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逻辑》：社会文化史视角下的民国知识人生活图景

作为中国近代至今的第一城，关于上海的研究，天然具备了跟社会史和新文化史思潮对接的无限可能。一方面，作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众多学者自然会将上海的城市研究，作为考察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分野、变迁的上佳样本；另一方面，伴随着《申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一系列报刊媒体和出版社的崛起，以及现代电影工业的发展，上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文化中心，无论是阅读、电影、音乐、戏曲等文化所涉的诸多领域，上海都有着极其丰富的第一手素材，供后世学者挖掘与研究。这或许正是最近三四年里，国内外从社会文化史视角研究上海城市史的优秀论著，比较集中地得以推出的原因。

上海社会文化史的主要学者分布在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上海市社会科学院这样几处科研院所，其中尤以华东师大的上海社会文化史研究最为引人关注。2015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先后推出华东师大姜进老师的《诗与政治》和张济顺老师的《远去的都市》这两本论著。前者全面阐述和分析上海越剧在二十世纪里的演化与变迁，后者以劳动人民、文化人和小市民这样三个代表性群体作为分析对象，考察新中国的政权鼎革对于上海人日常生活的影响，两者均在学界和读书界引发较大反响。2017年，上海市社科院的江文君老师又在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了《都市社会的兴起》一书，梳理近现代上海历史上，中产阶层的崛起与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各种职业团体、社会组织和文化组织的兴起过程。而到了今年，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的两本新书，堪称是上海社会文化史出版小高潮的延续。连玲玲老师的《打造消费天堂》表面上关注的是上海的百货公司，但其分析视角，还是考察百货公司对于上海城市消费文化和中上阶层生活方式的影响；而胡悦晗老师的《生活的逻辑》，则是将聚焦点放在民国黄金十年里，上海和北京的知识群体的日常生活状态上。胡悦晗尽管供职于杭州师范大学，但作为华东师大许纪霖老师的弟子，他的这一研究，跟许老师几十年如一日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研究，可谓一脉相承。而跟许老师侧重于从思想史视角考察知识分子不同，胡悦晗这本新书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论，都是深植于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理论范式当中。这样的研究呈现，也让本书成为上海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谱系当中，不可忽视的一部重要论著。

关于民国所谓“黄金十年”（1927-1937年）的研究，海内外学界已经可谓是成果累累，然而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史层面，探讨“黄金十年”是否真的能在史实和学理上成立。而无论这种争论的结果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单就上海这座城市而言，尽管也有“一二八”事件这样的战争阴云影响，但这十年仍然称得上是上海近代以来，城市经济和城市文化地位发展最为迅猛的一段时期。上海的出版和电影，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国内第一城市的地位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黄金十年”的上海社会文化史研究，跟目前学界已经取得的成果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后续研究空间。胡悦晗选择这一时期的上海展开社会文化史研究，体现了其不俗的学术眼光。

在这本书里，胡悦晗将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放在一起展开比较分析。这样的视角，的确能够诞生很多新的思考内容。文化，从来无法独立于政治而存在。北京在这一时期，之所以能够成为上海的一个可供比较的他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28年北京被国民政府改名为“北平”，原有政治中心功能丧失，文化中心城市的地位凸显，有着直接的关系。胡悦晗在书中，用“文明”和“文化”这样的二元范式，来阐述这一时期北京与上海各自城市文化特点上的差异。作为元明清三朝古都的北京，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而首都地位的丧失让北京的经济发展相对停滞，大不如前，反而更加强化了其“慢城”和“故都”的文化意蕴。而作为中国近代以来发展最快的城市，无论是工商业，还是电影、出版、音乐等文化产业，上海的城市文化生态，都跟以现代性为特征的文明紧密相连。北京之于文化，上海之于文明，这样的二元范式尽管有过于简单划一的嫌疑，但在整体面向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胡悦晗这本书里的分析，并不是漫无边际的，而是主要关注上海和北京的知识群体的日常生活。由于日常生活的平凡性和琐碎性，使得这样的研究，很难通过传统宏大叙事的政治史史料和二手文献中寻找素材。在资料搜集与整理上，胡悦晗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按照他自己在书中的介绍，本书的研究史料主要有四个来源。首先是包括齐如山、顾颉刚、翁文灏、金克木、何兆武等知名民国知识分子的日记、回忆录与文集。其次是诸如《上海指南》《上海市政府公报》《北平市政府公报》《北平周报》等一批由上海市政府、北京市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编撰的各种反映城市生活的调查报告与资料汇编。再次是包括《妇女杂志》《现代》《良友》《生活杂志》在内的民国知名报纸杂志。最后就是《新文学史料》、北京《传记文学》、台北《传记文学丛刊》等以刊发文人与知识分子的回忆性随笔散文为主的当代杂志。其中第一类和第四类文献主要提供点上的典型材料，而第二类和第三类文献则能够呈现面上的普遍生态。这样四类资料汇聚在一起，足以点面结合地还原当时知识群体的生活状态。而作者这样的史料选择与搜集方法，也能够给社会文化史的后学研究者，提供相应参考。

