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逝世前风波——遗产之争，父子离心

编者按：关上书房的门，边听勃拉姆斯和莫扎特的乐曲边挣扎着将思想流注笔端——索尔长子格雷格以索尔·贝娄操练一生的方式缅怀他挚爱的父亲。作者将他珍藏心底的父亲与世人热烈追捧的文学之父相结合，在回顾索尔一生的同时，也在索尔的文学作品中找寻对应的蛛丝马迹，试图还原一个更真实立体的索尔·贝娄。

1994年感恩节的周末，索尔差点离开我们。冬季去加勒比海旅行本是想让我父亲提起精神，因为他仍对1992年艾伦·布鲁姆的离世感到悲伤，但这次旅行出了大岔子。索尔在《拉维尔斯坦》中的虚构性描述非常接近我所理解的发生的那一连串事件：温水里游泳，晚餐吃了一条有毒的鱼，错误判断了一个已经重病的人，飞回波士顿，坐着救护车进了急诊室，病情愈加不明，入院第一夜好几次休克。丹、亚当和我很快去了波士顿与杰妮斯待在一起。索尔的诊断一直未确定，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他陷入了药物引起的昏迷。我们坐在他的病房里，分析着每一点点新出现的诊断消息。杰妮斯说索尔醒来会想要看到完整的医学报告，便在一个很大的黄色便签本上做了很多笔记。

几乎所有最迫切的实际问题都被考虑到了。我们的小世界就像是一系列的同心圆将他包围在中间保护着他。最里面的圆里是索尔，杰妮斯保护着他。杰妮斯连着熬了几天的夜，精疲力竭，她的健康状况让护士和我们三兄弟都很担忧。但是杰妮斯拒绝回家，她说她只要一把牙刷和几件干净的T恤。接下来的一圈由丹、亚当和我组成，我们一致认为我们首要的工作是保护好杰妮斯和索尔。一旦他生病的消息泄露出去，我们的保护工作也会包括不让那些得到消息担忧他的人绝望。

索尔即将从诱发性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杰妮斯清楚表明，接下来的一切都有她，虽然她此时面容憔悴，但她有精力承担起照料索尔的一切。整整两个星期坐在索尔的病房里，等待着索尔诊断的每一个细节，担忧着索尔的安康，并且与我一起计划着怎么告诉索尔乔治·撒朗特去世的消息，这一切使我没有理由不信任杰妮斯。我告诉她我没想照料他或是为他做决定。我默默地认为，一个男人将他三个儿子的监护权都交给他们的母亲，他不会想要求那几个儿子照料他日常的安康。我与索尔谈论过亚利山德拉照料不了他，谈论过杰妮斯与他结婚做出了多大的牺牲，这些交谈都表明，他非常理解在他实事求是地担心他的身体大不如前的年月里需要依赖别人而不是我们。

我热切地希望差点离开人世的索尔会变成一个乐于仍然活着且渴望改善我们破裂关系的人。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连续几个月都接到索尔精力逐渐恢复的消息，莱莎去了佛蒙特探望他。当时杰妮斯安静地坐在一旁，索尔对他的儿子们怒气冲冲，他告诉莱莎他昏迷的时候，亚当、丹和我流露出了希望我们的父亲去世的愿望，这样我们就可以继承他的财产了。莱莎回敬说，“那太荒谬了。你的儿子们都来波士顿帮忙了。”索尔更加生气，他说莱莎如果不相信他，大可亲自去验证。莱莎非常震惊，也担心后果严重，便给我打了电话。我知道这个说法是假的，对之我很生气，便勉强地重复了整个事件，这些在索尔处于昏迷中的时候，我从波士顿给她打的电话里都已经告诉过她了。

莱莎和我都猜测索尔会那么说是不是都是杰妮斯告诉他的；当时只有她和他的三个儿子在。杰妮斯在那些天里都在做记录，因为她说索尔醒来的时候希望了解一切。还有，莱莎和我都知道，触及子女的贪婪和弑杀父母的愿望会挑起贝娄家族最强大的力量——长期威胁要剥夺他的子女继承权的亚伯拉罕的幽灵、李尔王的形象以及令人深恶痛绝的卡拉马佐夫父亲。

