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妹》导演： 镜头下的改革开放时代足迹

口述 | 成浩(第九届广州市政协委员)

采访整理 | 杨玉珍

编者按：1992年，几乎在邓小平视察南方的同时，一部讲述改革开放初期打工妹生活的电视剧《外来妹》在央视热播。该剧创下了28个点的收视率，可谓创造了收视神话。随着电视剧的播出，改革开放前沿珠三角地区的生活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外来妹》是导演成浩的成名作，在这之前和之后，他还拍过一系列反映改革开放不同时期广东生活的电视剧，因此被贴上了“改革开放题材电视剧导演”的标签。艺术来源于生活，通过这些电视剧，改革开放一路走来各个重要历史节点的重要事件都被艺术而又真实地再现出来。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让我们一同跟随成浩导演，去回望那些镜头下的改革开放时代足迹。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改革开放已取得一定的成就，尤其是广东等沿海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在改革领域已经小有突破。这个时期，电视领域出现了一系列表现改革开放的题材，而我也正是从这时起涉足这个题材领域，拍了一系列反映改革开放生活的电视剧。从最早的《商界》《外来妹》，到后来的《风生水起》《纯真的年代》，每部剧基本都以反映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为主要内容。我喜欢拍这类题材的电视剧，不是我首先选择了它，而是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生活激励我去创作，给了我拍摄的激情和冲动。改革开放一路走来，总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成为重要历史节点，被载入改革开放的光辉史册，把这些事件艺术而又真实地表现和记录下来，既是艺术创作的需要，也是我们电视艺术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从池塘游向大海：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给了我创作的冲动

我是湖南人，1982年中戏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电视台工作。干了几年之后，1986年，被调到广州电视台。80年代初中期的时候，改革开放还主要在广东等沿海地区进行，没有推及到内地，所以湖南那时候跟广东比还是一潭死水。我们这些在湖南体制内生活的人到了广东后，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沉寂，广东这地方真是太活跃了，我用了一个比喻，它就像革命时期的延安，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图景在你面前展开。当时我感觉，我就像从一个池塘游向了大海。

首先是文化上的差异。广东这里流动着一种自由、新鲜的空气，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是自由、多元的，生活在这里，你会感觉到从来没有像这样释放过自己。

其次是环境带来的冲击。改革开放刚开始，全国很多人都南下，广东成了商业的天堂，当时流行一句话“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那种商品经济的热浪扑面而来，给你一种强烈的冲击。而且到了广东以后，我接触到了在别的地方接触不到的各种文化，如TVB、港台的各种信息等，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娱乐方式都传过来。那时，广州出现了音乐茶座和迪斯科舞厅等新鲜事物，邓丽君和港台的很多歌曲也都传过来，我们感觉这些歌都太好听了，再也不用唱千篇一律的歌曲了，那种生活的多元和热情全面感染了我。

来广州这年我还很年轻，只有30岁，所有的东西对我都很新鲜，感觉生活每天都有新的变化，我很想把它们记录下来。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在不断尝试去记录一些新鲜的事物，题材是如此丰富，创作环境又是那么自由，所以我一连拍了好几部这类题材的电视剧。

导演成浩

第一部为商品经济正名的电视剧——《商界》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逐渐兴盛起来，尤其广东等沿海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在这方面表现最为明显。我在这时拍了一部反映广州商业的电视剧——《商界》。它是第一部为商品经济正名的电视剧，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到80年代中期的时候，其实内地的商品经济还并不发达，只有在广东沿海等地发展得比较好。以广州为例，当时的商业活动特别兴盛：各大宾馆的前厅里常常坐满了人，谈着各种各样的生意；各种各样的公司都在红红火火运行着；个体户更是盛行。那时候有大量的舶来品进到广东，比如电子表、摩托车、蛤蟆镜，这些标签化的东西都是最先出现在广州，再由广州传往内地。那种热闹的场面，完全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单调。

在这样的社会生活基础上，广东出现了一部反映商业题材的小说《商界》。小说的作者是两个广东人，他们原来也是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后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下海做起了商品贸易，《商界》就是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创作的。小说发表以后，在文化圈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广州电视台就准备把它拍成一部连续剧。

这是广州台投拍的第一部大型电视连续剧，本来定的导演不是我，是中影的大导演胡炳榴，我做他的副导演。但后来因为胡导想把这个题材拍成电影，他就放弃了对电视剧的执导工作。后来台里又找了上海的导演，但那个剧组在创作过程中“难产”，最后领导决定起用新人，由我来接手这部戏。

