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无名之辈》导演饶晓志：好电影的春天没有来

11月16日，由陈建斌、任素汐、章宇等主演的电影《无名之辈》，在同档期《神奇动物在哪里2》《毒液》等“大片”的夹缝中上映，宣传方顺着最近主演任素汐上《我就是演员》的热度，打着“好演员的春天来了，好电影的春天也来了”的宣传语，导演饶晓志还是觉得悲观：“要是好电影的春天来了，我们的排片不该这么低呀？”

饶晓志的上一部电影《你好，疯子！》口碑不错，票房仅仅报收1500多万。这让他在当时愤愤不平，也说自己和片中陈建斌的角色一样，“还在漩涡之中，憋着一股劲儿想要证明自己。”

《无名之辈》是一部关于小人物的群像电影，从章宇、潘斌龙这一对打劫手机店因为不识字抢了模型机的笨贼出发，一路串联起高位截瘫一心求死彪悍少女，背负罪恶感想要考协警赎罪的保安，背着婚外恋骂名外加一身债又内心有担当的房地产商，内心向往爱情讲义气的夜总会妓女等一系列小人物的悲欢。几条线索交织在24小时之内高密度发酵，从一天的横截面向观众剖析这些人物的全盘人生。对尊严的追寻牵引着人物的行动，最终又走向某种悲剧的宿命结局。

整部电影的基调从喜剧出发，一开始热热闹闹的抖包袱，看得观众哄笑开怀，却随着剧情的深入，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每个人物都令人心疼，每段人生都那么悲伤而无望。“用一天看这些人的一生”，是饶晓志创作之初给自己设定的目标。

多线叙事的电影，以笨贼作为线索人物，这些年着实不少见，从《疯狂的石头》开始，近期诸如《提着心吊着胆》《命运速递》等青年导演的小成本荒诞喜剧都爱用这个套路。饶晓志自认与其他作品不同，“我不为炫技，不是说把故事说花哨了或者剪辑得多巧妙，我的high不在这。只是群像浮世绘有更多的空间展现更多的人，我感兴趣的是想多说一些人的事。”

戏剧导演出身的饶晓志，在戏剧行业已经算功成名就。早年《你好，打劫！》这样的作品几乎和《恋爱的犀牛》《暗恋桃花源》一样成为全国高校校园剧社最爱搬演的剧目之一，也拿过话剧金狮奖最佳导演这样“高大上”的奖项。如今转行做电影，他说有生存的原因，毕竟电影能够抵达比戏剧更广泛的受众。

几年前，饶晓志在身上文了戏剧大师贝克特，“我觉得他影响我，他那种看透荒诞生活本质的荒诞性始终影响着我。”饶晓志说，自己跟师哥陈建斌现在还有事没事聊起这些大师，创作的时候回去翻经典的剧本寻找灵感。

《无名之辈》有戏剧导演擅长的“高度浓缩”，几组人物风风火火组成的小社会，夸张极致的困境展现出不同的人物性格，同时又是一个人不同阶段不同状态的映射。饶晓志说，电影的灵感起点源于某日听尧十三的《瞎子》中泛起前所未有的乡愁，而每一个人物，多多少少都带有自己在不同时期生命印记的影子。

11月15日首映礼的映后交流环节，有观众去而复返，说已经出门去等车，又觉得胸口闷得慌于是折回头来抢了话筒“质问”导演，为什么不给人物更光明希望的结局，为什么要看得人这么丧。饶晓志说，观众太需要安慰了，而事实上，写下这些人，给出事实，就是作为创作者能够给予的最大的善意。

【对话】

多线叙事不为炫技，只为多讲一点人

澎湃新闻：怎么会想到讲这样的一个故事？

饶晓志：有一天我在听尧十三的《瞎子》，之前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有乡愁的人，以前故乡是约束，是我要挣脱的地方。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小破地方，装不下我的情怀和理想，是这种感受。感觉自己是浪荡的，去哪里都可以。我18岁离开，先离开老家去贵阳，从小县城到省会再到首都。当时很兴奋，要开始闯荡。闯荡对于男人来说是兴奋的。一直到那么多年后，我听那首歌的时候突然觉得有乡愁了，关于故乡的人和事就排山倒海跟着那首歌就来了。于是起心动念想做一部跟乡愁有关的东西。

澎湃新闻：但这个故事又不是很生活化的，还是很有戏剧性。和《你好，疯子！》一样，这次也是刻画一群小人物的群像。为什么对于群像刻画那么有兴趣？

饶晓志：《你好，疯子！》讲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次讲平凡的人生而为人的尊严。也有社会，也有时代。但最主要的，我还是关注人，有人所以有思考有思想，这是最伟大的事情。我想讲的就是一个群像带出来对生活和社会的思考。如果我想用另一种方式，可能可以讲一个人的一生，这次我想讲这些人物的一天。我用一天去还原这些人物的一生。一开始我就规定了这个故事只讲一天，用一个截面来讲他们一辈子的事情，以点带面。