我从未质疑过杰妮斯对索尔的爱与奉献。然而，我已开始相信，在照料了虚弱的丈夫半年之后，可能还要再照顾或许数年之久，艾伦·布鲁姆的那些完全为了爱而做出牺牲的理念事实证明已不再具有说服力。基于她之后的数月及数年中的一系列行动，这在我看来相当于某种夺权行为，我只能认为杰妮斯已经开始觉得不仅仅要成为索尔最喜爱的人，更要掌握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不只是像过去那样支配他的日常生活，还要控制他的经济、法律及文学方面做出的决定。她的那些行为很容易就会离间索尔和他的儿子们之间的关系，但是却对我父亲和我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我不介意进一步隐入幕后让杰妮斯获得想要的权力，实际上我已经隐退了。我所介意的是，在她和我们的父亲那么脆弱的时候，我和我的弟弟们对他们的竭力保护却被她妖魔化了。他指责我们恶毒、贪婪，而杰妮斯友善且配合，我却夺去了她本占据的索尔照料者的位置，这一切激怒了我。

一年半后，索尔基本恢复，我去了波士顿看望他，决定要跟他澄清真相。我说我想跟他说说他生病期间发生的事。索尔打断了我，向我道歉说他不记得他昏迷期间我曾在波士顿。“尽管我很努力地回忆，但我什么也不记得了。关于发生了什么，我所了解的一切都是杰妮斯告诉我的。”我告诉索尔我并没有期待他会记得我，但我还是问了他是否相信我“闲坐在医院里等着他去世，这样我就可以从他那里捞到点钱”。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会，我们绝不会是那种关系”。我父亲提到我经济独立了三十年，这使我们避免了为金钱争吵。为金钱争吵不休一直是贝娄家族里其他几家人存在的问题。

我的问题激起了索尔的好奇心，因为他也听到了一些关于杰妮斯心态的传闻。回答他的问题时，我描述了围绕他俩的同心圆以及杰妮斯如何连续数日废寝忘食地保护他。我继续说，“只有上帝知道她经历了怎样的一段困难时期，但那必定如地狱一般。在那样的危急时刻，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但我学会了永远不要从人们被逼无奈的行为中臆断出什么永久性的含义。”听到令他满意的解释，索尔像他往常的反应一样，一言不发。

十年后，杰妮斯为索尔挑选的一位新传记作家扎克里·里德尔（Zachary Leader）为她在索尔生病期间和其后针对我与莱莎的行为提供了更清楚的线索。里德尔说，一位为他提供传记资料的人告诉他，我和莱莎密谋要宣称杰妮斯精神有问题，从而剥夺她对索尔的控制，并且要将索尔带去辛辛那提，让他离他姐姐简更近一点。里德尔问亚当和丹知不知道这个计划。他们当然对这样一个剥夺杰妮斯的权利并基本上是绑架索尔的本就不存在的计划一无所知。在那之前，我从不愿意与里德尔谈论我父亲，但他的问题让我的弟弟们忧虑，他们坚持要求我与这位传记作家毫不拘束地谈谈这个问题。否认了那些从来没有密谋更不用说讨论过的事件之后，我问里德尔他从哪里听来的这疯狂想法。除了向我保证那绝不是杰妮斯之外，他拒绝说出那个人是谁。我借机提醒里德尔先生警惕那个毫无证据传播这样虚假事件的人的可靠性，还告诉他我和我弟弟们都受到了污蔑，我们对此仍十分敏感。

这样荒谬的传闻揭示的是对索尔家族影响的极度关切。而且，讽刺的是，类似于我和莱莎被指控的那种“绑架”真的出现了。接下来的五年里，杰妮斯逐渐加强了她对我父亲生活每一方面的控制。她替他表达，有时候甚至用她自己的愿望取代我认为本应是他的愿望。很快，索尔有了新的文学代理人、新的代理律师、新的金融顾问。结果，杰妮斯被确定为索尔的遗稿代理人，新的遗嘱被起草，莱莎被撤去了遗稿代理人/委托人的身份，亚当、丹和我原先被告知可继承的遗产至少被削减了一半。我们被排除在外，不得从索尔去世后出版的文学遗产中获得任何经济利益。最终，杰妮斯将成为母亲，而且最重要的是，索尔将被葬在哪里由她说了算。