接了这个任务后，我用半个月的时间把剧本从头到尾改了一遍，把摄制地由韶关改到了广州（前面的导演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把景取到了韶关，而且是搭景拍摄，选的演员也都是上海演员），把主演全部换掉，全换成了本地演员，服装、美术也统统换掉，以前的样片也不看，完全从头拍起。之所以敢做这样大刀阔斧的调整，是因为我对这类题材有把握，对剧里讲述的内容很熟悉。到广州的三年中，我结交了很多商界的朋友，他们的经历我感同身受，剧里讲的这些东西就是我的这些朋友正在做的事情，所以我基本上是实景拍摄，用的也都是广州本地演员。

电影和电视剧都拍出来后，作者看了我们的片子觉得非常震撼，因为它确实非常接地气，非常生活化。第一，我们这些剧作者、导演、演员都是广东人，对广东生活很熟悉；第二，我要求他们摒弃那种程式化的表演，追求生活的真实；第三，我们对原剧本进行了改编，加进了很多新的东西。所以，整部片子非常真实，具有浓郁的广州味道。

整部剧其实就是告诉人们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不要跟朋友做生意，不要拿个人情感、主观因素说事，商业有商业的规律，要遵守真正商界交易的规则。我们以前都倾向于跟朋友做生意，讲求和气生财，但这个剧第一次揭示了商界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和交易规则，不讲究朋友义气和个人情感。这个题材在此前是没有的，没有一个人或一部剧是从这个角度讲这样一批人、这样一个领域的事。我们拍摄这个题材是1989年，如果往前倒推十年，这些人干的事就算投机倒把，是买进卖出赚差价，是违法、要进监狱的。但这部戏却完全打破了以前的观念，对商业持完全认可的态度，第一次把商业做了堂堂正正的描写。

商业在我国自古就有，但历史发展到某个阶段，情况有了变化。以“文革”时期为例，商业当时被认为是违法的，只有国家供销社能有商业，别人是不能经商的，小商小贩和私人企业是不允许存在的。即使到了80年代初，还出现了影响很大的“傻子瓜子”事件：一个人瓜子炒得很好，个儿大味正，刚开始是一个人干，后来因为卖得好，忙不过来，就雇了七八个工人，但工商局据此就认定他是违法经营了，就把这个人抓了起来，后来在邓小平的过问下才被放出来。现在再回头看，这是多么荒唐的事儿，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种思想观念的问题。

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把“商品经济”写进了当年的《决定》，但为什么商品经济只在广东沿海地区发展得比较好？究其原因，我认为这和广东的先天优势和后天主动性有关。首先，广州是一个百年的开放口岸，也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方的一个窗口，而且它和香港一衣带水，香港完整的西方社会的模式就在对面，他们很容易就学过来；其次，广东有大量的海外侨民，比较容易吸引外资；再次，广东人比较敢闯敢干，好饮“头啖汤”，敢为天下先。所以，改革开放在这里是有基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里作为试验田，又首先进行了改革开放的尝试。有了先天和后天的条件，一旦改革之火点燃的时候，整个地方很快就燃起来了。

1989年下半年《商界》拍完之后，年底就送到中央电视台审查。1989年是个特殊的年份，经过了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后，北京当时的气氛有点特殊。但中央电视台还是很开放的，他们组织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和一个看片会。因为全剧只有八集，所以看片组对片子是一次看完的，看完以后，大家都很兴奋，长时间地鼓掌。因为这个片子给当时沉闷的气氛打开了一个缺口，透进了一道亮光，通过广东的改革开放，大家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改革的前景。

片子审完后很快就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播出以后反响很好，获首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1990年度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第一部反映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外来妹》

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外商开始来华投资办厂，由此也催生出中国第一批农民工南下大潮，“孔雀东南飞”成为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我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个题材，也一直在酝酿拍摄一部反映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一直到《商界》拍完之后，这项工作才正式提上日程，这就是后来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的电视剧《外来妹》。

《外来妹》海报

之所以下决心拍这样一部片子，还跟我的一次真实经历有关。1990年前后，有一次，我从长沙坐火车回广州，途经衡阳车站。列车快进站的时候，广播里说衡阳站已被农民工占领，让所有列车停靠站台时不准开车窗。列车进了衡阳站，月台上果真站满了背着行囊的大量农民工，只要是南下的列车，他们不顾安危，蜂拥而上。我们的车停下以后，车窗没有打开，他们上不去，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们。这时候，另一个站台上有一列蒸汽列车开过来，也是南下的，他们就不管不顾，转身又去奋力爬那辆车。为了不让他们爬上去，车子开始往外放白色的蒸汽，警察和保安人员也上去阻止。一番喧嚣挤嚷过后，蒸汽列车开走了，蒸汽也散尽了，但我一看月台上，还是茫茫一片，站满了人，要走的眼神还是如此坚定。这个时候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一个个年轻的生命，他们祖祖辈辈被钉在土地上，从没离开过家乡，对背井离乡的生活，他们显得那么执着，对未来的世界，充满了那样的渴望，他们不顾一切去尝试开拓一种新的生活，去闯荡他们从没见过的大千世界。我当时就下决心，一定要拍一部这种题材的电视剧。

