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亮瞻局｜回顾一战百年：同盟代价与均势风险（中）

前俾斯麦时代的平衡周期

1914年的案例支持第二种观点，事实上1914年之前的历史同样可以印证该观点，并证明第三种观点的有限合理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1914年并非个案。

在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维也纳体系得以建立，其在40多年间维持了大国间的和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维亚纳体系被很多学者贴上了“均势成功”的标签。然而该体系得以良好运转的前提恰恰不是均势，而是失衡。在欧陆东西边缘，俄国陆权和英国海权的碾压式优势才是保障维亚纳体系的基石。但在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在欧陆的优势地位被终结了。英法两国在一场海陆结合的边缘战争中击败了难以发挥自身陆权优势的俄国，战争失利导致俄国内部政权动荡，国力迅速衰落。

均势就此重新粉墨登场，但它带来的却是一系列久违的大国间战争。先是法国与奥地利在1859年围绕意大利的独立问题大打出手；此后普鲁士果断行动，接连击败奥地利和法国，一个强大的统一德国就此诞生，这也意味着新一轮失衡开启。

德国宰相俾斯麦在1871年后重新着手建立一个不完整的协调体系。从1871年到1890年，德国的结盟体系把除法国以外的所有欧洲大国都囊括在内。首先，在1866年奥地利战败后，俾斯麦选择“宽恕”奥地利，并通过构建奥匈二元帝国帮助该国实现复兴，还与其在1873年的三皇同盟中结盟。其次，在1878年俄土战争后，俄国退出三皇同盟，维也纳又与柏林在1879年组建了新的两国同盟；但俾斯麦决不允许俄国游离于自己的同盟体系外，为再次引诱俄国入盟，俾斯麦主动提出结盟要求，并在1887年与俄国秘密签署《再保险条约》；与此同时，为了在巴尔干和近东牵制俄国，从而弱化俄国对奥匈施加的压力，俾斯麦又于同一年拉拢英国加入《地中海协定》。

到1890年，除法国外的所有欧洲大国都被拴在了德国的结盟体系之内。俾斯麦用盟约将俄奥两国捆绑在一起对两者都加以约束，一旦一方不听话，就可以与另一方拉近关系来进行威慑——这种貌似矛盾的做法恰恰是德国外交的力量所在，它让俾斯麦有了巨大的选择空间。按照俾斯麦的设想，“无盟可结”的法国最终也只能选择加入该体系。如果柏林在普法战争结束时遵照俾斯麦的要求缔结合约——即放弃任何割地赔款，那么很可能在俾斯麦逝世前，他就已经实现了终结法国复仇威胁并拉其入盟的设想。

从失衡滑向战争

然而，在1890年后，德皇威廉二世和冯·卡普里维伯爵领导的新政府葬送了俾斯麦错综复杂的结盟体系，他们在1890年拒绝续签《再保险条约》，直接导致俄国成为法国的潜在盟友——这一致命决定最终葬送了第二帝国。刚开始，德国期待拉拢英国顶替俄国的位置，但在威廉·格拉德斯通就任英国首相后，新上任的外交大臣罗斯伯里爵士无法像他的前任索尔兹伯里一样延续与柏林的亲密关系。如果他能做到的话，面对柏林抛出的橄榄枝，英德同盟的影响原本会比俄德同盟更大，因为英国与奥地利的关系十分密切，且英国当时正在全球与法国激烈争夺殖民地。

随着1894年法国与俄国结盟，欧洲从本来对德国有利的失衡局面又变回均势，同盟国如今面对的是几乎实力相当的法俄协约。在推行对法强硬政策的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的影响下，英国在1899至1901年一度恢复了对德友好关系。但此时德国首相冯·比洛受“自由之手”理论的驱动却选择冷落英国。该理论认为，德国不必与英国结盟来遏制法俄协约，因为法国与英国在殖民地的竞争会导致这两个国家永远敌对下去。当时的实际情况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英法两国在1898年差点因苏丹法绍达和尼罗河上游地区的控制权直接开战。

在英德同盟告吹后，伦敦转而与日本结盟，因为日本是唯一一个能够在远东限制俄国扩张的国家。这一度让法国感到为难：由于日本和俄国敌对，法俄同盟是否会导致法国与英国的战争？法国此时做出了极为明智的选择，为了本土安全，法国决定在殖民地问题上向英国做出少量让步，两国在1904年订立英法协约。由于法俄同盟的连带关系，法国在英俄之间积极协调，再加上俄国在日俄战争中速败，短短数年间，法国、俄国、英国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密，原本对德国有利的失衡局面不仅趋于平衡，甚至正在倒向对德国不利的失衡。

而在每一次均势与失衡周期往复的“交接点”，爆发战争的风险是最大的。

重复错误

一战之所以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盟友之间认为必须互相帮助才能保障本国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大国对相对弱小盟友的支持（例如俄国帮助塞尔维亚、德国帮助奥匈）会引起而不是阻止战争的爆发。由于对峙的双方实力相当，在1914年，各国似乎没有什么理由不去帮助处境艰难的盟友，因为一旦盟友流失，就很可能导致不利于自己的失衡局面出现。

较为弱小的盟友经常会带来以下难题：它们要求大国对自己的对手采取强硬立场，却不能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持。它们助长了开战的动机，而不是有效阻止战争的爆发。

对于大国来说，在盟友和潜在对手之间维持恰到好处的关系十分艰难。这进一步体现在各国为阻止二战爆发而做出的努力上。在1939年，英法亟需遏制德国。但是，如何遏制德国是伦敦和巴黎面临的棘手问题。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应该拉拢一个强有力的盟友来威慑德国，迫使它妥协。这一角色只有两个候选者：苏联和美国。美国当然是首选，但在1938至1940年期间，美国还没准备好向英国做出任何承诺，因为国会不可能批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修改中立法案。只有在德国给英法两国造成更大威胁的情况下，国会才可能点头。从这一点来说，英法两国必须接受更多失败才能说服美国干预。

苏联是另一个可能的救星，但意识形态的决裂让英法两国很难像上一次战争中那样信任俄国。在伦敦和巴黎犹豫不决之时，莫斯科也有自己的打算。1939年8月23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把苏德两国拴在了一起。因此，在1939年8月26日英国与弱小的波兰达成盟约时（法国在一战结束后就是波兰盟友），英法两国制衡德国的力量几乎没有任何增强，也没能阻止战争在仅仅一周后爆发。为波兰挺身而出会让英法两国卷入东欧战事，在那里它们没有任何胜算击败德国。换言之，即便英法两国部署在西线的庞大军队在1939年表现的更积极，希特勒只要在一场短暂的（9月17日苏军进入波兰前）国土防御战中保证西线不至于崩盘，德国就肯定是1939年战争的胜利者——况且1939年英法的战争机器并不适用于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