尽管作者在本书当中多次强调要避免社会文化史的过度社会科学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密集运用，应该也是这本新书的一个突出特点。首先作者的整体分析框架，就是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来展开的。无论是呈现知识群体的社会交往、阅读生活还是娱乐生活，作者都极其重视知识群体内部的阶层区分与阶层差异。关于这种阶层区分的具体体现，作者也深受布尔迪厄和另一位法国学者福柯的启发，重视运用社会空间和文化符号的分析方法。而上海文人而言，茶社、酒楼与咖啡馆这三类不同的社会公共空间，既承担着不一样的社会交往职能，也与不同经济状况与阶层属性的文人群体，有着比较明显的对应关系。而当社会公共空间转化为个体居住空间的时候，这种阶层差异体现得就更加明显。在北京的知识群体当中，四合院、西式洋房与会馆公寓这三类居住空间对应的知识人的经济与阶层属性，可谓是一目了然。

甚至在知识群体最为看重的阅读上，空间与阶层之间的互相对应，呈现得同样明显。以上海为例，新书、二手书与古籍书的售卖点，各自集中出现在城市的不同空间。分布在北四川路与福州路一带的新书店，在密度与规模上都处于上海图书市场的中心地位，其中福州路至今仍然是上海的图书零售业中心。而城隍庙一带则成为售卖线装书、古籍为主的书铺与书摊的集中地，其门面和店面设施都较为简陋，无法跟上述新式书店相比。而在顾客群体上，出版业从业者、文学青年、大学老师等新型知识分子，往往会集中光顾福州路与北四川路一带的新式书店，而城隍庙一带的书铺和书摊，则成为作家、报人等具有传统文人特征的知识分子们的淘宝之地。这样的梳理与观察，是颇具启发性的。

当然，本书并非没有缺憾。个人就此提两个小小的建议：首先，上海-文明与北京-文化这样以传统与现代的典型西方理论方式出发而进行的划分，或多或少放大了京沪两城的差异性，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两座城市的共性。事实上，无论是面对外敌入侵的大时代背景，还是城市内部保留的相当程度上的传统生活生态，在上海与北京这两座城市的知识群体当中，都有明显的共通之处。之于后者，美国华人学者卢汉超的《霓虹灯外》一书（本书今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再版），就详细论述了上海这座城市在民国时期，绝大多数城市平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小知识分子）的生活，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或者说现代化，仍然相差甚远。而之于前者，救亡图存的时代政治命题，不可能不对上海和北京知识群体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这就引发了我对于本书的第二点建议，那就是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研究，不能割裂于政治史而存在。我们看到在本书当中，为了突出知识群体的文化生活属性，所选择的大部分史料，都是京沪两地的知识人在读书、喝茶、吃饭、送礼、听音乐、旅游、跳舞、打牌、逛公园，仿佛华北日益严重的外敌入侵危机，和上海国共政治斗争，以及时时涌现的战争阴云，都跟知识人们无甚关联。这样的呈现，很难排除选择性运用史料的嫌疑。实际上，书中提到的鲁迅、梁实秋、顾颉刚、何兆武等知名知识分子，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都有着密切关注和持续发声。而这些内容，都在作者社会文化史的特定视角和强调阶层-空间-资本的这一既定理论框架的构建之下，被淡化和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