确定了这个题材后，我和编剧谢丽虹（我中戏的同学，在北京工作）开始了前期的采访工作。当时台里批了我1000元的创作经费，我们就拿着这笔钱，走了很多地方，而且真的是在东莞的村里住下来，和外来妹们同吃同住。当时外来妹的生活条件很艰苦，都是住那种铁皮屋子，太阳晒过来非常热，没有空调，没有电扇。但她们都很年轻，不觉得苦，对这种生活反而觉得兴奋。我们当时采访了上百名女工，听她们讲自己的经历，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有原型，其中有赵小云的故事，有阿芳的故事，有凤珍的故事，有靓女的故事……我们和她们聊了很多很多，最后终于把剧本写了出来。

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外商来华投资办厂，最先是港商、台商，后来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企业。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拔地而起的新工厂和大批的就业机会，还有他们的新理念、新思想。《外来妹》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是外资进入中国后资本家和劳工阶层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就是这种背景下人们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发生的变化。因为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盈，更重要的一点是思想和观念的变化。我们抓住这个题材，也不光是为了写那些表面的社会现象，更是为反映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两种不同文化观念的冲突和碰撞。

剧中反映的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一种是从内陆过来、以志强等为代表的内陆文化，一种是以江生为代表的外来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也催生出以赵小云（陈小艺饰）为代表的广东新一代。

《外来妹》剧照。从左至右靓女、凤珍、赵小云、秀英，她们都是从山村走出来的外来妹，后来命运却迥然不同

第一幕戏开始的时候，赵家坳的优秀青年志强带着村里的几个女孩来广东工厂应聘，在招录的时候，女孩们都被留下，而他却被拦在了厂门外。他想不明白，在生产队里工分能拿10分的他，为什么现在却不如这些娇弱的女孩子？他本来来广东是为了保护这些女孩子，可后来是女孩们处处在帮助他、接济他，他由此感受到了深深的打击和失落。在这里，有了观念的第一次碰撞。随着剧情的发展，外来妹们供职的林生的公司被江生的公司挤垮，工厂即将面临倒闭。作为江生工厂的新任车间主任，赵小云为不能全部收下昔日的姐妹而深感难过，原来固有的老乡、兄弟姊妹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概念被打破，商界中残酷的一面开始显现出来。在这里有一场戏，当赵小云因为不能全部收留这些人而眼泪巴巴难过的时候，江生走过来，把她的头拨向另一边，说：“你要往这边看，这边才是你的厂，你要负责任的地方。”把这叫做现代文明的理念也好，残酷也罢，它正在更新大众对社会、对情感的认识。

剧中还谈到了江生对赵小云的“感情投资”。江生为了让赵小云更好地为他工作，总是给她送些零食、胸针之类的小礼物，赵小云把它误会为江生对她的感情，对江生产生了爱慕之意，谁知江生的儿子后来一语道破天机，说这不过是他爸爸“感情投资”的手段而已，这让赵小云备受伤害。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感情投资”大家都能理解，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却不能被接受。因为那个年代的人认为，感情是神圣无比的，怎么能拿来投资呢？剧中的这一现象刷新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而我们之所以表现这些东西，因为这些观念已经在广东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剧本完成后，后续拍摄工作并不顺利。我把剧本送给我们的主管领导副台长看，副台长认为片子的结局有问题，不同意拍。外来妹在外打拼多年之后，有些人又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家乡（以凤珍为代表），她们以为赚了钱以后还可以继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可后来发现家乡依然是那么落后，她们感到失望，于是毅然决然又重新走了出去，故事就是这样一个结尾。副台长认为，这个结尾把农村写得太黑暗了，有政治问题，应该写一个光明的结尾。我不同意他的意见，不愿意改，我说时代在进步，再让她们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她们已经改变了。

既然争论不出结果，官司打到了广州市委宣传部，剧本被送到了宣传部长手里。有一天早上，我突然接到通知，说部长要请我喝茶，然后我就去了。没想到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部长说，剧本我看过了，没有政治问题，艺术上导演说了算！我当时非常感动，我跟他素昧平生，没想到部长思想这么开放，同意我拍这部戏。

