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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野千鹤子：她的登场，震撼了上个世纪的女性主义

2024-02-21 15:5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近年来，有关女性的身份想象正在被前所未有地重塑。“她”的意象不再温驯、内隐、软弱，取而代之的是一路高歌的大女主叙事，振臂高呼着清醒、独立与自由。

《请回答1988》剧照

身为女性，的确需要这样昂扬向上的自我意象，以抵抗她们在父权文化中长期遭到贬低与矮化的境遇。与此同时，这样的身份想象也呼应了一种理想的女性范式，无数个“她”将其作为共同的愿景，集结、凝聚成了一个紧密的团体。

然而，这样的做法却可能会遭到批判。

著名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一书中大胆宣告女性主体已死：女性身份不再需要被建构与定义，因为其根本“并不存在”；由此，基于女性身份而建立起的姐妹情谊（Sisterhood）也“毫无根据”。

巴特勒对于性别研究领域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此番极具颠覆性的言论一出，立即引发了轩然大波。对此，上野千鹤子评价道：巴特勒的登场，震撼了女性主义。

朱迪斯·巴特勒

在《置身时代的社会理论》一书中，作者史蒂文·塞德曼详尽地梳理了巴特勒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他指出，这一看似悲观而激进的观点实际上打破了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主义所处的困境，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为僵死的局面注入永不枯竭的活力。她试图颠覆已有的二元性别论，并重新构想一种社会变革的形式。

以下内容选自史蒂文·塞德曼《置身时代的社会理论》，有删节

后现代女性主义：

朱迪斯 · 巴特勒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变得非常纷乱。女性中心论的女性主义者主张共同的女性身份和政治，仍然是一股强有力的存在。但是，新的女性主义身份已经凸显：有色人种女性、工人阶级女性、施虐受虐女同性恋者（sadomasochistic lesbians）和后殖民女性。她们抨击女性中心论的女性主义者，指其秉持的是一种欧洲中心论的、中产阶级的、异性恋的白人的观点。到90年代初，世人听到了一种新的思想之声：后现代女性主义。

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对女性运动的核心前提提出了广泛的挑战，即所谓“女性”指的是构成女性主义知识和政治必要基础的某种共同本质或共同身份。她们对诉诸“女性”作为女性运动的基础提出了质疑，理由是这一概念并非统合连贯，排斥了某些女性，并创造了有关好女人的规范。

“第一波女权运动”

何谓“女性”，本就是个无解的难题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断言，性别身份并非限定不变，无论是被自然所限定还是被社会所限定。并不存在什么基于共同的心理倾向、文化价值观或社会定位的核心性别身份，能干净利落地区分女性与男性。

性别总是具有多重的意义，彼此冲突，变动不居；它是一个爆发持续不断的社会冲突的场所。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没有诉诸有关女性或女性性别认同之类的纯粹观念来组织知识和政治，而是倾向于使用多重认同范畴，例如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21世纪女性。归根结底，是实践的、智识的或政治的原因，决定了哪些范畴的认同将被包括在内和排除在外。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主义知识和政治的多重性和不稳定性是无法避免的。

后现代女性主义经常借鉴后结构主义思路，将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其统合性取决于内部差异关系。

由此观之，“女性”只有在某个特定语言系统中，在与“男性”的对比关系中，才能获得意义。符号的意义，包括女性和男性的意义，是不稳定的、多声部的，并且存在争议。

女性主义符号性人物大法官金斯伯格纪录片海报

由于个体在社会等级秩序的多个轴线（性别、阶级、种族、性相）上有不同的定位，性别的意义会各见其异，而符号也会表现出意义的冗余。此外，女性和男性的符号都将充当爆发社会冲突的场所，以至于性别成为社会分层的轴线之一。例如，将女性定义为富于直觉、长于养育和充满母性，而男性则被描述为讲求理性、自我导向和目标导向，就会将女性定位于社会从属角色，例如看护、支持和服务职能。从后结构主义的立场来看，性别身份作为意义和论争的场所，不稳定，多变化。想要一劳永逸地限定性别身份的努力，被视为具有政治性。

女性主义，亦会跌落父权的陷阱

后现代女性主义最具原创性和说服力的阐述来自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一书中，巴特勒打算破坏诉诸女人作为女性主义理论和政治的可靠基础的可信度。她坚持认为，所谓女人分享一种共同的性别身份，这样的想法可能为女权主义赋了能，但也错误表征了女人的生活，限制了性别政治的可能性。

《性别麻烦》英文版

事实上，巴特勒呼吁人们注意，女性主义是如何在无意中强化了它经常批评的二元性别秩序。

尽管女性的生活各不相同，但女性主义者设定存在一种统合性的性别身份。不仅如此，要想促进女性在政治上的赋权（empowerment），也似乎有必要将女性作为历史和知识的主体。巴特勒并不否认，基于女性被不可见和被剥夺权力的历史，部署女性这一范畴，自有其政治价值。