索尔与杰妮斯

我最初了解到这种非常个人的改变是1997或是1998年我去他们家偶然听到了一段电话留言，那是波士顿布里翰妇女医院生育诊所打来的预约电话。我意识到，杰妮斯，又或许是索尔想要个孩子。告诉了索尔这一信息之后，我表达了我的惊讶，因为在我们曾经的对话中他否认过再要任何孩子的打算。明显有些尴尬的索尔没精打采地说，他已经要求杰妮斯不要与他讨论这个问题。我断定杰妮斯此时想要孕育孩子，而索尔对此没有发言权，只能要求她不要将细节告诉任何人。她想要个孩子，这很容易让人理解，但她已年届四十，丈夫已经八十多岁，为人父母需要承担重大的责任。1999年那个叫罗茜（Rosie）的孩子到来时，她的出生在家族内外引起了轰动。关于她是怎么被怀上的，索尔提供了多种且彼此矛盾的说法。了解到杰妮斯采取了怎样的措施，我觉得他提供的许多不同说法相当有意思。索尔喜欢看罗茜玩耍、大笑。但我去看望我那日益衰弱的父亲时，那样的讽刺让我感到震惊：一所房子被一个充满生气的小生命和一个快速衰弱、经常卧床不起的老人占据着。

到2002年，索尔的精神衰退——类似于沉寂的黑暗大海中那些明晰的岛屿——开始加速。我下定决心是时候再与他好好谈一次了，我怕这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气恼索尔对我成年后的生活仅有过一时的兴趣，我决定以我父亲能理解的方式告诉他我是个怎样的人。当别人问他关于写作问题的时候，我父亲经常会援引司汤达关于怎么描写文学中的人物形象的话，那就是要给他们他们所没有的——也就是说，从基本的零零碎碎中创造出他们。我决定描述我自己的最好方式是采用一种类似的解释，我说，“我从我的家人那里获得我所需要的。”

我从毕比的评价开始说起，她说我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家，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忠诚于我所关心的人。我用自己所拥有的万花筒般的童年对之进行了阐释，我用我在家庭中找到的零零碎碎塑造了我的身份。我在结尾处向索尔致敬，他的热情与脆弱对我爱的能力以及对我成为一个好人、一位父亲都至关重要，它们就像胶水固定住了组成我个性的块块碎片。

我说完后，索尔称赞了我，也表扬了我所铸造出的特殊身份。但他最深触动我的是他提到了我给他打的那些电话，那些时候我因为那些我爱的人——安妮塔、毕比、乔治·撒朗特——去世而感到绝望。他说，“你在那样的状态下给我打电话，我能看到你灵魂中的良善。”谁会对一位老迈的父亲要求更多？如果那些是他留给我的最后遗言，那么我们就不会经历我们之间最痛苦的事。我女儿朱丽叶和查理·舒尔曼宣布在纽约订婚并确定结婚日期的时候，索尔发自内心地高兴。他一再地提及那个日期，就好像是努力确保它固定在了他的脑海中。我将他所坚持说的“竭尽全力去那儿”当成是他想要出席婚礼。一切安排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直到索尔在朱丽叶的婚礼前几周给她打了电话。他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只是说：“你得原谅我，我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朱丽叶和我心碎地进行了一次交谈，说到索尔怎么可以做出承诺却又不遵守承诺，给我们带来如此的痛苦。朱丽叶第一次明白了为什么我会在我父亲与我之间竖起自我保护的屏障，这些屏障是她经常注意到也向我指出过的。

索尔并没有给我打电话，还是亚当提醒他，如果不直接跟我讲这件事，问题会变得更糟。索尔打了一通电话，只是宣布他不能参加婚礼，但还是没做出任何解释。我告诉索尔他正伤害我和我的孩子，无论他是作为父亲还是祖父，这都是令人无法原谅的行为。他为自己辩白的时候，我说“你那该死的灵魂”，这大概是我对他说的最糟糕的话了，我知道他一直关注灵魂的长期命运。