这部戏是在我们进行采访的东莞那个村中拍摄的，演员全部是我自己挑的，而且我们第一次起用了香港演员（内地第一部起用香港演员的戏）。本来最初请的演员是汤镇业，但试戏的时候发现他因为刚拍完其他戏剃了光头。后来汤镇业推荐了他的哥哥汤镇宗，我对汤镇宗的形象很满意。当时没有像现在这么高的片酬，只给了汤镇宗两万元钱，给陈小艺的报酬也很低，大概每集只有200元。虽然那时广东在进行改革开放，但是在我们那个圈子，大家那时还没有钱的概念，都很羞于谈钱。

我们按原来的结尾把戏拍完了，送到副台长那儿，他还是不签字。不签字我们就不能送到中央电视台去审，于是官司又打到了正台长那儿。正台长看过以后就讲了一句话：“以前的创作都是戴着镣铐跳舞，让你这也不能拍，那也不能拍。现在没人戴这个镣铐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自己戴着镣铐来跳舞呢？我看这部戏没有政治问题！”最后正台长签了字，这个戏就这样出来了。我当时非常感慨：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领导人都非常开明，非常实事求是，非常可爱，他们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敢于冲破以前的禁区。所以像《外来妹》《商界》这样的片子，只能产生在广东。

片子送到中央电视台审查后，很快就通过了，1992年春天开始在央视播出。正播的时候，邓小平视察南方的消息出来了，《外来妹》在全国一下子就火了。片子开播的时候中央电视台也不知道邓小平要去南方视察，我们拍的时候更是没预料到这样的结果，这可能就是时代使然、命运使然。不过由此也看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我们的片子则顺应了时代潮流。该片获得第十二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及第十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这部戏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收视率也创历史新高。据当时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对我讲，当时收视率有28个点，创历史之最。这部戏尤其对北方观众影响最大，因为剧中表现的生活当时离他们还很遥远，观众们被这样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冲击到了，由此他们也受到鼓舞，很多人的生活态度和观念随之改变。

改革开放催生的新鲜事物广告和股票进入剧中

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告和股票作为两种新生事物，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也走进了我的创作视野。1997年前后，我拍摄了电视剧《风生水起》（其中包括两个独立篇章“广告篇”和“股市篇”），就是讲广告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故事。

拍完《外来妹》之后的几年，我不拍电视剧，而是下海经商了。原来我说自己不看重钱，艺术第一，但在拍完《外来妹》之后发现，在广东这种地方生活没钱不行。我想，挣钱真的那么难吗，我要去试一试。于是，我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开始拍广告。

90年代初期的时候，国家刚提出了市场经济的概念，市场经济之后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国家当时还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电视划入第三产业，要求电视由公益型和事业型向经营型转变，这就为电视广告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经过一段时期创作人才的成长和经验的积累，我国的电视广告业在90年代初进入快速成长期，许多专业的影视、戏剧、音乐等人才纷纷参与到电视广告的创意与制作中来，广告从这时起也开始了较为专业化的运作。

90年代初的广州正是全国电视广告业的中心，是广告的重地，当时几乎全国所有广告的制作和原创都在广州，很多有名的广告都是在广州拍摄的。当时我的广告公司生意很好，那时我接一条片子就500万元。500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呢？为了拍出好的效果，我们可以用十几卡车的鲜花铺满一个山头，在制作上面可以花很多很多钱。因为当时广告已经开始注重以消费者的关注点为目标，注重情感诉求和人情味的追求，注重格调与品位，所以广告业非常吸引我们这些做影视的。

广告公司开了几年之后，我对拍广告有点厌倦了，于是又想拍电视剧。《风生水起广告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拍摄的，其中也有我自己的原型。

“广告篇”讲了一个外地的小青年跑到广州开创事业的故事。他先是在一家广告公司里做职员，后来慢慢发觉这种生活不太适合自己，就自己创业成立了一家广告公司。戏中融入了对广告业的一些思考，但更多地将着眼点放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年轻人是如何发展、如何成长这个层面上。戏里还描写了主人公的爱情，写到当时广东特有的“城中村”——广州杨箕村。这是城市里的一个村庄，外来的人租一间房把它分成两半，男的住一边，女的住一边，共用一个厕所，跟现在大城市的合租房一样。戏中很多乡村的东西和现代的文明创业糅合在一起，很有广东那个年代的特点。

