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翔评《庶民之声》｜“歌谣运动”的百年回响

《庶民之声：近现代民歌与社会文化嬗递》，周玉波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2023年10月出版，456页，118.00元

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创办《歌谣周刊》，揭开了“歌谣运动”的序幕。近二十年时间里，胡适、刘半农、顾颉刚、周作人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投身于近现代民歌的整理、研究中，许多成果虽属草创，却具有库恩所说的“范式”意义。这场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眼光向下的革命”，承继了古代士大夫歌谣搜辑的传统，也孕育着具有现代思想意义的“民俗意识”的萌芽（关于“歌谣运动”的研究可参赵世瑜《中国民间文化探索：眼光向下的革命》、徐新建《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

百年回眸，在肯定前辈学者功绩的同时也应该指出，当年的一些理念和方法还远未自洽和完善，近现代民歌在文化留存、保护、建设等方面的意义也有待进一步挖掘。近年来，学界开始重新认识民歌的文学、文化价值，周玉波教授的《庶民之声：近现代民歌与社会文化嬗递》就是在接续“歌谣运动”的文化理想下，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楬橥近现代民歌的发生发展情形及其在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进程中的表现，钩稽其与赖以生存的国家、民族、民众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尽可能客观真实地还原‘最后一座高峰’的斑斓色彩”（第1页）的一部力作。

近现代社会生态全景图

《庶民之声》以十六章、五十六万字的容量，通过丰富多彩的民歌，全方位展现了近现代社会生态。全书内容编排有着清晰的脉络：第一章至第五章，以时间为经，区域（场所）为纬，选取代表性文献，从背景、题材、内容、成绩、影响等多个方面，探究近现代民歌发生发展的实际情形；第六章至第八章，以专题形式，讨论抗战民歌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大运河民歌、婚嫁喜歌整理研究的想法与路径；第九章至第十章，以“唱春调”“绣荷包”“纱窗外”为个案，讨论近现代民歌与传统文化、民族心理及民众生产生活的密切联系，以及民歌与戏曲、小说文本的互动情形；第十二、十三章，在文化发展演进的综合语境中，立足具体文献，兼及民歌传播接受的实际，阐述近现代民歌与方言、俗字、民俗等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关系；第十四、十五章，介绍、讨论了日本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藏中国近现代民歌、台湾地区“中研院”史语所藏民歌的大致内容，以期尽可能全面深入地呈现近现代民歌文献的存世情形与近现代民歌生成发展的面貌。第十六章则是总体性、总结式的盘点，以“百姓生活史、时代写真集”的视角，指出近现代民歌“社会百科全书”的身份特征。有学者在论述“歌谣运动”的学术导向时，将其总结为“文学的”“民俗学的”“历史学的”（李传军、罗含：《表彰隐藏的光辉：歌谣运动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民俗研究》2019年第四期），《庶民之声》对近现代民歌全幅图景的展示，正呼应了“歌谣运动”的三个导向，并在雅俗互动的视野中，注重文献与个案、综论与专题、时间与区域的多维关联。因此全书虽然内容庞杂，却脉络清晰，逻辑严密。

全书的多个章节，单独拈出来都可作为细致观察近现代社会风貌的一扇窗户。以第七章“大运河民歌：宝贵的遗产流动的文化”为例，广义的大运河民歌，泛指流行流转于大运河船民、渔民和沿线城乡民众中的民歌俗曲，蕴含着本区域的风土人情、民众的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其中的《运河拉船号子》《运河渔船搭跳扛粮歌》等“船工号子”，与《淮南子》中“前呼邪许，后亦应之”的劳动号子遥相呼应，展现了运河民众劳作时团结协作、不畏艰难的精神。再如天津民歌《画扇面》“四月里天长没有寒风，小二姐高楼摆下龙门阵，手拿扇子笑盈盈，高丽纸白生生，画了个扇面儿显显才能”（节选），生动描绘了杨柳青女画师白俊英描画扇面的情形，可以视为大运河区域民风民俗的场景再现。还有扬州民歌《洋烟 侉侉调》“一更京儿里，月儿照花台，恨的洋人大又大不该，你在外国将生意做，因何混进我们中华大国来。漂洋来过海，火轮跟过来，私将烟土中华大国卖”等“醒民救世歌”，关注时事，宣扬爱国情怀，继承了《诗经》与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即便是以悲苦为基调的“唱春调”，也是民众“饥者歌其食”、与艰辛生活相抗争的一种表达方式，读者能够由此了解运河沿线民众旧时生活的艰难情状与运河民歌题材内容的丰富多姿。