索尔患上了中风卧床不起，大家都觉得他挺不过去了。我到的时候，杰妮斯和罗茜都出去了。一位陪护领我进了他的房间，他在那里一直处于时醒时睡的似睡状态。索尔认出了我，说话虽轻但条理清晰。家里的猫也躺在床上打盹，这促使我说我父亲当前的状态就是像猫的生活。他说，“确实如此。”当他风趣地说这“让他想挠一下”，此时闪耀出的是他的生机。

如我们往常一样，我需要消除误解，尤其倘若这将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交谈。带着巨大的惶恐，我告诉他他没有参加朱丽叶的婚礼，这深深地伤害了我。他回答说：“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的，但是我的病让我不能出行。”“但你的确伤害了我和我的孩子！”我高声叫了起来。就在那时，他的陪护进来了，表面上是来给他做一下检查，尽管她紧接着就坚持说索尔病得很重，他不能经受任何情感波动。就剩我们俩时，我问他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他说没有了。结束的时候，我说，“我们之间一直都很坦诚，我找不到任何理由现在要做出任何改变。”他点头表示同意。我离开去用午餐的时候，陪护正在给外出回来的杰妮斯汇报情况。我推断，陪护得到指示躲在门口偷听，一旦我提出我们之间的那些问题，她就进来打断我们。

一小时后回到他的卧室，我开始关心另一件事，或许索尔活不长了。我竭力寻找一种道别的方式，避免使用死亡一词。我站在他的病榻边上的时候，索尔将手放在了我的心脏位置。我告诉他我如以往一般爱着他，我亲吻了他，然后走出了他的房间。小声地说着“再见了，爸”，我祝愿他能平静地离去。

索尔说他希望我平安，这有助于治愈我受到的伤害。五十年来，我一直避免因为索尔让人失望而造成的伤害：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因为他的爱；成年了，因为我们之间所处的距离和情感上不同程度的隔绝。这次我出于对朱丽叶的爱而放下了戒备，我为此付出了代价。回想起来，我意识到我成功地避开了他彻底的冷漠。我所经历的失望，其实是一下子经历了其他每个人已经忍受多年的自私。

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年里，索尔已经非常虚弱，几乎没下过床。每次我在电话里询问他的健康状况，他都回答“挺好的”，这让我意识到我父亲已病入膏肓，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虚弱了。我根据威尔在电话里报告的情况监测索尔的健康状况。最终，情况变得那么严重，我乘坐红眼航班在清晨六点从旧金山到了波士顿。冬日早晨的温度只有两度。我在机场小睡了一会儿，一直等到温度升到四度。我向索尔报告说他得有百分之百的好转才能让我离开舒适的航空站，他听后轻笑出声。

显然，索尔上一次大着胆子下楼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那一天他振作着在一楼与我相见。杰妮斯一整天都在房子里进进出出，她很高兴看到索尔穿戴整齐在椅子上坐直。善良的玛利亚当时负责索尔的身体护理，她告诉我说索尔称我是他的“小家伙”，他会经常说起我。我父亲的精神状态实际上已经进一步恶化，沉寂的大海范围已经扩大，那些明晰的岛屿面积越来越小。他经常说着说着便不知在说什么，但是如果我有意与他快速地讲讲我的家庭，他似乎能听懂，甚至还问我是不是要退休了。

几十年前，我的头发就已经与索尔的头发一样白了，那次去看他，我故意留了长长的胡须，那些胡须也全白。天色渐晚，我也快要离开了，索尔说他很高兴看到“小家伙”。索尔刻意模仿了阿尔·乔森（Al Jolson）的语调，他让我想起我还是个小孩子坐在他腿上的时光，他让我相信我的肚子是一把大提琴，他边来来回回地拉动他的臂膀，边唱道：“爬上我的膝盖，小家伙。”

“是的，爸，”我回道，“即便被这些白雪（贝娄家的人对我的白发、白须的称法）覆盖，我将一直是您的小家伙。”几乎已经被埋葬了数十年的“青年索尔”和他的小赫谢尔在我们最后相聚的时刻再度出现了。我离开的时候，杰妮斯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安息日大餐，庆祝索尔在周五晚上下楼来。我相信这是他最后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下楼了。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索尔和我打过好几通简短的电话。我记得我对着电话大喊，“亲爱的，我爱您。”那是我对我父亲说的最后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