组成》（图25）

图25 《时论》第一期所载《法国新阁组成》

“哈瓦斯社（Agence Havas） [六月]四日巴黎电：新的内阁顷已组成，定于明日晚间举行阁议，本星期六上午举行国务会议，是日下午出席参众两院，宣读大政方针。”此文报道以社会党莱翁勃崙（Léon Blum，图26）为总理的新内阁的组成相当详细，当出自直接收听到的哈瓦斯社6月4日的电讯。

图26 1936年出任总理的社会党领袖莱翁勃崙

3.《法新阁大政方针》（图27）

根据哈瓦斯社[六月]六日巴黎电，介绍了法国新内阁的大政方针，基本上就是可以马上实行的政纲。法国人从人民阵线政府取得的社会福利，比如带薪休假、每周40小时工作制、集体合同等，一旦确立，即不可逆转，并未随着其下台而取消。

图27 《时论》第一期所载《法国新阁大政方针》

五、红中社

红色中华社，简称红中社，1931年11月7日成立于瑞金。1933年5月，岳夏受命建立为红中社专门抄收国内外通讯社新闻电讯的“新闻电台”，抄收后，由译电员李柱南译成中文，随后油印成《无线电日讯》，供中央领导机关和苏维埃政府机关参阅。李柱南因为背得出电报本子，因此得了个“本子”的外号。1935年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11月25日红中社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恢复工作。1936年春，中央军委后方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向仲华调到红中社工作。1936年7月初，红中社随中共中央迁至保安县。

据岳夏回忆，1935年6月间，中央军委派他带领无线电一分队到红四方面军建立新闻台，这是他第二次做新闻台的工作。岳夏抄收下来苏联塔斯社和东京、西贡、柏林电台的英语、日语、法语和德语新闻，一律送保卫局，由当时关押在那里的三个人译成中文。其中廖承志不仅会译中文电码，而且还能翻译英语、日语和德语新闻，岳夏对他的外语熟练水平十分佩服。

据廖承志自己回忆，岳夏“关于在长征途中1935年冬红中社新闻台抄收新闻电讯的情况，是确实的。我当时被张国焘关押，曾翻译该台抄收的外语新闻电讯。”1936年冬，廖承志到陕北保安后，由博古（秦邦宪）主持开会，决定红中社的工作分为两部分，即：外国电讯部分由廖承志负责，红中社原来的工作，即报道苏区消息，仍由向仲华负责。据廖承志回忆：“我当年在陕北搞新闻工作时，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李柱南，……他一个人担任中文电讯翻译，每天要翻译九千字国民党中央社的稿件。这个人的妙处是电报码子全记在脑子里，不用翻本子，一看码子，字就出来了，国民党方面的消息他一个人包了。……我包外国通讯社电讯的翻译，日本同盟社消息我包了，塔斯社英文电我包了，法国的哈瓦斯通讯社，法文我不懂，它的英文电讯我也包了。加起来大概一天也有六七千字。还有一个是向仲华，他包解放区的消息。解放区所有的来电，他把它综合起来，写消息，写评论。写评论我也参加写一点。”西安事变后，廖承志（图28）去筹备出版《解放周刊》，红中社改名新华社，向仲华任社长。

我们可以推测，第一期《时论》是由李柱南从电讯译出《西南当局两个通电》，其他文章是向仲华从外电、报刊上选辑的。

图28 抗日战争初期的廖承志

六、信仰与战略

红军在长征途中，笨重的印刷机械自然只得丢弃，无法铅印出版任何报刊。中共领导几乎与外界隔绝，连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也中断了，甚至看不到报刊。1935年9月18日红军陕甘支队到达甘肃宕昌县哈达铺，中央领导人才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大部队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从而决定落脚陕北。然而红中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不仅恢复了《红色中华》与“参考消息”（每日电讯）的油印出版，而且收集国内外电讯和报刊，编译出版了第一期《时论》。

这本简陋的油印刊物直观地反映了当时红中社条件之差，与工业化社会的苏联塔斯社、法国哈瓦斯社相去悬殊（图29），同时这期刊物也反映了中共的信仰与战略。斯诺根据他亲身观察，肯定红军指挥员和党的领导人“都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按他们自己的方式，他们是社会主义的自觉战士；他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相信自己是一个世界性运动的一部分。”《苏联新宪法草案》当然就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以俄为师，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同时，《时论》也刊登了法国人民阵线政纲，这显然也是他们的一个参照系。中国在与苏联决裂与文革十年动乱之后，改弦易辙，走上改革之路，建设市场经济的决策，是有深远思想基础的。

图29 红中社（左下）、塔斯社（左上）和哈瓦斯社（右）

1936年中共希望把中国建设成苏联或法国那样的工业化社会，还是遥不可及的愿景，迫在眉睫的是抗日救亡。以当时红军的弱小力量不要说打败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就是避免被国民党军队剿灭，已属不易。但日本策划华北独立把蒋介石逼到了死角，开始考虑联俄抗日，他通过宋子文、宋庆龄，派董健吾（即陪斯诺赴陕北苏区的“王牧师”）作为密使，于1936年2月27日抵达瓦窑堡。3月2日，博古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说：董[健吾]来说明南京统治上层的分化，英美派（[宋]子文、[孔]祥熙）、少壮军人（陈诚、胡宗南、罗卓英等）取抗日联共态度，宜建立友善关系。政学系、旧军阀、法西[斯]右派主彻底投降。蒋本人尚周旋两者之间之上。可见中共也在考虑联合国民党的英美派、少壮军人抗日。6月初西南事变发生，16日，中共向共产国际上报：两广发动，华北宋哲元、四川刘湘等也在酝酿，红军正与东北军秘密联络，计划举事，控制西北局面，成立西北国防政府，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18日，中央发出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认为：两广的发动是新阶段开始的标帜，从共产党到帝国主义，可以发展到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中共与共产国际磨合，充分利用南京政府和地方实力派希望通过中共，联俄抗日的有利形势，“四两拨千斤”，虽然未能成立西北国防政府，策应两广，但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图30）等领导中共通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中共、南京当局和地方实力派的抗日统一战线，可以说是后来中、英、美、苏反法西斯同盟的滥觞。

图30 西安事变结束后，周恩来、毛泽东、博古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