北京唱本《花鼓子》

《庶民之声》还为读者呈现了大量较为珍贵的近现代民歌原始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文献的使用代表着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就近现代民歌而言，以业已出版的民歌文本为研究对象是较为便捷的路子，然而其局限也不言而喻：文献的全面性和原始性都没有保障。《庶民之声》全书据以言说的文献，一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等收藏的民歌唱本，二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等庋藏的中国近现代民歌唱本，三是台湾地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保存的民歌唱本，四是作者多年搜求所得的民歌唱本。前三类文献大都没有公开出版，研究者如想查阅通常要费一番周折；第四类中的民歌抄本、印本，通常只在民间流通，是作者无数次与书商讨价还价的战果。因此，《庶民之声》所呈现的近现代民歌，具备了“原生态”“一手文献”的特点，能为论述提供最坚实的文献支撑，也为读者呈现出原汁原味的近现代社会生态。

古今之间

卓人月推崇明代民歌曰“我明一绝”，傅惜华形容清代民歌为“旧调之外，复出新声，竞胜一时”，那么，该如何给近现代民歌定位呢？《庶民之声》认为，近现代民歌“在形制、题材、内容、功能与审美趣味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与前代民歌大不一样的特征，也因此成就了传统民歌发展的最后一座高峰”（第1页）。为了客观呈现这“最后一座高峰”的“斑斓色彩”，全书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宏大视野，注重揭示近现代民歌的优秀内涵。

《庶民之声》中涉及的近现代民歌，除了《时调雅曲》等民歌唱本外，还从类别视角综述了抗战民歌、婚嫁喜歌，从地域视角介绍了扬州民歌、大运河民歌，对于“唱春调”“纱窗外”等民歌牌调的流转与变体，也注重从民众文化心理的角度阐释其内在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理念、爱国情怀、荣辱观念等诸多内涵，在本书所征引的民歌文本中都有体现。

上海大美书局编辑、沈鹤记书局发行于民国三十年（1941）的《时调大观》中，有一首《提倡国货五更调》：

一更一点月出初，提倡本国货，呀呀得哙，努力就去做，始终如一不懈惰，用工夫，精求精呀，各物日增多，呀呀得哙，何愁国不富……五更五点正沉西，救国大事体，呀呀得哙，大家心要齐，外货虽贱勿要俚，有志气，劝同胞呀，国耻纪心里，呀呀得哙，永矢弗忘记。

上海唱本《时调大观》

“五更调”（又称“五更曲”“叹五更”）是古代民歌中常见的牌调，常用来咏唱男女私情。抗战时期，在“提倡国货、共纾国难”的国货运动中，这一古老牌调被注入了新的内容，成为宣扬爱国情怀的时代文艺作品。《时调大观》中另有一首以“赌鬼”自叹口吻警谕世人的《赌鬼十叹》，列举了沉迷于牌九、扑克、麻雀等赌博方式的危害，结尾“第十叹来叹完了，叹我赌鬼真苦恼，田地房产才输脱，到底年底黄皮梁”，可谓沉痛。《北京小曲百种》“劝诫类”也有一首《圣人叹》，其中“敬天敬地敬祖坟，千万莫忘父母的恩”“无义财食不可亲，谁敢背地胡扯乱云”等话语，与《赌鬼十叹》相互呼应，在沿袭传统“劝世”民歌的惩恶劝善主旨的基础上，又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庶民之声》并不仅仅满足于挖掘近现代民歌的内涵。早已定型的“歌谣”概念与“歌谣学”理论，在产生之初就有历史局限性，已经难以涵盖、指导近现代民歌传承保护工作，也就是说，建构具有当代学术学科意义的“民歌学”理论迫在眉睫。因此，在“附录一”《“中国民歌学”理论建构刍议》中，作者在辨析“民歌学”理论概念、提出“民歌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了“中国民歌学”理论建构的意义。所谓“中国民歌学”，意谓“民歌学”的研究主题——民歌是中国的；“民歌学”所遵循的理论、采用的方法是中国的；“民歌学”的目标，归根结底也是为了解决中国文化问题，服务中国文化建设。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视野下，《庶民之声》认为：“新形势下的历代民歌的整理与研究，理应有更高的目标、更好的规划、更大的力度、更实更细的举措和更为理想的成绩，尝试建构‘中国民歌学’理论体系，既可在学术、学科层面，为民歌整理与研究工作营造良好的环境，亦可为实际工作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持。”（419页）

