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的细节｜於嘉：生活不易，别用“催生”口号对年轻人施压

【编者按】

2022年，我国人口“负增长”的靴子终于落下。在生育率长期走低的大背景下，此走势并不让人意外，然而应对已更为吃紧。低生育率是个千千结，但务必要解，它关乎每一个人的幸福与希望，也系于社会发展的活力与动能。基于此，澎湃新闻推出“生育的细节·构建生育友好”专栏，特邀人口领域的知名研究者就生育话题发表观点，抽丝剥茧，共同求解。

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3年新生儿数量为902万，比2022年减少了54万。据此估算，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也必然在1.1以下，毫无疑问，中国已步入全球极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17年以后经历了急速下降，仅在6年时间内，总和生育率便从不到1.7下降到接近1，这在全球都是非常罕见的。即便是早已面临低生育率问题的韩国，总和生育率从1.8左右降低到1.1左右也历经了20多年的时间。但真的是中国人突然都不想生孩子了吗？在断崖式下降的生育率与持续的低生育态势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在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2021年）以前，中国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在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采用不同的估算方法与数据来源，都会影响到总和生育率的大小。但在争论背后却有一个一直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生育意愿早就降到了全球很低的水平。

根据侯佳伟等（2014年）的估算，中国人的理想子女数量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降低到更替水平（2.1）以下，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量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降至1.5，农村居民的理想子女数量也在2000年以后下降到2左右。

若进行横向比较，2010年左右，日本、韩国和大量欧洲国家的理想子女数量都在2.5左右，远高于同期的中国。但是这种极低的生育意愿并没有及早得到关注，或是引起警惕。长期以来我们存在一种误区，认为中国人的生育需求始终被计划生育政策压抑，但却忽视了，经济发展、城市化与观念转变，包括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观念的塑造，都改变了人们的生育需求。

生育意愿虽然不能准确预测实际生育水平，但却是生育走势的风向标。一般而言，随着工业化与避孕技术的普及，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会比生育意愿更低，也就是“想生”却“不能生”、“不敢生”。这也意味着，在中国生育率陡然下降之前，中国人的低生育意愿已经长期存在了，形成当前的极低生育率绝非意外的结果，甚至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着比韩国、新加坡更低的生育率。

那么为了提高生育率，我们努力去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就可以了吗？答案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生育意愿或理想子女数量是人们在成长与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并稳定的，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是在个体完成成年身份转变后。因此，希望通过舆论或是鼓励提高人们本身的生育意愿是很难的，甚至年轻人在面对“催生”时会产生反抗心理，以对抗主流完成自我意识的表达。

所以，我个人非常不提倡以口号式的方式提振生育率，尤其是对本就生活不易的年轻人施加压力，让他们感觉到生育是一项需要完成的任务。

但这也并不代表无计可施，提高生育率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计划，并不应该只看短期的效果。营造儿童友好的环境、改变人们对家庭规模的认知，更多是改变下一代的生育观念，需要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当个体成长在有爱的环境，作为儿童被友善对待，他们的父母不会因为育儿而烦躁易怒，也不会因为生育他们而放弃工作或丧失个人生活，他们才会真正感受到生命延续的意义与价值。反之，人们会觉得，我的成长已经如此不快乐，又何必制造不快乐的下一代？我的存在让父母失去那么多，我为什么要重蹈他们的覆辙？

与个体生育意愿相比，更加容易改变的是个体的生育计划与生育意愿的实践。生育计划就是人们常常考虑的，是在近期生育，还是过几年之后再生？对于生育的主体女性来说，生育计划常常与事业发展产生冲突，因为生育导致的“母职惩罚”体现在就业、晋升、收入等方方面面，我们近期的研究也揭示了全职妈妈越来越难以返回职场。很多女性因此将生育计划不断推迟，最终可能因为生理原因无法生育，或主动放弃生育，没有办法实现生育意愿。

我们最近正在进行的一项基于2010-2020年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纵向数据研究初步结果显示，在中国，生育对男性和女性的时间分配有不同影响。中国妇女生孩子会导致家务劳动时间的增加，而用于工作、闲暇（娱乐）、睡眠和体育锻炼的时间则会减少。但中国男性的有报酬工作时间在成为父亲后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因此，在鼓励生育上，女性的需求是最应当被关注和满足的。职场之中的母亲友好应该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为哺乳的女性提供母婴室、消除对母亲的歧视、提供更灵活的工作安排。

女性崛起是势不可挡的，女性在教育、工作与社会活动中完成自我价值的同时，对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也有着巨大贡献。当女性自我价值实现与生育养育产生冲突时，减少其教育与工作机会并不会提高她们生育的可能性，更好的办法是减轻她们生育的负担。一方面，国家与社会应该投入更多资源、制定女性友好的政策，另一方面，男性也要承担更多的育儿照料与家务劳动，生育与养育不应只是妈妈的责任。

此外，工作、育儿等方面的压力同样会抑制个体的生育计划。对于互联网“大厂”工作者，“996”甚至低估了工作对个体时间的占据。为了错峰出行，很多公司设定的上班时间更晚一些，比如10点、11点，但早上的时间大部分人也并不能充分利用起来，而这也意味着下班的时间更晚，很多人会在10点、11点才下班，工作日几乎没有社交与休闲，休息日也往往用来接送孩子去课外班或是补觉。这样高强度的生活节奏，很难让人产生新的生育计划，甚至抑制个体的性需求。

不止如此，父母在幼儿照料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还需要负担孩子教育上的经济支出，并承担陪伴监督的责任，这种“资源密集型育儿”让很多夫妻无法招架，即便他们希望子女有兄弟姐妹做伴，也只能放弃二胎与三胎的打算。

在育儿支持上，中国的祖辈长期以来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我们近期的研究发现，在对生育潜力的刺激上，有长辈帮忙育儿带来的效用等同于家庭年收入增加约12万元。考虑到中国家庭的平均年收入，长辈照料对生育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然而，中国当前工作年龄正不断延长，这造成了家庭照料资源的紧张。

在我的访谈中，一些受访者明确表示要等父母退休后再考虑生育问题，否则双职工家庭根本无法养育幼儿。这也会一定程度上推迟人们的生育年龄，进而降低二孩、三孩生育的可能性。因此，国家在顾“老”与顾“小”之间需要达成更好的平衡。例如对于切实需要照料孙子女的工作者，能否适用不同的退休制度？对于在异地帮子女育儿的老年人，能否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支持？

伴随着第二次人口转变，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动。一些传统的关于生育的认知正在瓦解，例如我近期的研究发现，95后与00后已经基本不认同“女人应该有孩子才算完整”，生育不再是女性必须经历的。在家庭关系中，虽然子女中心主义依然存在，但夫妻关系也成为了一些家庭的主轴。

此外，互联网平台上，生育文化更为分化。一方面，持有不育态度的年轻人明显增加。年轻人喜欢在社交媒体上晒自己生出了“哈基米”，将养育宠物的过程比喻为育儿，甚至开玩笑要让宠物为自己养老。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生活方式多样化，生育带来的快乐与满足感并非完全不可取代，另一方面，伴随生育政策的开放，很多生育了多个子女的夫妻更加活跃地分享多孩家庭的日常，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与赞赏。这些新的变动又将对生育率产生何种冲击，可能还需要更长期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