女性主义似乎陷入了两难境地。

一方面，显然有必要诉诸女性这一范畴来抵制男性的支配。但另一方面，每次诉诸“女性”，每次尝试具体说明女性性别身份的意义，都会产生排斥某些女性并剥夺其权力的效应。

核心性别身份的观念是现代西方社会的基础。这不仅是女性主义者的设定，而且是捍卫女性特质身份和男性特质身份这种二元对立观念的男性和女性的设定。

将男人和女人视为两种独立的、对立的人类类型，这种观点被习俗和法律如此强有力地推行，以至于这种信念意味着一种无意识的政治力量在起作用。根据巴特勒的解释，这种强制生产二元性别秩序的无意识迫力，就是强制性异性恋系统。它将人类变成两种互为对立的性别类型，每种类型都有其独特的身体、心理和社会本质，并且每一类型都被想象为没有对方，自身也不完整，从而使异性恋系统自然化、规范化/正常化。将二元性别秩序与男性支配的异性恋体制联系起来，为巴特勒提供了一种针对性别政治和性政治的批判立场。

女性主义者和非女性主义者都可能对社会力量和自然力量在生产性别方面的相对重要性提出异议，并在性别等级秩序的合法性方面存在分歧，但对于人性分为两种互为对立的人类类型，即女人和男人这一信念，直到最近，几乎没有分歧。女性主义者力图说明女人和男人如何以一种延续男性支配的方式成为女性和男性。尽管女性主义奉行批判性政治，但它却卷入了对它原本希望改变或废除的二元性别秩序本身的维护。

后现代女性主义：

性别是操演，是嬉戏

巴特勒认为，女性主义必须放弃核心性别身份这一观念。诉诸女性统一身份，不仅有失统合连贯，而且无意中助长了二元性别秩序和强制性异性恋制度的再生产。巴特勒没有去勾绘作为统一性别化自我的“女性 ”和“男性”的社会生产过程，而是提出，我们将性别想象成一种容易遭到颠覆和破坏的展演（performance）。

巴特勒没有将性别描述为驱动行为的自我的内在核心，而是颠倒了这种意象：性别是一种习得的情境性展演，其戏剧效应是有关某种内在性别化自我的幻觉。

手绘版《性别麻烦》

巴特勒提出了一套性别展演理论。自然和社会都不会生产出核心性别化自我，如果我们指的是女性和男性生活的有组织的心理核心。将女性和男性视为相互对立的统一自我的想法，是我们重复的性别展演造成的幻觉。

就像我们学会结合情境使用语言一样，我们也学会了如何以女性或男性自居来“行动”。通过模仿，奖惩体系，以及我们对文化惯例和语言惯例的掌握，我们学会了对我们的身体和姿势、着装、走路和说话进行风格化处理，并使用修饰和语法将自己投射为女性或男性。如果我们的身体表面表现出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刻板印象化特征，我们的行为就被视为表达出我们本真的性别化自我。然而，并没有什么真实的自我来指导我们的行为。

巴特勒将戏仿（parody）视为性别颠覆的关键策略。她将“变装”（drag）称为其颠覆潜力的典范，因为易装（cross-dressing）突出了解剖意义上的性与性别身份之间的脱节，巴特勒认为，这揭示了性别的社会性和模仿性。性别颠覆旨在使身体、性、性别和性相去自然化，以揭示其社会建构和政治建构。后结构主义颂扬游戏和抵抗，视之为颠覆，巴特勒同声呼应。

巴特勒并不打算用意在颠覆身份的政治来取代争取社会平等的女性主义政治。她的性别展演理论旨在替换到作为女性主义政治的基础的“女性”。如果自我是在行事本身中产生的，如果没有“行事背后的行事者”，女性主义就不能主张一个统一的身份，即“女性”，并以这种身份的名义言说和行事。对作为一种身份范畴的女性进行解构，并不意味着废除“女性”，而是使这一范畴持续开放以供论争，开放给新的社会部署和政治部署：

“

我会主张……‘身份’作为出发点，永远不能成为女性主义政治运动的坚实基础。身份范畴……始终是规范性的，因此是排他性的。这并不是说不应该使用‘女性’这个词……相反，如果女性主义预先设定，‘女性’指称着一个无法指称的差异领域，一个不可能……用一个描述性的身份范畴来概括的领域，那么这个词就变成了一个持续开放的场所……因此，解构女性主义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抨击它的使用，相反，是要将这个词释放到具有多重意指（significations）的未来，……让它成为一处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意义的场所。

”

使女性成为意义相互冲突的场所，为政治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例如，巴特勒自己拆分了性和性别，又架通了性相与性别，这种惹人争议的做法创造了潜在的新的社会联盟，比如在女性主义者、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之间，在女性主义者和围绕身体规范奋争的性激进分子或性少数群体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