澎湃新闻：这些年同样类似的故事，从《疯狂的石头》开始，到最近的《提着心吊着胆》《命运速递》之类，都挺喜欢一群人兜兜转转的黑色幽默，从编导的角度上来说，你觉得这个模式有何魅力吗？你和他们的不同在哪里呢？

饶晓志：应该是群像对于浮世乱象的表现力，说白了就是野心吧，有可能这个框很容易承载野心。对我来说，有这个成分在里面，但我做这个故事不是为了炫技。我是为了讲人。有些人是为了炫技把故事弄得很花哨，从我的出发点没有任何要说我的结构能够有多强，我希望多角度的能够面广一些。当然我本来结构能力就挺强的，毕竟做了那么多年戏。

澎湃新闻：“无名之辈”既是片子的名字，也是电影的主题。我注意到电影里比如房地产商这样的一开头就被指名道姓，但像两个贼，瘫痪女，妓女这些角色直到很后面才说出他们的名字，这是有设计的吗？

饶晓志：是有设计的。像高明这样的商人，是小城市里名人。但至于像章宇、潘斌龙这些角色，好多人都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即便让他们在电影里介绍了，回头有观众提问的时候，或者这些天我注意到观众在网上写评论的时候，也还是会忘记，有人说，出了门就记不住他们叫什么了。我反而会因此开心，觉得塑造人物成功了，就会觉得，对啊，你看他们果然就是无名之辈。

演员和角色的魅力要1+1>2

澎湃新闻：这次电影里演员们的表现都很棒，怎么寻找到这些演员，并且分配对应的角色？

饶晓志：任素汐和章宇我本来都很熟，以前也是我的演员。老陈是我师哥，我们对很多人和事的看法，对生活和社会的看法是一路人。我们都喜欢贝克特、喜欢契诃夫，长久受戏剧的滋养，我们在审美上是一路人，我知道他能理解，能诠释好这么个人。很奇怪的是我在写本子的时候脑子里老浮现他，虽然那时还没正式跟他聊。

澎湃新闻：这次任素汐的角色很特别，她是个很好的演员，但你给她设计了个高位截瘫，就只能用脸演戏。看似是压榨了表演空间，其实又给予了更多，最初是怎么考虑的？

饶晓志：对于演员来说，什么东西都是压迫到那才爆发。我这次就是想把各种都框起来，时间要框起来，只讲一天，城市也要框起来，只有一座小城，人物把她困在一张轮椅上，这都是一种为了爆发而作的准备。可能也是创作的惯性思维，毕竟做了那么多年的戏剧。

澎湃新闻：任素汐唱了一首歌《胡广生》，胡广生，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他好像很用力又很无力，很鲜活又很模糊。他不像其他人有具体的背景事件，我们连他为什么那么极端和愤怒都不知道。你是怎么设计这个人物的？

饶晓志：对我来说，很多年轻人就是这样吧，有很多能量，觉得自己想做大事，虽然并不知道能做什么，同事受于很多局限性，受教育、环境、品性的局限，但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到了一个绝望的境地。这个名字，胡广生，看起来可能会是一个留守儿童，父母去了两广打工，他没机会受到教育，也没机会被爱，说白了是活得比较悲哀的人，够不到上面去不了下面。很多年轻人把自己武装得生猛，其实是虚张声势。他其实是个怂包，我觉得他连恋爱都没有谈过。

我自己也有虚张声势的时候，只不多我们幸运受到比较多的教育，父母在身边。也有满腔抱负，没有方向的时候。

澎湃新闻：和这些都各自很有经验和个性的演员合作，工作方式是怎么样的？

饶晓志：他们其中一些人提前一个月进组，一起学习方言，那时候他们已经会在一起梳理剧本人物的关系，自己进行一些剧本上的工作。（剧本）做了很多修改，现场也有即兴的发挥，根据他们对于人物的理解来。

澎湃新闻：像潘斌龙这样的喜剧演员，他说他一开始给你抖了很多包袱，但你不准？

饶晓志：我们根本就没按喜剧拍。我们是有幽默，但国内有时候很难分清楚幽默和搞笑。我们肯定不是在逗观众笑，我是奔着剧情片去，有一些是我想要做荒谬感，把假定性打破，比如开头，我先让观众去感受离奇感，去奠定观众心理的基调。但大潘有很多搞笑的包袱，是他习惯了过去他做“那种”喜剧的逻辑，但我必须在规定情境和人物的路数下。