“股市篇”则是写一个操盘手的故事，揭示了股市里的一些黑幕和内幕交易。我国的股票交易市场是上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正式形成的。1992年1、2月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自此，股市伴随着随后进行的国企改革，逐步发展起来。起初，股票发行试点城市只有上海和深圳，1993年之后扩展到全国。由于尚未形成完善的供求机制和市场监控机制，高速发展的股市立即出现了许多问题，如股市价格暴涨暴跌，投资者尚未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投机之风盛行，黑市行为大量滋生等。我们的片子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上。

从某种程度上说，“广告篇”和“股市篇”都是写人的成长的，而人的成长也反映了整个行业、整个社会的成长，以及整个时代的变化。

20 世纪90 年代，北京百货大楼前购买股票的人正在排队等待商场开门营业

我们拍这两部戏的时候，刚好是改革开放20周年，也算是对20周年献礼的作品。在我们之前，还很少有影视题材涉足广告和股市这两个领域，我们算是早期的试水者。《风生水起广告篇》和《风生水起股市篇》作为一部剧的两个独立篇章都得了飞天奖中篇电视剧三等奖。

“广告篇”还培养了两个新人——徐峥和李冰冰，这是他（她）们分别当男、女主演的第一部戏。这部片子在当时虽然没有《外来妹》和《商界》那么火，但是在都市生活圈子里影响很大，因为我们把年轻人的爱情和励志这些东西都拍进去了，而且拍得很都市化，可能算是最早的都市剧的雏形了。那个时候是电视剧刚刚进入产业化的阶段，这个戏已经有商业电视剧的雏形了。播出之后，很多人喜欢这种都市电视剧的味道，这种类型的电视剧之后就慢慢流行起来。

《纯真的年代》：致敬改革开放走过30年

成浩导演作品《纯真的年代》剧照，这也是表现改革开放生活的一部力作。剧中讲了很多历史事件，如知青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邓小平视察南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企股份制改革、亚洲金融危机、非典……这些属于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可以构成一部改革开放史。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为了对30周年献礼以及回顾30年来走过的路，我们又拍了一部电视剧叫《纯真的年代》（原名叫《我的三十年》，因为推迟了四年播出及其他一些原因，后来改了片名），通过三个人物之间爱恨纠缠的故事，展现了改革开放30年来的时代变迁，是一部很写实又不失看点的片子。剧中讲了很多历史事件，如知青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邓小平视察南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企股份制改革、亚洲金融危机、非典……这些属于一代人集体记忆的标志性事件如果串起来，可以构成一部改革开放史。

《纯真的年代》剧照。李亚鹏饰厉家驹，应采儿饰区静

当时之所以想拍这样一部戏，是因为到2008年我国改革开放虽然已经走过了30年，但很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改革开放是怎么来的、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开放。我是1956年生人，改革开放的时候刚刚20岁出头，我们那一代是对改革开放感受最深的一个群体，这部片子就写我们这代人、我们的青春，以及我们从成年到成熟、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一系列的变迁。这种变迁实在太大，我们究竟拥有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在这个戏里都有表现。我认为，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拍的话，可能没有人再来拍这段历史了。出于一种特别的情感，我觉得应该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告诉后人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为什么要这样选择，历史的车轮为什么只能滚滚向前，而不能再重复以前的老路。

这部戏通过个体命运的沉浮，反映了改革开放这项对于中国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政策对社会个体所造成的微观影响，同时又通过个体命运，折射出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化。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正面回溯，也把人性在面对利益、面对诱惑时最真实的状态还原了出来。厉家驹、冼广伟、区静等都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存在，是那个时代所有变迁的亲历者，同时也是那个时代各种利益交错的最直接体验者和最有力的见证人。有人评价这部电视剧是当代表现现实生活的一部力作，说得没有错，这是我的初衷，我就是要立足于现实生活，表现现实生活。现实题材的东西一直是我偏爱的，尤其是表现改革开放历史的，因为只有现实的东西才是最有魅力的，才是经得起时间检验、值得反复咀嚼和回味的。作为我们那一代导演，都有这种现实主义情怀。

到今年，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40年。4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一个经济穷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显著改善。但不可否认，伴随着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我国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环境污染、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等。从影视行业角度出发，我们既要歌颂伟大，同时也要直面现实，应该以艺术化、审美化的方式洞烛现实社会，关注社会生活的时代变迁，以高度负责的艺术精神和使命感来展现时代发展变化。影视艺术从业者应该学会做一个能触摸时代温度的人，不管这个时代是热是冷，我们都要去正视它、把握它、表现它，这除了需要一种责任感和热情外，更需要一种勇气和担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辱时代使命，做一个伟大时代的记录者、表现者、引导者。

责任编辑：杨玉珍

原刊于《纵横》2018年第8期

中国文史出版社旗下《纵横》杂志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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