在新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中，“民间文学”自1997年一分为三后，重新回归到中国语言文学大类之下，成为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近现代文学”并列的二级学科，“歌谣学”则与“神话学”“故事学”“传说学”“史诗学”等一起，成为二级学科的分支学科。时移事易，作为分支学科的“歌谣学”，无论内涵还是外延，理应已经接近或等同于《“中国民歌学”理论建构刍议》所讨论的包含更广的“民歌学”。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多年之后回顾民歌研究史，这篇文章的意义或许会与《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歌谣周刊·发刊词》等同样重要。

苏州唱本《采桑山歌》

为“庶民”写心

民歌研究是小众的，其研究对象——民歌却是大众（庶民）的。作者解释以“庶民之声”为名的缘由道：“一是感念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对‘庶民’命运的关注与对‘庶民’使命的期待，二是虽然浅陋，仍期作近现代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到民间去’运动在百年后的余音嗣响。”（第8页）《庶民之声》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受到大众欢迎，相当大的原因是为“庶民”写心的大众情怀与学术温度在写作中得到了忠实贯彻，让它成为了一部接地气的著作。

洪长泰认为，五四知识分子正是通过研究民间文学，对中国文化提出了一些新见解，那些久为人漠视的歌谣和传说，在文学和文化价值上，不仅不逊色于“上层文化”，而且比“上层文化”更加多姿多彩、生气勃勃（[美]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董晓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页）。刘半农、周作人、顾颉刚等一代知识分子，标举“到民间去”的旗帜，既承袭了“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冯梦龙《叙山歌》）等古代文人“民间视野”的传统，也呼应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赫尔岑等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号召。

洪长泰著《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昔时今日，人情不远。《庶民之声》所关注的，多是社会下层的普罗大众，是“怨恨苍天眼不睁，何日何时才出烟花门”的青楼女子，是“一天到晚不能安静，东跑西颠活头不轻省”的老妈子，是“十月里来岭梅黄，夜长日短苦工忙”的湖丝阿姐，是“不望金银来打发，只望把儿留在家”的哭嫁新娘，是“驴牛骡马都饿死，用物家私一扫光”的洪灾难民，是“人说道天生一根叫花骨，勿讨饭总归勿成人”的街边乞儿，是“当兵离了家，一心当兵去把鬼子杀”的热血青年……细读《庶民之声》，读者会不自知地沉浸到文字中，体会着民歌中人物的哀与乐。正如本书末章所说：“近现代民歌可以视作无数普罗大众发自内心的合唱，合唱中的哀怨、叹息、抗争、呼号等声音之外，理应包括《采茶山歌》中‘还要做只采茶山歌唱一唱，落得大家意洋洋’和《湖丝阿姐》中‘有夫自当随夫主，一生鱼水乐和谐’这样倔强的予人以温暖和希望的天籁之声。”（390页）

风陵文库藏唱本《采茶》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着手整理《老民谣 老童谣 老情歌》算起，《庶民之声》的作者从事民歌整理与研究已近三十年了。民歌研究者“到民间去”是理所应当的，但真正做到却不容易。在这三十年里，作者一直以开放的思维游走于学院和民间，将严谨的学术训练与踏实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附录二”《近现代民歌的当代遗存——以沭阳小调为例》就是这“一定的田野调查工作”的例证。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作者还抱持理解之同情、共情的心态，关注、结识了一批民间艺人，“后记”里有一段话，是向民间艺人致敬的：“‘生命力’的本体，是我念兹在兹一说再说的民间文化、传统文化，是在生活的底层挣扎奋斗的民间艺人，是数量有限日渐稀少弥足珍贵的民歌的知音。”（450页）在民歌研究圈子里，周玉波教授常提一个词“抱团取暖”，这也是他发起设立“民歌时调群”，在学报主持“民歌与民歌学”专栏以凝聚众人力量推进民歌研究的初衷。就当前的人文学术而言，民歌研究绝算不上显学，因此，同行间的切磋交流，也便有了“荒江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钱锺书1988年7月7日致郑朝宗信）的温度。

《庶民之声》出版数月来好评如潮。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能够得到大众接受并不是容易的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作者在“后记”中说：“多年来我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从事历代民歌整理研究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借由民歌感受民间文化、传统文化历经千年而绵延不绝的魅力，感受普通民众‘在极端困苦生活中的生命力’。”（450页）一百前年的“歌谣运动”，其余波延荡至今，在《庶民之声》这里产生了回响。希望这声音既是旧章的完结，也是新篇的启端。