澎湃新闻：最近任素汐去上了《我就是演员》，很多人说“好演员的春天”来了，这部电影最近打的宣传语也是“好电影的春天来了”，你觉得这两个“春天”的关系是？

饶晓志：对我来说，好电影的春天没有来吧。我希望它能来，但我并不认为好电影的春天已经来了。但是好演员的春天，我倒觉得确实是来了。一些流量明星也败北了，任素汐、章宇这样的演员越来越被人看到。

对我来说，舞台剧也好，电影也好，演员也好，都是工具，永远是故事在第一位。当然，现在的演员演得非常好，但角色也有角色的魅力。角色的魅力和演员的魅力，加在一起要1+1大于2，这就是我们导演要做的工作。就算可能换一波演员，也会呈现出另一个样子的角色。我不会太过于执着好演员的春天和好电影的春天之间的关系。

今天大家说好演员的春天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也会成为明星，他们也会变得更忙、更难约。我觉得好演员的春天，不光是说他们能红，能有热度，而是我们看待演员的方式和价值，不再是以前那样。观众看电影，不是奔着一两个人去，是奔着很多人去，这这很多的人，都有一个比较高的水准线，而观众不那么在意是不是明星，那是才是好演员和好电影的春天都到了。

我和电影里的人物一样在漩涡里

澎湃新闻：最近几年话剧导演转行做电影也是个潮流了，你觉得自己算是“顺流而上”吗？

饶晓志：我是先有电影的兴趣，小时候哪知道什么戏剧啊？当然也不知道有什么导演，先想当演员。后来机缘巧合考了中戏，就被熏陶成一个戏剧人，从那个时候戏剧就变成信仰了。信仰的意思是它就关照你，时刻照耀你的生活，你的为人处世，当然做电影也被戏剧普照。电影像个玩物，但有巨大的吸引力，你肯定才刚开始做是玩不够的，还是想玩它。

澎湃新闻：意思是未来的重心会放在电影而不是戏剧了吗？

饶晓志：这两个东西我分得清。戏剧我也不会放弃，这是种热爱。做电影有生活有生存的问题，但戏剧是融入生活的，真的演变成一种信仰了。我喜欢讲故事，用电影还是戏剧还是小说，都可以。是不是排一出戏去商演，这是工具的范畴，对我来说，是不是把戏剧作为谋生工具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澎湃新闻：这几年戏剧改了一些电影，开心麻花的喜剧票房成功，《驴得水》《你好，疯子！》《十二公民》这样的戏口碑也好，相比其他门类的IP改编，观众对戏剧还是比较买账的。你觉得这算是相对小众的戏剧走向大众的某种“胜利”吗？

饶晓志：我倒不认为是什么胜利，可能很简单就是现在太多资本进来把电影拍烂了，很急于求成，不知道为什么就拍了部电影。但做戏剧的人对故事的要求更高吧。戏剧剧本有文学性，背着更深的滋养基因，戏剧人也以戏剧的养分在思考。比如同样多线叙事，可能有些人注重剪辑特技，他的high点就在这里，但我们肯定不high这个。

澎湃新闻：去年《你好，疯子！》的票房和排片都不太好，你也在当时说，这种感觉像答对题老师不给分，这对你来说算个打击吗？

饶晓志：也不算是打击，就是人会被赶到一个状态里。回过头来看，根本不是事。不过人不就是这样矛盾而复杂嘛。

可能跟我也有电影里马先勇的状态点像。《你好，疯子！》票房败北，我拼命的想要做第二部，票房干出点成绩来证明自己，我跟他也差不多，也有这种急于着证明的时候。我依然是漩涡里的人，我没能跳开他们。他们有的我都有，只不过没有那么极致。因为我处在一个很长的人生进程中，不像那些人物被框在一个极端的情境之下。

澎湃新闻：很多导演会面对的问题，是自我表达和讨好观众之间的一些平衡。比如这部电影，很多观众会觉得很丧，但你又没法每次都在场，去解释你安排的用意，这会让你有些担心观众的接受程度吗？

饶晓志：其实对我来说，现在的结局是特别温暖的，虽然看起来好像无可避免的付出了代价，但因为每个人都在挣自己尊严，他们只有付出了这些代价，他们才能得到他们的归属和平静。陈建斌如果不挨那一枪，他就没法觉得自己赎罪了，他还会继续奔忙下去，和家人的关系不会舒解；大头要是就那么和姑娘跑了，那只是一时的浪漫，他们永远不会真的踏实幸福。就连章宇有一次喝多了，都开始痛骂我说我不让他死。曾经有一个结局乱枪被打死，他特别想死在这个故事里，他觉得更圆满。但对于我来说那不是圆满，我真的在给每一个人最好的结局。

我们的观众有时候太需要安慰了。我也不能说我不care，但我不担心。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事实就在那，圆满不圆满，都有事实。就算有观众说他觉得丧，那是因为他没有看清那个事实。这些人物诞生在我们的笔下我们的脑海里，我记录下来，给出事实，就是我能够给予的最大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